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从容的人生智慧

有人曾倡议道：“电视和武侠小说中有很多打斗场面，会给儿童和分辨能力低的成人带来不良的影响，应该限制。”对此，金庸的看法如下：“以前有人攻击武侠小说，认为小孩看了会模仿，也上山学道去了。我想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武侠小说来负，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我写小说时，只想到小说的读者，在小说中描述的事在电视中不一定可以演，因为看小说的人至少有阅读的能力，受过一定的教育。如果电视对观众有坏影响，应该由电视负责。因为电视编剧应该考虑到观众中有一部分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打斗该适可而止。”

金庸有金庸式的幽默，他平时不动声色的谈吐往往会令人忍俊不禁。金庸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曾有人问他：“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闻者无不绝倒。金庸自称“从未醉过”，很多人以为他酒量过人，而实际情形是他很少喝酒，或喝得很少，那就当然不会醉。他曾对一位女孩子说：“你的美丽增长率最高。”女孩听后大喜，沉吟片刻忽然醒悟，原来金庸是暗指她小时候长得难看。

一次，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采访金庸时问道：“听说，你把报业看作自己的儿女，现在你把他们卖了，这是不是等于卖了自己的儿女呢？”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无论回答是与不是，都是极不妥当的。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金庸从从容容答道：“不是卖儿女，是女儿出嫁了。女儿要出嫁，这是没办法的事。”

一次，金庸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一开始，他就对同学们说：“我刚从绍兴过来。在绍兴的兰亭，那里的人让我写字。我说，这可不行，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写字的地方，我怎么能写？而他们不干，非要我写。于是我就写了一行‘班门弄斧，兰亭挥毫’。今天，北大又让我在此讲学，又是一种怎敢当的心情，于是我又写了一行‘草堂赋诗，北大讲学’。我是搞新闻出身的，做新闻的是杂家，跟专攻一学的教授不同。如果让我做正式教授的话，我是完全没有资格的。幸亏我当的是你们的名誉教授。”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女作家林燕妮、亦舒分别给金庸主编的《明报》写专栏。每日一篇，很辛苦。转眼过了一年，到续约的时候，林燕妮跑到金庸那要求涨稿酬，金庸不同意，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你那么爱花钱，给你再多也全花光，不给！”过了几天，亦舒也跑过去要求涨稿费，金庸还是不同意，也是一口回绝：“你那么节俭，给你再多你也舍不得花，不给！”

2005年10月1日，金庸和太太一起离开香港，飞赴英国，开始了剑桥大学的读博计划。

为了方便学习、生活，金庸夫妇租了一套住房。与金庸在香港的住所相比，他在剑桥的住所显得十分简陋。有趣的是，金庸和太太商量，请了一位意大利厨师解决一日三餐，因此他们能吃到意大利式的“中国菜”。此外，金庸在剑桥的导师每周都会骑着自行车来家里看望他，为他“开小灶”。而在剑桥上学的“金迷”也为他开了欢迎会。

金庸每天斜挎着一个书包，书包中装着当天上课要用的书和资料。遇到有“金迷”上前请求签名，他每次都婉言拒绝，并补充一句：“我在散步或者在喝咖啡时，可以给你们签名。”

刚到剑桥那阵，金庸上下学还曾骑过自行车，不过不久就不骑了，因为金太太担心校园里穿梭的汽车很容易把他撞倒。后来，金庸便改为开汽车，没开几次也放弃了。金庸说自己是个没有方向感的老头儿，认不清路。最终他解决上下学的办法是每天打出租车。

曾有人问金庸在剑桥大学读到了什么好书，金庸表示，读到好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到了英国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研究学问的方式。“中国人写文章大致有个方向，高屋建瓴地写；英国教授则要求，写文章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要拿出证据，否则不成立。做学术必须有根有据。”

金庸做过学生、报人、小说家、教授，在所有的经历中，他自感乐趣最大的角色还是学生——“学生没有太多责任，和老师讨论讨论很不错。”

金庸认为，生活中有很多负面的事，常常不是人的能力可改变的。既然难以改变，就坦然接受，并且多往好处想，就愉快多了。比如，他的作品被大量盗版，他反而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盗版书，我的书不会有那么多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