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安：为89民运坐牢的高瑜：在风雨中抱紧自由

自高瑜系狱，尤其是5月8日CCTV公布其所谓“认罪”录像以来，全球各界反响不一。既有推特上对此事此起彼伏的抗议之声，也有国内新闻众多“五毛”跟帖中“卖国贼”声音高亢的责骂。即便在自由的海外，先有人在高瑜被捕前即宣称其“俨然成江系临时工发言人”[1]；继而有人竟然认为高瑜这番被拘原因“与中共高层内部的权争、政争和利益之争紧密相关”，并断然指陈“高瑜不是一般异议人士和独立记者，她在中共高层有特殊背景和‘深喉’”[2]。读到这类文章，让我时有不知斯世何世、今夕是何年之惑。我茫然自问：他们所谈论的那个高瑜，与相识20余年的、被我由衷地感叹为“最敬爱的学姊、最伟大的记者、最刚强的女性”的这个高瑜真是同一个人吗？或许是这些人有意无意的抹黑，极大地干扰了对高瑜的营救活动。笔者遍查海内外舆论，除5月14日国际笔会曾经呼吁全球会员采取紧急行动，“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寄发呼吁书”[3]外，即使是身处海外的所谓异议组织或异议人士，似乎无一人站出来为这位三十年来一心一意追求新闻自由、为此三度系狱、受尽羞辱和折磨的传奇女子辩诬，遑论救援。这位多年来为追求正义、不是在监狱中就是在去监狱的路上的老牌记者，俗语“鸡蛋不能碰石头”，但她却是始终如一地“与蛋站在一边”，她年逾古稀，此刻正如一枚孤零零地面对石头的鸡蛋。笔者写作这篇拙文，只是想用亲身的接触，与那些尚有良知、愿意和“鸡蛋”站在一边的人们一同分享一些片段，并且希望透过这些片段，让人们看到，这是一枚怎样的鸡蛋。

1、冬天里的一团火

高瑜和笔者师出同门（高是丁子霖老师文革前人民大学语文系的学生，笔者则是丁被整肃前“最后一课”所教的学生），但中间相差20余年，在六四之前，无缘相识。那时，我只知道高瑜是一个才高八斗、笔尖常带感情的记者，并且擅长用长篇对话的方式记录中国思想界对重大时代问题的思考。她的几篇对话录，《巴金与邓朴方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写于1987年）、《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中国不容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温元凯：改革的停滞比失败还要严重》（写于1988年）、《站在今天说话——夏衍秦晓鹰关于“五四”的对话》（写于1989年）发表之后，都是好评如潮、一时洛阳纸贵。（六四之后，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指斥高瑜发表于1988年“通篇励治，无一言言乱”的严、温对话为89“反革命动暴乱”的总纲领。）

六四屠城之后的北京高校校园，可谓“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乃是左棍学阀的乐园，自由知识分子的梦魇。但是“在肃杀阴冷的气氛中，仍有一些人在执着地探索，不屈地抗争。199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出现了一张醒目的‘读书社’招收会员启事，标题是‘重新燃起我们的热情’……号召一切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有志青年加入读书社，交流思想，沟通心灵，增进知识，熔炼才干，共同创造一个自由温馨的天地。”[4]其时，笔者忝为这一社团的创始成员和召集人。读书社的宗旨为：“生活、读书、新知、生活”，是三联书店店名的改进版，虽然倡导一条通过读书、讨论、由学问而思想的进路，但是由于对现实生活的重视，对知行合一的强调，也使得我们的读书、讨论中时时会触碰现实中的敏感问题。我们也常常带着这些疑问在校内校外请教。有一次去李泽厚先生家，我们慷慨激昂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而李先生一言不发。现在想来，李先生那时的警惕可以理解，但在当时我们却大失所望，仿佛一尊偶像一下子崩塌掉了。

