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我的自首书》（四）

《薄熙来，我的自首书》（四）

习总日记（2013，8，3）

今天忙里偷闲，上网溜达。

我也会上网，嗯，是的，我也会。别以为我年纪大了，别被我这副长相所蒙蔽了。套用一句俗不可耐的话：我是会上网里最会做梦的。我不但自己做梦，还要领导你们一起做梦。毛主席领导你们做共产主义之梦。后来大家知道，毛主席死了，无法带你们做梦了。没关系，别着急，我习近平从天而降（天子嘛，当然从天而降，难得是从娘肚子里爬出来？），带领你们做中国之梦。共产主义之梦是全人类的梦，太贵且麻烦，不实惠，中国梦便宜又好做。

有些人太心急，我全面接班才半年不到，就说我无能没本事。着什么急啊，真是的。好了，我要上网去了。

打开电脑，点击上网。我的电脑谁敢封，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上了高山下大海，去了南极上北极。南极有个南极洲，北极有个北极熊。哈哈，凉快啊，南极北极好风光，爽啊。

我习大大上网还有个特点，就是体察民情。当年乾隆下江南，今天我习大大上百度，看看人间有啥么事情发生。

啊哟喂，一条新闻吸引了我：《上海法官开房着急》。奶奶地，开房着什么急？而且小编的水平也有问题，“上海法官着急开房”才比较顺口。总编更有问题，人家开房你咋呼干啥子呢？上个月我带小惠开房你们怎么不发新闻？哦，对了，不敢。你看这世道，法官开房也成了新闻。

我在上海呆的时间不长，从07年3月到10月，总共才半年。但是，上海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对上海是有感情的。现在上海的法官开房成了新闻，我当然要关心一下，聊表心意，于是让秘书接韩正。

“习总好，我是韩正。”

怎么韩正今天的声音有些着急？平时这小子说话做事都蛮稳的，即使发生大火，死了很多人，他也能沉得住气。“韩书记啊，今天你怎么也着急了？”

“习总，报告习总，我，我没有召妓，是，是法官召妓。”

我怎么听着小韩更着急了涅。“韩正啊，那几个法官为何要着急开房？是你布置的任务？”

“不，不是，习总，是他们，是他们个人行为，我，我会严肃处理。”

“韩正啊，开个房又有什么，现在有几个领导干部不开房的？你叫他们以后小心点，别让人看见。哦，对了，韩正啊，你叫人把那夜总会的监控给拆了，这样，法官们开房，就没有证据了。”我很得意我的聪明。

“不，习总，你听我解释，我一定从严处理。”

韩正他怎么了，慌慌张张的。“韩正，你听我说，你让上海的媒体，以后这种私事就别上网报道了。开房的事，毕竟是属于私生活，人家法官也是人，与老婆啊，情人啊什么的（我眼前浮现出小惠在海边度假的照片），开个房，没有什么值得报道，也不要因此批评人家嘛。”

“习总，习总，我，我一定从严从速处理。”

韩正在电话那头怎么像在哭？奇怪。我想不通，刚才我又没有说什么重话，而且都是谅解理解的话语。唉，当个总书记，其他人看见我，好像看见鬼一样，干嘛这么怕我啊！

想放轻松一些，听一首歌吧。

于是上了youtobe网站。听什么歌，听一首中文歌吧。不行，万一弹出来的是丽媛的歌，多无聊啊。丽媛的歌的确好听，但听多了就没有味了，更何况丽媛已经是我的老婆了，听老婆的歌可是最无聊的事情了。常言道：老婆基本不用。我是老婆的歌基本不听。那么听首英文歌吧。也不行，万一被别人听见，背后说我心向西方，是个汉奸。那就听亚洲的。

打字：a s i a n，然后问自己，听男人还是听女人的？我又不是同性恋，当然听女人的，而且要听女孩唱的。打字：g i r l，从youtube里跳出来一首名叫《Asian Girlz》的歌。

啊，啊，好听啊，歌好，人靓。最好之处是把西方男人关进权力的笼子里面。嗯，好。最好看的是在后面，女孩洗澡时，这些西方小男人纷纷跳进浴缸，东钻钻，西瞧瞧。我好想问那女孩，你痒吗？

《薄熙来，我的自首书》（四）

接昨天。

党，亲爱的党，从延安窑洞宝塔山，到紫禁城中南海的党；从毛泽东习仲勋薄一波，到习近平薄熙来毛新宇的党；从抢夺私人土地财产为国家所有，到拿抢来的土地出租给私人使用的党；从暴力夺取政权叫解放，到暴力维持政权叫和谐的党；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到实现一党专制中国梦的党；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到贪污受贿滥权渎职的党；这个断了我薄熙来前途的党，这个毁了我薄熙来一生的党，在我临死之前，让我以红二代的身份，向世人揭露你的豺狼本性吧。

