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羽谈飞
85年前的东北究竟发生了什么？唯有还原真实历史才可判断其是非，尽管九一八已经成为国耻符号印记在国人骨髓，但我相信很多近代史爱好者一定有自己区别于“国耻”的客观看法。更重要的是，随着信息地球村越来越扁平化，人们不但在事实上将历史车轮中的“国耻”逐渐淡化于全球视野，而且也必然对国耻二字开始挣脱于教科书涵义，重新赋予“国耻”的现代政治审视。
耻辱，只有人才会感知的羞愧愤懑；国耻，是整个国家国民都能感知的羞愧愤懑。一个国家挨另一个国家揍了，是否能上升到国耻？这个严重值得商榷。因为国民纳税给政府，就是国民购买政府必须提供安全保障服务，无论是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政府保护国民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领土安全都是其天经地义的职责和义务，因此，当国家被外来势力揍了或侵略了，都是这个国家政府无能之耻辱，或者说是政权系统之耻辱，简称政耻，与国民的荣辱毫无关系。即便是国民普遍遭遇了外侵的伤害，也是政府不具有保护国民的无能之耻，国民是否必须憎恨侵略者是国民个人的情感范畴，但国民憎恨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政府是其必然的情感表达。因此，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外侵，都只能算政耻，绝对与国耻无关。
什么叫国耻呢？或者说什么叫国民的耻辱呢？只有国民没有能力选择或督促一个保护自己自由和安全的政府时，这个才叫国民的耻辱，简称国耻。因为，外来侵略时，国民必须且只须依靠政府，此时的政府必须对国民安全负全部责任，这个责任与国民无关，而选择或监督政府有且只有依靠国民自己，国民再也没有推责的理由。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存在一个腐朽无耻的政府必然是国民的责任，也是国民的耻辱，这就叫国耻。政府的无耻当然也是政耻，因此，政耻未必是国耻，但国耻一定是政耻。
政府的无能和政府的无耻均属于政耻，政府的无能不算国耻，但政府的无耻必然属于国耻，因为只有国民无力约束政府时，政府才可能变得无耻。注意的是，一个无能的政府未必是无耻的政府，譬如二战时期，希特勒几乎踏平了欧洲，但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民选的好政府，尽管面对德国的钢铁洪流几乎无能为力，因此，诸多国家的被占领只能算作政耻，不能算作国耻。元军踏平两宋山河，也是赵家王朝的政耻，不是两宋子民的国耻。同理，日本侵华战争也只能算作蒋氏政府的政耻，不能算作四亿国民的国耻。但是，一个腐败透顶的国民政府，不但是蒋氏政权的耻辱，也是四亿国民的耻辱，既是政耻也是国耻。
在厘清政耻与国耻之后，我们现在必须澄清一对概念：亡国和亡国奴。
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政府存在的意义只有一个：提供并保障国民的自由。其实，专制政府的起源也是为了保障多数人的自由，历史上许多王朝也不乏自由辉煌时期，譬如贞观之治和两宋繁荣。只不过专制政府没有自我纠错功能，弊政的日积月累不断蚕食国民自由，国也就逐渐不成其国了，这就叫亡国，处于这样状态下的国民就叫亡国奴。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处于亡国状态，只须观其一点：国政是否日益凋敝；判断一个国民是否是亡国奴，也只须观其一点：自由是否日益丧失。
政府的无能也许会遭遇外侵，但未必就是亡国，当然国民更未必就是亡国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老百姓的自由状态明显比之前更好，不然也不会出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数十万内民闯关东的壮观景象，这怎么能说就是亡国呢？东北老百姓更不可能是亡国奴，那个时候日本人就给百姓社保医保和免费教育了，你说这能叫亡国奴吗？笔者曾经做过多次的随意访谈，凡是遇到八九十岁的沿海老人，也就是经历过日本侵华事件的过来人，我都诚恳求问他们当时日军的真实统治情况，但我得到的答案与教科书和横店影视城都截然不同。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京城百姓都是帮扶梯送水，你说这能叫亡国和亡国奴吗？但是，元军大败南宋于崖山，这就叫亡国，因为凶残的新统治者必将践踏赵家王朝苦心经营的自由繁荣，所以才会出现二十万宋儒集体跳海殉国的悲情史诗。
一个无能的政府也许是文明的或野蛮的；一个强大的政府也可能是文明的或野蛮的。一个文明而又懦弱的政府被一个强大的野蛮政府所征服，既是亡政也是亡国，国民自然也是亡国奴，“崖山之后无中国”讲的就是这个东东；但一个野蛮无能的政府被一个文明强大的政府所征服，这是亡政并非亡国，而是迎来一个更有国家意义的崭新国家，国民不但不会做亡国奴，而是拥抱一个更有尊严的崭新生活，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就是活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无能的政府并非坏事，尤其是一个无能的野蛮政府相对而言将死得更快，国民结束亡国奴的日子是指日可待。怕就怕的是一个野蛮而又很强大的国家政府，对国民来说简直就是欲哭无泪，因为要结束做亡国奴的日子是遥遥无期。
