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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星北美工作室国际政治评论》::电邮: tantianxing.usa@yahoo.com
该文来自一位华裔住在多伦多约克区公寓社区的真实采访。连载(三)
本文重点地先说说一个中国人与世界华人在世界近代历史上遇到的一个一百多年的世纪辱华事实研究与考证,特别是看近代、近期这么多年过来西方白人族裔和白人种族主义者真实的内心想法和事实考证。
今天要先说一个中华历史受屈辱的大论题,这个论题的起源就是:100百多年前(在1917年前)在上海的租界区里,西方白人管理者在中国有树牌子:“华人与狗不能入内”。对此,全世界的东西方历史学者一直进行的世纪大讨论一直都有:“华人与狗不能入内”到底在过去的上海有没有存在过?
在中国35岁以上的人,在台湾,香港,新加坡,还有世界其它国家区域的华人圈子里,50岁以上或知道点中华历史的华裔都知道这么一个一百多年前遗留过来的历史辱华问题大讨论,还有许多争论。
但是,对于中华与全世界华人都会自然发自对于西方和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一个灵魂拷问,“华人与狗不能入内”那块在他们其内心里思维或心理上的真实牌子在西方和白人种族主义者他们的内心里到底有没有真实存在过呢?
然而,通过采访华裔朋友在多伦多市枉得胡夫160号公寓社区里遇到发生的族裔矛盾对立问题,大量的事实,以及最近朋友遇到的事实上的屈辱和欺压,以及遇到的被诬陷与恶毒攻击。从事实上看,加拿大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确从他们自己内心发出的本能思考和事实上的举止与行为,他们对华裔的态度是有清晰的理念与态度的,甚至会发生华人命和身体健康还不如他们的狗命重要!这些具体事实说明我们会在后面连载发出。
目前先说“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一个比较全面和权威的历史考证文章:
Facebook链接: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 | Facebook
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历史考证与研究
薛理勇先生撰写的《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的文章,发表在《世纪》双月刊今年第二期上,再次提出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问题。该文声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讲根本没有根据,是哗众取庞,何况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等等。
该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很多人列举了大量史料,或根据本人所见所闻,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上述观点予以纠正。本文就此问题再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一)
根据目前已见到的文字和图片史料,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大致涵指两种情况:
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是一种对上海租界经办的公园章程揭示牌的基本精神的概括说法。据笔者所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最早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是姚公鹤著的《上海闲话》。这是一本影响较大的上海史料笔记著作,191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姚在该书中说:“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不准华人之拦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园,其最著矣。”“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得入内’是也。”[(1)a]若对这段文字细加推敲,并以图片资料加以佐证,这里所说的“狗与华人不得入内”,显然是对该公园门前用英文书写的公园章程揭示牌的一种概括用语。1943年7月出版的《上海租界的黑幕》一书,对这一说法更加明确。它说,‘过去有一个时期,公共租界小公园之揭示牌上,标举规则多余,其第一条说,‘此园专供外人之用’。”另有一条,“此园不准犬类入内。”“简单说起来,就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2)a]由于它是一种概括用语,所以在文字组织上也略有出入,如“狗与华人不许入内”[(3)a]、“华人与犬不准入内”[(4)a]、“狗与华人不准入内”[(5)a]、“狗同中国人不许入!”[(6)a]等等。
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指揭示牌上就是明白写着的那么几个字,而不是概括用语。这有一些目击者的回忆可以为证。如方志敏在其所著的《可爱的中国》一书中写道,他曾和几个穷朋友在上海闲着无事,同去法国公园散散闷。”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7)a]1960年,有位曾在外滩公园担任三等英文秘书、姓陆的老员工回忆说,他在一、二十年代在外滩公园工作时,外滩公园的门口竖有一块大牌子,上面有公园规则(即1917年9月工部局用英文发布的10条规则)。
另外还专门做了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木牌为长方形白底黑字,插在草地上。由于日晒雨淋,木牌损坏,以后又改用三角铁底架,上有网形块状铁牌。后来,这块牌子被取下,放在公园音乐厅的地下室内。最后被当废铜烂铁处理掉。目睹过这样木牌的人还有许多,这里不再列举。[(1)b]
上述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两种说法,笔者以为并不是对立的,也不是互相排斥的,很可能是先后出现过,也可能是同时并存的。关键是这两种说法都证明了在上海租界一些公园门前确实有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
(二)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木牌,是否如薛文所说是“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是“缺乏根据,或者讲根本没有根据”呢?笔者以前面的分析与探讨已部分的回答了这一问题,现再分列五点作进一步论证:
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曾列入上海租界公园规章之中。
如1913年7月,工部局公布公共花园(即外滩公园)与预备花园的规则,其中第一条规定“这些花园只准外国人(社团)进出”,第二条则规定“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1914年公共租界巡捕房公布的《公家花园章程》中,第一条明定“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四条则明定“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1916年5月,工部局公布《公园规则》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狗与自行车不准入内”,第三条则规定“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仆佣除外”。等等。[(2)b]
又如,法租界的顾家宅公园(即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于1909年6月落成,同年8月开放。“当时该公园章程,第一条第一项便明白规定,不许中国人入内;但是照顾外国小孩的阿妈,加套口罩为条件。”[(3)b]上述规定,直至1928年6月18日,在上海市民历年不断的反对下才予以修改,并对华人开放该公园。
这些公园章程或规则,都一再明文规定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租界开办的公园,法国公园甚至规定狗可以有条件的入内,而一般中国人则不许入内。这些章程和规则正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说法流传的基本根据,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木牌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可能。
二、目击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木牌者,不是个别人,而是分布在各个层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政治活动家,也有普通的知识分子和市民,有的就是挂有这种木牌的外国公园中的中国职员;目击的时间也不是同一时期,时间跨度大体在本世纪初一、二十年代;而目击者回忆的共同特点都是印象深刻,说得具体,连目击时的心态都还常记不衰。对于这样的见证人,虽然没有原物作旁证,但是对他们的文书和陈述,在没有获得反证的情况下,亦应视为不可忽视的根据之一。
三、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木牌是否存在过,必须和当时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考虑,而不能以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条件作根据,妄加臆断。当年上海租界里禁止对华人开放的远不限于公园,还有其他种种公共场所。
1925年五卅运动时,上海东吴大学法科学生在其停课宣言中指出:“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金额十之九,而工部局董事反不得参加;公园及其他娱乐场所,华人不能入内;租界经费用于华人者,仅有两三所之小学校,此小学校之经费,工部局所用于公园音乐队之经费反超过之。吾人可见西人动言华人排外,而实际上西人之排华,不但在其本国,即在吾国,已可见之。”[(1)c]
1919年,有位署名纳税华人者致函《字林西报》,揭露租界当局严重歧视华人。函称:“工部局于音乐一项,每年费银五万两,试问有一华人得许入听著名之音乐否乎?如谓华人不当听外人音乐,则何以不单组织中国音乐队加惠华人乎?”“虹口公园、极斯非尔路公园(今中山公园)、黄浦滩公园、汇山公园、以及跑马场,除领带西孩之阿妈与在工作之苦力外,试问有一华人得许游赏其中否乎?然外人游乐地之购置费与维持费,华人付百分之七十也。工部局一游泳场,其建筑、维持费内有百分之七十是华人捐款,仅供外人享用,何以不设一游泳场以供华人之用乎?公道云乎哉,租界为外人而设固不待辩,但若曰尔华人如以待遇不公,尽可离开租界,则直瞎说耳。须知华人在此有财政之关系已五十年,苟无华人,则租界今犹为荒烟蔓草之泥潭。”[(2)c]可见,租界当局当时禁止华人入内的公共场所是比比皆是;而租界华人对这一情况则是积愤难平!
徐国桢在其编著的《上海生活》一书中,更一针见血的指出,“上海租界中洋人的气焰更盛烈于其他各地租界。”上海,“直接伏处在洋人势力之下,往往在一个极普通的去处,可以使你感觉到一种不安。它深切地告诉我们,国,是不可不爱的。”[(3)c]
若仔细地体味、分析一下这些史料,我们怎能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呢?
四、“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核心问题,是租界当局拒绝租界公园对华人开放,而这一个不公正的问题在上海租界史上存在时间长达六十年之久,有大量的史料记载可寻。
外滩公园,是上海租界当局开办的第一个公园,从它1868年建成起,租界当局就在公园门口派驻巡捕看守,禁止中国人入内,由此也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有关这类史料记载,只要稍一翻检,即可寻得。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工部局有许多难以应付之问题,其最著者,一为华人参与市政,一为容许华人入各公园。”“且近一二年来,常有许多公正之人莅沪观察,彼等继在国内各界自由表示意见,而尤注重公园问题。”[(4)c]可见,二十年代这一问题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并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密切关注。
大革命、北伐战争,进一步推动上海市民强烈要求开放租界经办的公园,并使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日益成熟。1928年5月17日,工部局被迫发出第3723号公告,宣布昆山公园专作儿单公园之用,其余虹口、极斯非尔、动物园及外滩公园等,均自是年6月1日起对华人开放,买票入园。同时,上述诸公园的规章也作了相应的修改。法租界的法国公园,新章起草工作也于是年6月18日完竣,按照新章,华人可以购票入园,狗却不得入内。
面对这样一个上海史上具有一定影响而又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怎能拒大量史料而不见,说什么是“缺乏根据,或者讲根本没有根据!”