1990年的冬天，在高瑜老师和平里的斗室，我们几位年轻学子却如沐春风。她那亲切的神情，孩子般的笑容，睿智的思想，饱含苦涩的幽默，让我们这些在思想的街头流浪的青年学生深受启迪、鼓舞。

她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70年的共产党从头到尾始终是地下党。我的父执辈们年轻时与国民党独裁政府斗，有的坐过班房。最痛苦的是，这个党直到今天，似乎还是个地下党，还不能把决策过程公诸于众。这种局面不改变，决策机制不改变，中国的问题就会越积越多。

她又说，一党长期独大，必然产生一党多派。有时是路线之争，有时是个人恩怨。毛自称搞了10次路线斗争。哪有那么多路线？即使是路线之争，然而，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中，在密室之中，争论和分歧永远得不到正常的解决。

她还说，共产党是街头政治的高手，深知街头政治的影响力。对街头政治采取极端措施，不全是因为某个人误听谗言，而更是这个党的直觉和惯性。

她继续说，胡耀邦无疑思想开明，但他其实只是改革派的领袖。胡曾这样批评邓力群：“(毛)主席好的一面，一样没有学到；主席的毛病，一样不拉。”你想想，这样单纯如何能做全党领袖？赵紫阳提出“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仅凭这一点，赵在历史上就站得住。

她滔滔不绝，但每一句话都让我振聋发聩。20余年后回忆她的话，对她的敏锐、深刻、远见依然钦佩有加。

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她仿佛是那个寒冷的冬天里的一团火，那么坦荡，热烈，让我们温暖、兴奋。

当时，她极力主张推动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代际沟通。她陆续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有何家栋、张显扬、冯兰瑞、张宗厚、胡绩伟、孙长江、王若水、袁红冰等先生。要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几代知识分子的联系是如何难得。

兹此之后，我们成了高老师家的常客。高老师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思想的启迪，还有母性的关怀。有时天晚了，她就为我们煮饺子。高老师的饺子温暖了我们很多年。2007年冬，我在伦敦薛同学家中，谈及帝都北城旧事。薛去国多年，印象最深的是在严寒的北三环骑单车，苦苦追寻出路，以及北三环边上高老师家里热气腾腾的饺子。

后来我们读书社出版了社刊《大家》，高老师更是义务的审稿人和赞助人。每期杂志出来，她和何家栋先生、张显扬先生、龚祥瑞先生、梁治平先生等人，每人都会掏50元、100元，买上一些本送人。有这么些人的资助，编下一期的费用也就有了。我们的一些作品还通过她的润饰，推荐到海内外发表。这在当时，无疑也是对我们的极大激励。

90年代初，有一位王姓老兄（现在天朝国务院下属某机构谋生，不便公诸名字）从秦城出来，高老师掏了300元给他。她口袋里剩下的不多的钱却在坐公交车回家的途中被偷了。她对此的反应是大笑，说早知如此，还不如全给了他！

2、为89民运坐牢的第一人

上述的这些片段可能会给人们一个错觉，仿佛那时的高瑜是如何的多金。其实，其时她从监狱获释不久，除了微薄的稿费，再无其他收入。笔者和高老师相识24年，从未见她的斗室增添过一件家具，遑论新的装修。她的淡泊，如同家门口她亲手种植的几株洁白的月季，无论是否有观众，它们总在孤独地绽放……每次去她家，看到那依旧硕大、挺直的白月季，每每感到，在这个弯曲的世代，总有些不弯曲的人与物！

