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5)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科学技术不发达，四个现代化也还没有实现。

就算没有天灾人祸，老宅里人们的生活水准也只是维持个温饱。

鸡叫三遍，天还不亮，奶奶，妈妈起来烧火做饭，炊烟袅袅。

一锅红薯汤，腌个萝卜丝当菜，洋葱和土豆算是奢侈品。

端着饭碗坐在院子中间的青石板上吃饭，大公鸡带着一群老母鸡转来转去，吃我丢在地上的红薯皮。

大门口小树林对面高处的一棵树上挂着小半截铁轨，生产队长拿个锤子，铛铛铛敲得山响，

"社员同志们，上工了。"

妈妈把我裹上小棉被，背在身上。

一年到头的忙，春天种红薯苗，玉米，花生，大豆，种完了等下雨。

秧苗长出来了，锄地，除杂草。

刺脚芽扎手，小心翼翼连根拔起来，回家喂猪。

六月，小麦成熟，是收获的季节。

镰刀磨得飞快，戴上麦秸帽，拿上水壶，擦汗的毛巾，太阳升起之前早早出发了。

烈日炎炎似火烧。

顶着烈日，挥汗如雨的不仅是大人，也有半大的孩子。

麦子一排排在身后倒下，三个刺的大木杈叉起来装上车，好高。

麦子摊开了在打麦场上，套上牲口，拉着个石磙子碾场。

一粒粒的麦子碾出来了，混着壳。

最不希望的是雨，最想要的是风。

木质的掀，铲起麦粒，扬起了撒向天空。

分开了，壳是壳，麦是麦，风是天然的分离器。

麦子堆起来，像是一个个小沙丘，挽着裤腿，光着脚丫，麦堆里跑来跑去的是孩子。

麦秸堆成垛，是牲口过冬的饲料。

掏空麦秸垛，跟大孩子们躲在里边听叔叔讲狼的故事。

"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

听的我毛骨悚然。

狡猾狡猾的，那假寐的狼。

丰收的喜悦带给山乡，也带给老宅里的人们。

白面馒头，蒜面条，做饭的是妈妈，拿着蒜锤，对着蒜臼捣蒜的是我。

一年中难得的奢侈。

1972年，夏天过后，老宅盖房了，是小叔的婚房。

东窑和西窑朝南，前边两排房，朝西的是小窑和两间瓦房。

面朝东的原是四间瓦房，70年被拆了三间，剩下靠近二门房廊的一间是我小时候和妈妈住过的。

新房就在原址，连着剩下的那间。

土坯房，椽子是叔叔自己去外边地里刨的桐树。

小小的婚房，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一台缝纫机，一把凳子，剩下就是两个人立脚的地方了。

小叔结婚了却了爷爷奶奶心中一件大事，是值得庆贺的。

来了好多人，原本是两个人立脚的地方挤了好多半大的孩子。

新娘子害羞，坐在床沿上不肯说话。

说话，起哄的是我们。

我那时刚满两岁，夹在人群中。

我是该叫她婶子的，家乡话是一个字"婶"。

却又不仅仅是婶，体现不出她的新。

大人们说要在婶的前边加一个字"花"。

于是跟着哥哥们叫她花婶。

这样的一叫就是好几年，直到后来堂弟出生，还是花婶，花婶的叫。

花婶是真的有些不高兴，

"都七老八十老太婆了，还花婶，花婶的，回家叫你妈去。"

我不知道花婶为什么不高兴，别人说她脸皮薄那是真的。

非要改口不行，觉得好别扭。

跟妈妈说，她倒是没有吃惊，跟邻居大娘说，

"你看看，这孩子吧，好的，坏的，啥习惯都容易养成，改起来就难，像是割他肉一样。"

大娘说，

"真是的，这孩子吧，也要自己养，从小习惯了你才是他妈。"

我是真的有一阵子觉得婶不是花婶，她们是两个人。

好在是，我们家也要盖房了，另外一个习惯等着我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