五、还有一件趣闻,也可用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根据。那是华侨实业家胡文虎先生,于1930年,“曾在新加坡之巴丝巴让地方,独资辟一规模极大之游泳场,场内附设篮排球场,网球场,足球场,共费二十余万元。场口挂有‘仅许华人入内游泳’之牌示。此与昔年上海外滩公园之‘华人与狗不许入内’之牌示,反映成趣。国人见之,莫不称快。”[(5)c]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决非缺乏根据,而是早为国人共知的历史事实。
(三)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说明了什么?这是我们分析、探讨这一问题的又一焦点。
有人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反映了中西文化观的差异。因为西方人说到狗并没有侮辱人的意思,相反,视狗为一种庞物。这种说法的确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当中国人为此表示出强烈满的时候,特别是中国人要求租界公园对华人开放的时候,而“工部局并不认为中国人有进入(公共)花园的权利。”[(1)d]这就不是一种文化观的差异,而是一种明显的权利的不平等。
有人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以会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那是说明了政治活动家对此进行宣传、鼓动引起的社会效应。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孙中山、蔡和森、郭沫若、方志敏等,都抓住这个问题进行过宣传、鼓动。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本身不具有爱国情感的激发力,仅凭宣传鼓动,是难以引起共鸣的,更不会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
也有人说,租界公园是外国人租用的土地,又是由外国人经营的,他有权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这种观点也是难以让人接受的。首先,近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就是租界中外国人租用的土地,有些道契中也明白写着,这些土地的使用不得有损于中国人的利益;更何况租界公园的经费是百分之七十来源于租界中的华人纳税。这怎能使外人有规定禁止华人进入租界公园的特权!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它所说明的问题,应该说我们的前人不仅亲自经历,而且都有亲身的体会:“公共租界之公共场所,由于市政捐所建设,而华人所纳市政捐,占额最多,华人岂反无享受此项场所之权利。况在中国领土内之公园等公共场所,只有华人不得入内,其待遇之不平等,更为各文明国所无!”[(2)d]正由于如此,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才具有一定的内在的政治爆炸力。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它所说明的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他们自认为文明人,认为我们为野蛮人;他们是优种,我们却是劣种;他们昂首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人为伍的神气”。这反映了“那些以主人自居”的洋人,“以畜生看待华人的观念。”[(3)d]这一观点,至今对这一问题仍有揭露其本质的意义。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但是,今天仍然有《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这样文章出现,这说说明这一问题仍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同时,也说明有进行中国近代史教育的必要。
责任编辑:施如柱,隆中华
(1)a (5)a)见姚公鹤著、吴德铎标点《上海闲活》,第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a) (2)a)《上海租界的黑幕》,第21页,汪伪政府宣传部缩印,1943年7月出版。
(3)a)《申报》,1921年3月26日。
(6)a)见马福龙、徐国梁、虞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胧》,《党史信息报》1994年6月1日。
(7)a)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版。
(1)b)详见马福龙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一文。
(2)b)参见马福龙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3)b)德麟《顾家宅公园》,《上海生活》第四年第八期,1940年8月出版。
(1)c)《民国日报》1925年6月3日。
(2)c)《申报》1919年8月22日。
(3)c)见徐国祯编著《上海生活》第27、28页,世界书局1930年1月版。
(4)c)《申报》1928年5月17日。
(5)c)上海商报馆编辑《现代实业家》,第11、12页,1935年出版。
(1)d)见工部局1981年年报。
(2)d)《申报》1927年9月4日。
(3)d)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第7、9页。
而关于朋友在在多伦多市枉得胡夫160号公寓社区里事实上遇到发生的种族歧视对待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相比,而是更加发紫与恶劣了!
该文连载会在后面的采访文中会详细陈述。
请大家关注后面是该文的连载(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