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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洋洋洒洒几万字，提出了60个题目和几百项改革课题，仿佛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但细究其内容，会发现这些治理措施不仅没有真正为中国经济纾困，也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它们主要是政府放弃减轻危机的努力，所谓的“拒绝为中国经济下猛药”，其实就是袖手旁观。把经济困境的痛苦后果全部转嫁给民众，对经济下行和民众困苦视而不见，绕过矛盾，借力取巧，政府希望通过时间的推移和广大民众的牺牲，为中共几十年贪腐所造成的债留未来买单，以换取未来经济的复苏。
习近平的改革大纲，表面上看是为了延续改革开放大业，发展经济富国强民，实际上就是舒缓上层压力，应付执政危机的临时措施。几乎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中，都隐藏着更深层的战略意图，具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性。
第一. 军民融合战略充分体现了中共扩充军力的用心。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领域包括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推动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根本上是为了实现军民融合。
这一战略在表面上看似推动民用企业的发展，但实际上是通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借机发展军事工业，制造更多先进武器。可以预见，习近平政府将以此作为中国产业的立足点，把巨额资金投入到这些国营事业当中。然而，中国在上述高科技产业的核心技术上仍存在重大缺陷，势必使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难以想象的技术难题。
与此同时，这种战略也意味着放弃了以小商品生产和轻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工业体系，片面追求中共军队的武器现代化。这样做的后果是，穷兵黩武的政策将置国家百姓的福祉于不顾。大规模的军工投资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外的紧张局势，危及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这种战略可能导致民间科技和工业创新活力的削弱。民营企业在国家资源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难以获得应有的支持和机会，进一步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总之，军民融合战略在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同时，忽视了经济多元化和社会福祉，可能使中国陷入技术封锁和经济困境，最终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 发展信息科技的首要目的是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完善并强化信息流通的长城防火墙，从而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将任何反政府言行扼杀在摇篮中。习近平政府通过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政策体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各个层面和链条的普及应用。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健全了平台经济的常态化监管制度，确保国家对各大互联网平台的全面控制和监督。此外，政府还致力于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提升数据安全治理和监管能力，确保党对数据的绝对掌控。通过这样的措施，数据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被转化为打击反对势力和维护政权稳定的强大武器。
这一策略意味着将数据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通过严格的监管和监控，将数据用于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党管数据的方针，将使得任何潜在的反对声音和异议行为被迅速发现和压制。与此同时，政府推动数字经济和信息技术发展的表面意图，是提升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经济竞争力，但实际上，背后隐藏的真正目的是确保政权的绝对安全和稳定。
通过这种方式，政府不仅在经济层面上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层面上，利用信息技术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这种发展模式可能会导致创新活力的减少，因为过度的控制和监控会抑制自由思想和创意的萌发，从长远来看，可能对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 重新做大做强国企，开历史倒车。习近平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两个毫不动摇”为原则，即“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从决定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使之做大做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这些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嫡系，承担着垄断重要经济命脉，实现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不惜投入重金，其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超越了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成为社会主义的根基。
相较之下，民营企业则被视为非主体经济，远离经济命脉，作为小型经济体系，主要承担拾遗补缺的角色。民营企业进入市场后，完全依赖市场调节，优胜劣汰，自生自灭，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部分，难以获得政府资源和机会，只能在边缘性产业中生存。
我们知道，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不会与民争利，主要大型公司都是私营性质，充满活力，是发明创造和创新科技的主力军，而不是政府主导的企业。中国几十年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避免国企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问题，逐渐培养民营企业，使其成为中国创新经济和丰富市场的主力军。然而，现在习近平开历史的倒车，又重新祭出国企大宝贝，希望国企承担发展经济和不断创新的任务，无异于缘木求鱼，将中国经济拉回到40年前赵紫阳总理经济改革的初级水平。
这种政策导向不仅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还将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和创新动力的削弱。过度依赖国企，将使中国经济 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竞争和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这种做法将极大地限制中国经济的潜力，阻碍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第四.财政金融改革实质上就是掠夺。财政金融改革的实质，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掠夺行为。政府在推进这一改革过程中，通过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和财政支出，实质上是在向民众和企业收取更多的税款和费用。这种做法不仅加重了普通百姓和中小企业的负担，而且还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职能下放给地方政府，但并未相应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补贴。地方政府为了填补财政漏洞，往往采取提高公共事业服务费用、加大税收力度等方式，直接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和企业的经营压力。这种“割韭菜”的做法，实际上是在通过行政手段剥削社会财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矛盾的激化。
同时，金融改革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通过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鼓励银行和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贷款支持，形成了一种虚假的经济繁荣。这种高杠杆、高风险的金融操作，不仅增加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也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风险埋下了隐患。最终，这种以财政金融改革为名的掠夺行为，将会导致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甚至威胁到国家的长远稳定和发展。
此外，政府还通过增加房地产税，进一步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成立警察税收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采取强力措施加强对民间的征税工作，显示出政府在税收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这种强制性的税收政策，不仅让普通民众和企业难以负担，也使得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
第五. 短期措施与长期忽视，全民福利医疗保障流于嘴炮。根据《决定》的精神以及对相关政策的分析，保障社会弱势群体虽然在短期内被提出，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被纳入中共执政党的长期政策框架之中。这样的政策态度显露出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 短期措施的虚设：《决定》在谈及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时，主要以短期措施的形式出现。这些措施缺乏具体目标和详细的实施规划，往往只是为了应付当前的社会压力，而非真正致力于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有效改善弱势群体的实际状况，反而显示了政策的短视和应付性质。
2. 减少福利支出的趋势：在实际操作中，习近平政府的政策往往侧重于财政紧缩和支出控制。福利保障的相关措施，虽然在表面上提到，但实际中可能导致福利支出的减少。这种减少往往是以压缩社会保障资金和削减福利项目为表现，直接影响到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和基本保障。
3. 无意提供真正的福利保障：习近平政府在福利保障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冷漠，政策缺乏对民众生活实际需求的回应。政府更倾向于通过控制和调整其他经济领域的策略，而非在福利保障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改进。这种态度意味着政府并不真正致力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也不愿意在福利保障上向文明社会靠拢。
4. 政策与文明社会的脱节：在现代社会中，福利保障是评估政府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水平的重要指标。相比之下，习近平政府的政策表现出对福利保障的忽视，尤其是在面对社会弱势群体时。这种脱节不仅反映出政策的非人道主义倾向，也暴露了政府在社会公平和民众福祉方面的不足。
总之，《决定》的福利保障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作为应急对策，但由于其缺乏长期规划和具体实施细则，实际效果有限。习近平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支持显然不够充分，未能在福利保障方面体现出对现代文明社会的承诺。这种政策导向不仅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还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民众的生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