政府的无能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政府的无耻。尤其在二战之后，国际文明力量逐渐压倒野蛮力量成为世界潮流，一个无能的国家遭遇野蛮外侵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但野蛮国家的无耻本性丝毫不会收敛于国际文明压力，它们定将其无耻内功全部施压于它们手中的鹿。为了抵御国际文明力量的干涉内政，它们最有效也是最拿手的办法就是，绑架国民作为国家人质，强制给国民制造国际假想敌，将曾经历史上极少数政客的政耻歪曲为世世代代的国民国耻，以强国之名，为自己穷兵赎武和横征暴敛的无耻行径寻求国民的情感支持，从而为它们营造一个肆意欺凌百姓的强大政府找到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蒙昧逻辑。你只须看看，今天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用历史战争受辱史作为“国耻”来教育国民，你就知道这个国家一定是一个野蛮无耻的流氓国家。
无论政耻还是国耻，或者说，无论是政府的耻辱还是国民的耻辱，这种集合性耻感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耻感在时间上的不可延续性，二是耻感在个体分布上的非均衡性。
譬如政耻，无论是政府的无能之耻还是政府的无耻之耻，在时间上只与发生政耻的当时政府政权有关，除了家族政府，前一届政府的政耻不应该也没有必然性能延续到后一届政府身上去，否则，一旦政耻形成政府世仇，那这个世界任何国家都可能寸步难行。假如这世界上有谁要牢记中国在历史上对他们的欺凌，天天都敲打中国“以史为鉴”，别说中国走不向世界，连走出亚洲都很难。即便政耻是当时政府政权之耻，但在政府政权系统中的分布也是按照责任大小分布，首先应该是当时政府首脑之耻，其次是当时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内阁班子之耻，依次类推，谁的责任越大谁的耻辱就越大，而一般没有权利的政府职员基本就无所谓政耻的耻辱感了，作为无权无势的普通国民来说，那就更没有任何政耻的耻感了。因此，那种将历史上的政耻以“国耻”之名强加于国民作为世仇牢记，纯属无稽之谈。
同样，国耻即国民之耻，也具有上述时限性和分布的非均衡性。一个政府的无耻是当时国民的无能之耻，这种耻辱也是不能延续的。这届政府无耻仅仅是这届人民不行之耻，上届政府无耻是上届人民不行之耻，一届人民只能对一届政府负责，蒋介石政府时期的国民不可能对先帝爷时期的国民耻辱负责，你说是吧？因此，任何以“为子孙谋”而故意抬升自己必须负责起的国民担当也是很无耻的。牢牢记住，我们今天必须肩负的国民责任是我们作为这届人民义不容辞的道德义务，不允许推给父辈已经水过三秋的无能，更不允许推给下辈青出于蓝的无畏，因此，今天政府的无耻完全只能是这届人民难辞其咎的无能之耻，这才我们今天应该牢记的国耻。
同理，国民之耻在国民之间的分布也是非均衡的，那种所谓国耻的“全民责任”，不但荒唐可笑，也是无知可耻。这届政府的无耻，哪些国民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耻辱感呢？这种国民耻辱感理当按照国民拥有的实力状态（名誉、权力、财富、知识、资源等拥有量）分布，实力越强大分布的耻辱感理当越大，这也是闪现贵族精神光芒的人性逻辑，你让一个每天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弱民去分担这种政府无耻的国民耻辱感，这本身就很无耻。因此，杨改兰一家六口的服毒死，是政耻也是国耻，首先是政府首脑和他喽啰们的耻辱，其次是这个国家的富人、名流、知识分子的耻辱，再依次类推，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种耻辱推及给沂蒙山区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你说是吧？
然而，我们说政府的无耻是所有拥有一定资源实力的国民之耻辱，但是，懂得这个道理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知识越多感受这种国民耻辱的悟性就越高，这就是为什么读书越多也越对“尊严”反应越强烈的原因。当政府无耻时，唯有知识分子尤其大知识分子是理当最先感受到自己的耻辱，也理当由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无耻反应最激烈，这也是知识分子拥有知识的全部意义之所在。因此，任何国家抑或任何时代，政府的无耻都首先是知识分子群体难辞其咎的责任。知识分子不但是遏制政府无耻的主力军，更是引导国民修为的道德脊梁，越是有名分有地位的知识分子越是要肩负这国文明之旅的中流砥柱。
不幸的是，这国知识分子集体无耻地消弭于茫茫国民的水深火热中，越是大知识分子越是沉默如金，越是有名分的知识分子越是守口如瓶。知识分子整齐划一的跪下，这不但是知识分子的国家耻辱，而且是国耻中的国耻，这才是中国的最大国耻。如果明白，这国的希望在此；如果无视，这国的绝望也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