党与生俱来，就是个暴力血腥政党。党名为共产党，本为苏俄在中国设立的苏维埃革命党中国分支，目的是通过暴力手段，颠覆中国人的国家中华民国，使中国成为苏俄的帮凶傀儡。

在抗日战争中，党假借抗日游击战之名，积蓄力量，扩大地盘，以期鹬蚌相争，得渔翁之利。毛主席坦言：“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国民党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党夺得大陆政权之后，却颠倒黑白地吹嘘是共产党领导抗日并打败了日本入侵者。

美国1945年8月在广岛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逼迫日本投降之后，共产党凭借苏联支援的大规模美制日本制等精良重型武器装备，依靠苏联红军抢夺的东北地盘，不顾抗战八年国家羸弱百姓贫穷，悍然挑起内战，夺取大陆政权。若不是美国出手及时支援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习近平口中的马英九先生，可能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中共台湾省省委书记，主持召开台湾省省委学习中国梦工作会议，向省长陈水扁、省人大主任苏贞昌、省政协主席蒋孝严、省妇联主任高金素梅、省统战部部长庾澄庆等，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落实党中央要求按时保质完成台福跨海大桥的指示。

曾经以“打土豪分田地”为诱饵，欺骗老百姓参加共产党解放军共筑新中国之梦。党夺取大陆政权之后，领导百姓进行杀地主抢土地的土改。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土地刚到手还没捂热的农民，1953年，马上被党以“农村合作社、互助组”的名义，夺走了土地。其结果是党国抢到了田地，巴望分到田地的老百姓唯有干瞪眼，更多是瞪眼都不敢。改革开放之后，当年抢来的土地，通过专制绝对权力和自由市场经济双向运作，从中捣腾出巨额利益，哺育着革命红色二代向第一代红色权贵蜕变。

1957年，从农村抢到了土地，也从城市抢到了工厂及生产资料，党春风得意，装模作样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以为一党专制制度强盗行径得到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热烈拥护，谁知脑筋不灵光的那些民国产人，对着亲娘吐真情表心意，为党洗洗澡正衣照镜子开药方，顷刻间惹恼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于是，天皇盖地虎，宝塔镇右派。70万知识份子被送去劳动教养，中国人的自由从此失去翅膀，脸朝下“吧唧”一声嘴啃泥，至今歪瓜劣枣卖相难看。

1958年至1960年间，党日渐疯狂，急性创作大跃进人民公社闹剧。以为建设国家搞经济靠当年杀人那股劲头，也能取得胜利，最后以饿死了人民四千万的代价，卫星上天，经济破产收场。

1966年，党病入膏肓，动手革传统文化的命，也革共产党自己的命，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老革命家被打倒杀害，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儒道佛受到了又一次且更严重的摧残。从此，中华民族，如被恶魔吸走灵魂的人，行尸走肉一般苟延残喘在世界民族之林。

1989年，党打着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幌子，屠杀了北京市民学生。2012年，党打着反对文革复辟的幌子，将我薄熙来开除出党。

在党强调和谐社会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不否定前30年，也不否定后30年”的论调。那么，大家一起来看看，前30年，党大刀阔斧杀了多少人，后30年，党又小刀割肉杀了多少人吧。

1950-1951的镇反运动。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

1955-1957的肃反运动。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的整风反右运动。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 个。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 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 派”只剩五人。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被迫害致死。

1958-1962的中国大饥荒。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 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 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 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 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 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 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 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 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 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 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国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 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 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 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 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在前30年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后30年的学者政界人物，基本是前30年残存者的儿子或干儿子，圆满地继承了明哲保身阿谀奉承的苟且贪生之道。

在前30年里，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少奇、陶铸、陶 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 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

在后30年里，国家民族已经没有精英，即便是有，也是伪精英，也是鹰犬，是太监狗腿子。在后30年，凡官员，贪污腐败渎职滥权；凡商人，勾结官府，巧取豪夺；凡学者，阿谀奉承沽名钓誉。凡天空，雾霾高温暴雨干旱；凡土地，重金属超标滑坡地震积水盐碱沙漠化。

在后30年里，光是计划生育政策，党扼杀了多少生命？
2009年9月，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称“30年少生4亿，中国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少生4亿中，有多少是已经生出来的婴儿，因计划生育政策，被杀害被遗弃了？有多少已经是三个月以上的胎儿，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被强制引产？

《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对外发布：“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 死于癌症。”“全国癌症发病形势严峻，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绝大多数中大城市空气质量指数 PM2.5居高不下，使得PM2.5作假成为中国的内政。

党啊，在这60年里，你领导中国不是走向光明，而是黑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