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是中国政治厮杀内战的开端

 1912年刚刚建立中华民国，1913年年中孙中山就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分裂中华民国的叛乱战争，这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政体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而且，使革命党授人以柄，在民众中声誉扫地。更重要的是，给维护帝制的旧势力产生了复辟帝制的理由和口实。因此不能不说孙中山的所谓“二次革命”搞地方割据叛乱分裂战争，使当时的中国人得出了没有皇帝天下就会大乱的判断，形成了只有君主立宪才适合中国国情的舆论，这不能不说是造成后来袁世凯称帝的一个原因。

总之，孙中山不顾举国反对，发动“二次革命”旗号下的分裂中华民国、叛乱中华民国的不义之战，是毁坏中华民国宪政民主进程的犯罪行为。说“二次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实质上是孙中山“二次革命”违背天理民心，遭到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的强烈反对和唾弃，根本就没有民意基础。“二次革命”开启政治厮杀的恶性互动。

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实际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个偶然，第二次就是必然了。

其实，与后来频繁发生的内战一样，民国“第一次内战”的爆发亦非偶然。袁世凯的专制集权及民初政治的乱像固有以成之，但国民党人也责任悠关：在“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未能立奏膚功的情形下，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备受批判的思想政治语境中，国民党以“革命”手段来解决与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矛盾，是符合其自身政治思想逻辑的。而这种思想和行为倾向，又不可避免会激起本来就有“反革命”冲动的敌对一方先发制人的考虑。

所以，当孙中山等人谋划发动“二次革命”时，袁世凯很快找到了发兵镇压的理由：“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于是，民初政治形成这样的恶性互动：“革命”一方以极端的思想行为向“反革命”一方不断提供以同样极端的手段加以对付的“合理性”证明，而“反革命”一方的“倒行逆施”又反过来不断证明着“革命”的“合理性”。双方互激互励，民初政象也就益形险恶。

国民党声称袁世凯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国会反对，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丧权辱国的善后大借款，扩充军备为自己消灭南方同盟会力量做准备，是严重的违宪行为。与国民党的声称相反，当时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以及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有舆论指出这是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是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武力行动。

　　另外，国民党在对袁世凯的指控忽略了两个事实，孙中山在1912年8月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当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袁两人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而且，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只有日本同意借款。1913年春，孙中山为筹措资金而与日本人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这真是贼喊捉贼啊。

政治领袖的抉择，可以深刻地影响历史发展的面貌。如果政治家拒绝兵戎相见，坚持以政治斗争、法律手段和诉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决纷争，中国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净化和提高自己，从而逐步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而孙中山首开民国滥用武力、以刀枪分“是非”之先河，对此后一系列接踵而来的武人干政、军阀混战事件实难辞其咎。

中国几十年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