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言获奖座谈会的讨论题目

据说，莫言要在12月10日，亲自去瑞典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华府作协为了配合这个事件，决定在12月15日组织一场有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座谈会。既然要我来主持座谈会，我想讨论的关键点就是要有合适的讨论题目，昨天晚上点灯熬油，写了下面几个题目。

其实，我的确对莫言这个作家并不熟悉。以前听说过他的作品，却并没有去读过。10月初，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国内的媒体开始预测谁会获奖，反复提到莫言的名字，我这才看了看他的东西。说句老实话，我并不喜欢莫言的语言风格，对于他的文字我不能说不好，但是起码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

得知莫言获奖是在10月11日，那天我正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开会，一位中国文坛名人在我的手机留言，告知我莫言获奖。晚上回到酒店，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几个小时的莫言，因为他是莫言的朋友，于是对莫言有了一些立体的了解。无论怎样，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我觉得他的获奖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也可能还有一些谁也说不清楚的政治或是社会机缘。

莫言获知他得奖消息的那一天，他在记者会上说的第一话就是，“这是文学得胜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但是至少你会发现，他在中国主流文坛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我想问各位的第一个问题是：

1．莫言在10月11日，得知他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首先强调，“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大家知道，莫言并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也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但是，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籍人士，并且他还是一位共产党员。请问各位，你们是如何看待他对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论？

 2007年，高行键获奖时，并没有引起如此的轰动。这次莫言获奖，海内外媒体都在讨论。也许通过他的获奖，会推动海内外文学创作的新格局。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2．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世界文学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奖项，作为华文作家，你们是否认为莫言的获奖会对海内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对海外的华文创作和台湾的华文创作，产生一个正面的效应？

严格地讲，莫言的作品的现实意义的价值，远远地大于文学意义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是一个有民族良心的作家，我记得祝勇在给凸凹的一本书的序言里，详细地论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我的第三个问题是：

3．作家祝勇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这句话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小说的本质。小说的本质不是描述什么历史画面，而是真实地向读者倾诉作家的心灵图景。真正高明的小说，是作家对岁月与人生的私人化解说。小说没有必要采用官方叙述，小说在本质上是排拒官方文本的。这正是小说的特点。如果说史学是历史的正本，那么文学便是历史的副本；如果说史学是为强者服务的，那么文学则往往是代弱者立言的；如果说史学因真实而虚假，那么文学则恰是因虚假而真实。

莫言，作为中国的官方作家，他在他的作品里，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刻画一个个中国当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形象，通过他的作品，你们是否认为莫言是一位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

王蒙说得好，在现实的中国社会环境里，往往政治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通过文学作品来解决。莫言作为官方作家，大胆地在作品里批判现实中国社会的贪腐现象，难道他的这种文学表达行为，是在中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形成的，还是他本身的文学个性的自然流露，我的第四个问题是：

4．在莫言得知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作家王蒙在一个文化节目的访谈中说道，在现实的中国社会环境里，往往政治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通过文学作品来解决。

在莫言的作品里，他直截了当的讽刺和批判了当今大陆的政治体制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弊病。对于莫言的获奖，中国政府表现出一种出乎寻常的积极的态度。相反，在2007年5月24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旅法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得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政府当时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热诚，对此现象，你们是如何看待的？

从人的多面性和性格的多重性上来讲，许多作家作为社会的人，都脱离不了他的政治纠结和社会延伸。大家知道，莫言作为中国的官方作家，他曾今手抄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他的政治行为，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作为现代人的读者，我们是否可以把他的这个政治行为和他的文学艺术成就切割开了。我下面的问题是：

5．莫言作为中国的官方作家，他曾今手抄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海内外人士对他的这一举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海外学者萧瀚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常常置身于艺术与政治模糊的边界，引发有关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汉姆生是挪威的伟大作家，20世纪现代派文学创始人之一，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40年，纳粹入侵挪威，汉姆生为了效忠希特勒德国，他将诺贝尔奖章献给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2009年是汉姆生诞辰150周年，挪威人重新纪念了他的文学成就，这似乎印证了1987年12月8日美籍俄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斯德哥尔摩诺奖晚会上演讲时说的话：“国家的哲学、伦理学，更不用说国家的美学，永远是‘昨天’，语言、文学则永远是‘今天’。”

在这里，我们引出了一个话题，这就是政治体制内作家的政治倾向和他的文学作品的纯文学的价值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想听听在坐的几位作家的见解？

许多年以来，中国人有着一种强烈的诺贝尔奖的情节。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人是为了得奖而得奖。在这种动因的驱使下，聪明得中国人就会总结出一些规律性有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西。我们这个民族，有时候会有一些叫人看上去感到悲哀思维形式。我们常常会从自信到不自信，然后再由不自信回到自信，反复轮回。难道我们的文学成就和成功，一定非要某些奖项才能定位和认可的吗？我下面的问题是：

6．自从2007年以来，瑞典文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已经两次将这个全球瞩目的最高文学奖项，在短短的5年的间隔里，分别颁发给了高行健和莫言两位华文作家。香港学人徐子东先生说，就目前的获奖规律来看，华文作家要想获得诺贝尔奖，必须要遵循的6位密码的运作法则：1）作品的题材必须是写乡土文学；2) 一定要有文化革命的背景； 3）表现手法上一定要用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4）要批判政府；5）作品译本要由好的翻译来完成； 6）入围的作品一定要有好的文学评论。当然，徐先生讲的并不是一个硬性的法则，但他讲的这些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想知道各位作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里，纯文学创作已经被边缘化。通过莫言的获奖，能否将纯文学的创作，拉回到中国文化市场的主流轨道，让我们拭目以待。

莫言获奖后，有人认为，莫言的作品并不代表当代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莫言也并不一定就是中国当代的最好作家。其实，我们要学会从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我们不要让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简单的名词，限定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范围和评判标准。文学有它的社会属性，但也有它的本身的个体化魅力。其实我们每个人对作品的评价不也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社会阅历，艺术的欣赏角度，以及或多或少的美学价值观来判断的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这个作品好与不好，这就像我们不能拿春天的绿色和秋天金黄来比较一样，因为那些自然的色彩是限定在季节的框架之下的产物，其实文学不也是这样吗。

11-18-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