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约几家中国朋友来家中小聚,期间我先生谈到她母亲如何用自己的陪嫁供丈夫的几个弟弟读书上大学的故事。先生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富足的安徽盐商家庭,父亲
家里是书香门第,可是一贫如洗。母亲爱父亲的文采博学,父亲爱母亲的勤劳善良。母亲的一生在我先生和家人的记忆中是奉献的一生,她用自己的钱财供养夫家弟
兄,用自己的勤劳支撑着她的家庭度过文革期间的苦难岁月,她在尽着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时,也担负着自己做大姐的责任,照顾着自己的弟弟和他们的子女,同时也
肩负着做大嫂的责任,用自己的嫁妆和丈夫在外地工作寄给她的工资供养自己的公婆和小叔小姑们。
在恪守着某种做人的准则时,她同时会对和她表现不同的女性流露出批评态度。当小叔心疼的为汗流满面的老婆扇风时,她会看不惯,毫不留情地指责自己弟媳“娇
气”。对于婆婆这样一个按照传统模式生活的女性,我们不难想象她对晚辈女性的偏见了。对儿媳自然会挑剔些。我先生的大哥离异后又和一个丈夫去世、带着一个儿子的女人相好,后来结婚,婆婆不能接受寡妇再嫁,虽然她没有对大儿子的婚事横加阻拦,但一直到她过世,人们很难听到她说大嫂的好。我在她眼里应该还算是
一个单纯、文弱的读书人,所以在她生前,我们一直相敬如宾。但对于我不能相夫教子,帮她小儿子守住在广州的家业,却跑到冰天雪地的加拿大读英语文学博士,
我猜她也是敢怒不敢言吧。但我相信她在九泉之下看到我们一家和和睦睦,安居乐业,她应该会原谅了我吧。
我先生对母亲那代女性的记忆经常让他在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在我这里不能得逞时恶狠狠又笑嘻嘻地说:如果在过去,你早就被关在竹笼里扔到江里淹死了。我经常庆
幸自己生在70后,不用裹小脚,不用被困闺阁,不用象《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巩俐扮演的角色那样最后被逼疯。但是,我看到,就是在现在——21世纪的今天,
传统为女性——和男性——规定的角色还让很多很多的家庭不幸福。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加拿大,包括移民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家庭,传统的生活范式还在不知
不觉的发挥着它的魔力,侵害着我们的自由和幸福。相夫教子、恪守妇道可以促进家庭和谐,但如果这需要以牺牲女人的自由和幸福为代价,就算她让这个家庭兴旺
发达,就算她得到了贤妻良母的桂冠,她的人生是可悲可怜的。
婆婆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因为她自己坚强,精力充沛,有能力,更因为她的丈夫对她恩爱有加,她所有的委屈和苦难都能在丈夫的爱中消逝融解。如果公公是一个缺乏爱心的人呢?如果他们不是自由恋爱呢?我先生关于母亲的故事应该不会再是酒杯小食间那个轻松的话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