为什么‘文革’这中国人‘应该忘却’的事情美国人在著书立学大有兴趣

作为中国人，首先应该淡化文革，然后是逐步，直到彻底忘却这十年浩劫的文革，这是大方向。

在中国，你已经很难在书店看到一本描写文革的读物了。在中国学生的历史课本中，文革的内容每编一次就简洁一次，最后可能是只有一句话‘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美国人倒是把中国的文革当会事情，学者在研究，在著书立学，大学的教授在开设课程讲述文革、美国大学生在课堂讨论文革，报章杂志不断有采访中国经历过文革的人士的报道，甚至有基金建立课题，组织人员到大陆获取文革真实情况的资料并开展讨论研究。

华人社会里有句流传极广的悲怆之言：“文革虽是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是在海外”。

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文革是世界性话题。

多年前，哈佛校长就提出：中国文革有世界含义。

1988年秋季哈佛大学首开文革课时，在该校每学年发行一本、厚度近千页的课程手册里，对该课程的简介是：“从1966年至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民众之间的争吵斗争、学生的暴力行动、政治领域的密谋诡计、军队里面的图谋不轨折腾到分崩离析的地步。这个国家一度看起来是全世界纪律最严谨和最稳定的专权政体之一，而在上述的十年间，显得是快要瓦解成碎片、陷于无政府状态了。导致这种状况的，恰恰是对建立这个专制政体作出首要贡献的那位毛主席。本课程将追踪毛泽东的目标，挖掘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深层次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中国人有意义，对我们也同样有意义”。

说美国人讲文革、研究文革，就应该提出一个主要的人物----马若德教授。

2012年10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为马若德）应邀来香港，为他的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译本首发，在中文大学作专题报告。这场报告会的最佳地点应该是毛泽东曾指挥文革的首都北京，第二佳地点应该是薄熙来曾唱红打黑的雾都重庆，可惜这两地都开办不成，只好在第三佳地点香港举办——香港虽然不是中国文革的中心城市，却早已经是全球文革研究成果出版发行的最大中心。由此而奠定了他作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文革的领军人物。1974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1983年，他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在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1997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领导层在1961至1966年期间的严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来将近一千七百页，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让人望而生畏、叹为观止。

西方世界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麦克法夸尔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工作。远在1980年代的中期，哈佛大学校方就正式向他提议，可否在该校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专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如果开成了，这将是全世界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到那时为止，虽然西方大学其他的课程中也有中国文革的内容，但都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或中国现代史的一小部份讲授的。

虽然这个建议对麦克法夸尔颇具诱惑力，但他却心中无底——中国的文革是那么的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怎么好给美国本土生、本土长的大孩子们讲清楚呢？比如说吧，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的头排猛烈炮火——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被罢官的时代是16世纪中叶，那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了两个多世纪。怎么能够对美国的本科生讲明白，在毛泽东的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都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小仆人呢？

谁料想首届题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于1988年春季开课时，哈佛本科生中主动要来上的几达千名。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学生才只有六千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倒是给校方后勤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校园里没有这么大的常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Sanders剧院里上；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学生接受博士学位证书的仪式便是在那里面举行的。

正式注册修首届中国文革课的学生是830名左右，仅助教队伍就有22名。

美国人讲文革，最着重的是‘比较史学’和‘宗教社会学’里的一个宏大主题：历史上主要的宗教运动都展现出普世主义的强劲趋势，尤其是在兴起扩张时期。当今世界的几大教派，都是在此一核心主题上做得特别成功的，都是以拯救全人类为己任，所以在历史上有Christendom（基督教世界），它超越世俗王国公国的边界，涵括欧洲旧大陆的绝大部分。随后伊斯兰教兴起，穆斯林以利剑扩张《古兰经》经义，目标是建立大一统的Caliphate（神权哈里发国）。即使是较和缓的佛教，也是要普度众生，引领各地信徒进入极乐的一体世界。共产主义在这个核心理念上，与这些普世主义宏大宗教一脉相承，立志要解放全人类。自从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就自信他领导的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新中心，在1966年前的好几年，毛就在把他的世界革命理念谱成战略战术。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给这一宏大远景注入新的血液，红卫兵冲在前头，成为中国输出革命的新军。他们一有机会，就设法在别国首都和大城市中心举行示威，高喊中国文革的口号、高唱毛语录歌。另一些红卫兵非法越境进入邻国，宣传毛的革命路线和落实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部署。还有一些红卫兵偷越到邻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参加当地游击队。这些与1917年前后欧洲多国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跑到俄国投身十月革命，也是一脉相承的。

美国人注意到，问题不在于中国文革的国内层面，而是它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和更大范围内国际政治的影响。因为在那期间，尤其是头三年的红卫兵运动阶段，中国有激进的输出革命的作为，闹得有些周边国家反弹激烈，往往导致暴力冲突和军警镇压，并殃及海外华人社群。

经常阅读英文报刊的人或许会注意到，薄熙来出事以来，麦克法夸尔就成为国际主要媒体采访最多的西方资深学者。倒不是他与重庆有什么特殊关系，而是因为他的文革研究为解读重庆事变提供了最贴切的背景和深层脉络。薄、王那一帮领导干部利用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舆论制约、更不受道德制约的黑帮式权力，为别人造就了一片红色恐怖，同时也为自己埋设了一串烈性炸药。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引爆——爆炸是一定的，爆炸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则是不一定的。于是，从第一声锣鼓报幕起始，全世界的观察家们就在等着看好戏。读过麦克法夸尔有关文革研究多部著作的人们应该有所意识：这台戏还没有演完，挺精采的一出戏又上演了。

自从去年，有人提出‘美国在进行文革’这个说法后，新一轮研究中国文革的局面又出现了。

美国人注意到，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香港和大陆之间的交往逐渐宽松，出自内地人手笔的文革回忆录和研究作品，一直是以香港为首选的出版地。外文（英文为主、也有少量法文和日文）的文革研究作品之中译本，也是首选香港出版，这个商业城市成了全球有关文革作品出版发行的第一重镇。不过，这种盛况到了2006年即中国发动文革的40周年以后，逐渐衰退。一是归于年岁不饶人：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到了这个年头多半已经是精力不济或辞别人间了，出自他们手笔的高素质文稿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内地有关文革研究和教育的空间愈益压缩，这不仅令已有的文稿难以送到海外出版，更关键的是，缺乏公众关注的持续刺激，许多原本有意撰写文稿的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也慢慢消解了写作的动力，失去了支持的资源。经济学论证的“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的普遍规律，在学术研究和出版领域也不例外。对文革档案的严密控制、对散失在民间的文革实物及印刷资料的损毁，如博物馆图书馆里的相关内容被封、对读者和作者互动渠道的堵塞、对公共论坛的关闭，等等。十几年下来，当年八亿多中国人用泪和血换来的文革经验和教训，就这么被冲洗得愈益晦暗不明。

因此，重新再梳理资料，再开课题，再讨论研究又做起来了。

哈佛校长强调，中国文革涉及的基本问题有诸多元素是现代社会普遍面对的，即便各自所处的发展水平和政治状态有别。

毛泽东的解放人类、一统天下的宏大愿景是始终在地球上空旋转。

这文革是应该继续讨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