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原名祖涵，更名为雨潮，乃取自唐韦应物《滁州西涧》中的名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春潮带雨,正是顺流驾舟之时,然晚郊野渡,无人问津,只能舟横急流。父亲大概很喜欢这一境界,他的后半生也正应了这一境界,那种蕴含于悠然之中的欲进不能,欲罢也不能的无奈、徒然与伤怀的情景，正是父亲后半生的写照。这是他更名时无论如何没想到的吧。
父亲排行第三，有五个兄弟。文革时他曾用“王三”这个名字去厦港医院（那时不敢去大医院）看过牙病。厦港医院所在的“鹦鹉楼”是造反派的重要武斗据点，父亲居然能旁若无人地出入此“军事重地”几个月而从未遇上麻烦。他那时在建筑工地劳动，主要是扛石头，砌砖一类，去工地不久,监管人成了他的粉丝,所以等于无人监管，一切全凭自觉。大概干群关系好，没有民愤之点使父亲在文革初期少吃了许多苦头。后来退守到郊区的另一派造反派将父亲挟持到郊区去了，到了郊区就也没挨批斗、吃苦头，养得白白胖胖的，日子比我母亲好过多了。当时厦门两派造反派都有军队支持，一派得到了福州军区的支持，一派得到了驻厦31军的支持。31军文革时就敢和中央文革对着干，真正的虎贲之师，他们掌管厦门后，就以军人的侠义和肝胆迅速地将父亲—也是他们的老战友解放出来，这就引起了另一派造反派少数激进份子的不满，文革后期以揪“厦门的孔老二”为名，将父亲肋骨踹断三根。文革十年，父亲在第八个年头终于吃到了致命的苦头。
父亲读高中时是因为搞学潮反对校长，被学校开除后去了苏北投奔新四军的。先是在刘少奇兼任院长的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一年后下连队当了连职干部。他坦言参加新四军后觉得生活太苦而后悔了，想溜回浙江老家，但那时日本人将苏北根据地围得铁桶一般，以致连开小差的机会都没有，后来很快入了党，直接提了连级干部，这样才死心塌地的在新四军里留了下来。父亲出身大地主家庭，据说家里有百间房子，五百亩田地。1949年解放时因为我父亲和大伯都是革命军人（大伯在五反中自杀，70年代末才平反），所以仅没收了田地，房产以借用的名义，一直借了三十年，才还了我们10套公寓房。据我堂兄说，这跟借用时的房产数量差远了，我则觉得还能还回来一部分，已经是奇迹了。
我父亲可能在爷爷奶奶家吃过太多好东西（他们家不仅有家谱还有食谱），所以在吃上极为讲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很多东西都实行配给了，他就挎着篮子逛自由市场。那时他算高收入，除买书外，其他大部分都花在吃上,为此在文革中受到“阶级本性难改”、“助长资本主义歪风”一类的批判。但他检讨归检讨，自由市场还是照去不误。文革时我家迁入厦港工人宿舍，因为城里在造反影响了商品流通和交易，附近曾厝湾郊区的农民和厦港的渔民于是就近发展资本主义，使得厦港自由市场呈一时之盛。那时父亲于劳动改造之余，最热衷的就是就是混迹于市井小民引车卖浆者流间去助长资本主义。记得八十年代有领导搞过“菜篮子工程”，提出“从菜篮子中看形势”的说法，其实父亲早在七十年代复出时就有过这样的论调并在“批林批孔”时作为“厦门孔老二”的复辟言论而受过批判。父亲的言论一定与他多年乐此不疲地在自由市场上提篮买菜积攒的经验有关。
现在看来父亲当年遭灾惹祸的一些言论是确有先见之明的。六十年代初省京剧团上演《七侠五义》受到省委宣传部批评，父亲却在报上撰文打抱不平曰：“戏者戏也，无非为博得个娱乐身心”，对任意夸大文艺的作用颇不以为然,公然与省委宣传部唱对台戏。那时正是反右倾的风声上，幸好子弹打到厦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已经凉了，等到厦门“拔白旗”时，上面又开始纠偏了，否则他早已在劫难逃。
父亲年未而立就当了报社总编，素有“才子”之誉。1949年攻打金门时，开初进展顺利，他作为新华社前线分社社长也已拟好了捷报待发，10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让他“再等等”，也真是一语成谶，过了半小时后态势果然出乎意料地逆转，这份“金门大捷”的捷报也就永远未发出去，成我军战史上的一大遗憾。后来父亲每提及此役,及提起他熟知的一位包姓尖刀营营长被俘后降敌并被派遣反攻大陆,又遭我军俘获枪决时，还不胜唏嘘。历史真是太残酷了。此后父亲工作的军区大院有四大才子，名字恰好嵌成一幅趣联：“峻基石青野，雨潮萧而嘉。”现在四人均已星殒大地。才子本来多不寿，谪仙归山悟前身。父亲去世前两年曾对他的一位老部下说过：“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并不是共产党的正统干部。”这真是应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话。
《云笈七签》尝谓：“言出患入，言失身亡，故圣人当言面惧，发言而忧，常如履薄冰”。父亲爱说，可谓党的直言骨鲠之臣，我无法判断他的言论正确与否，但就光明正大、直言谠议之点而言，他是直节劲气，堂堂正正的。父亲实在不是圣人，不能当言面惧，明哲保身。他一生直言贾祸，正应了“言出患入，言失身亡”之辞。父亲是在市委开会时心脏骤停而死的，据说他想谈五点意见，但谈到第三点就声音突然黯哑，没了动静。父亲骤去后眼睛还睁着，大概是言犹未尽，欲说不能了吧。
父亲不到六十岁就离休了，身体不好是事实，不得其用亦是事实，恰如晚郊野渡中的春潮带雨，空旷落漠间的急水停舟。父亲离休后，读书著文，侍弄花草，最钟仙人球，并以栽培玩赏仙人球在厦门成一大家。仙人球璀璨多芒，俊逸秀拔，凌然挺立于翠柱之上，不用说是寄寓着父亲的情怀。
父亲去世时才六十岁，太早了一点。维缅其光明忠直，若以天道论之，应享大年绵百岁！《莲花经》谓六十为一小劫，“劫”（kaipa）在梵文中并非灾难、厄运而是命运初始的远大时节。父亲和母亲在天上又开始了新的启程了吧，但愿那里不再是春潮带雨，野渡无人，水急舟横，悠然空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