关于她的如何卷入八九学潮并因此首度获罪入狱，高瑜在《浴火重生》中有比较完整的记述：

5月21日是星期天，早上我与胡绩伟先生通电话，他要我代表他立刻去天安门广场，去劝学生撤退，他说，只要退出广场，发表个声明也可以。……在纪念碑上一个帐篷里，找到在旮旯里睡觉的王丹。我对他说我是代表胡绩伟先生来的，我把应该说的话都对他说了，当我说到“撤离广场”几个字，围观的一个人一把抓住我的胸口，问我是干什么的，王丹挡住了他的手，指着我说：“绝对可靠。”说通了王丹，他又找来几个学生领袖，我又重复劝说了一遍。他们几个人到一旁开了个临时会议，开完后告诉我他们同意撤离广场，但要发表一个声明，声明还要由广场各高校的代表决议。他们责成王丹起草声明，这时王丹对我说：“高老师，我头痛的厉害，你就帮我起草吧。”征求王丹的意见，就叫“告全国人民书”。事关紧急，斟酌不了许多，我从地上捡起一块大字报纸，就起草起来了，具体写了多少条我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得首要一条是军队不进城，广场的学生组织立即组织学生撤离广场，署名是天安门广场高校学生代表。起草完毕王丹先拿给几个负责人看，后来又通过广播，在纪念碑上召集各高校代表开会议决。经过相当的争论，最后通过了。又是李亚带我走下纪念碑，正好遇到中央工艺美院一辆面包车给广场送来一筐西红柿，李亚和我就搭这辆车一起到煤渣胡同三号《人民日报》宿舍胡绩伟先生家……我请胡老审阅，他在两处增加了一些文字。修改好后，胡老要求我们立刻给报社送去，他说：“我可以给《人民日报》打电话。”告别胡老一家人出来后，我考虑让《人民日报》发表有难度，就带李亚他们直奔北京饭店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程翔、刘锐绍都在，他们帮助我复印数份，我请他们发表，随后到广场把原稿和复印件交给王丹，只留下一张又送到西长安街的《科技日报》，并给孙长江副社长打了电话。我回家时，已星夜当空……

高瑜当时着力所做的，是推动天朝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与学生展开对话。她所做辛勤努力，是为了“将民主从街头引向大会堂”。她的行动与曹思源争取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活动相配合，这些院外活动成为八九民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些行动因为可能具有的“釜底抽薪”功能，率先受到了当局的镇压。

6月3日早晨9时许，高瑜被秘密绑架；同日中午，曹思源也被秘密绑架。今天看来，最高当局在发动大规模镇压之前，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切断最高权力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遏制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行使职权的可能性。高瑜在六四惨案发生之前，已经为八九民运坐牢，“荣幸地被当局塑造成中国式院外活动家的样板”[5]。

八九民运是一场民族悲剧，它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许许多多的政治掮客借此官运亨通，也有一些人自觉选择“和鸡蛋站在一边”，从此人生风雨飘摇。1944年生于重庆国统区的高瑜，是地地道道的红二代（其父亲高韶亭是五四一代的红色知识分子，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已经是中共党员。中共建政后出任察哈尔省工业厅厅长。英年早逝。母亲是一二九一代的知识分子），她文革前和文革中在人民大学6年的求学经历、毕业后在偏远农村4年的执教生涯、改革开放后风风火火的新闻人生，经过这一番黑狱的淬炼，从此义无反顾地走向与天朝体制彻底决裂的道路，并且渐行渐远，“浴火重生”。这一番经历，使我回忆起89民运时北京街头众人高声吟诵的一位无名诗人一首诗作荡气回肠的结尾：

一旦我们踏出这愚昧的大门，
就永远不要回来！

但这条路，注定是风雨路、不归路。在这路上，高瑜以其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泼辣的文风、犀利的视角、担当的肩膀，纵横谠论，为民喉舌，践行新闻人的自由理想。“大冶最憎金踊跃，那容世界有奇才”，高瑜及其言论，往往使一些食人肉而肥者如芒在背、如骨鲠在喉。而这，可能正是高瑜三番几次出入黑狱、以独特方式书写自己的光辉岁月的最深层原因。

3、天安门母亲运动的“第一推手”

2013年5月18日，一大早在帝都收到丁子霖老师的两个短信：“听你们讲高瑜近况很是挂念。我有六七年未见她了。昨天给她家打座机无人接听。”“我真想她。不知她本人身体如何？何（家栋）老生前告诉我她大把大把地服速效救心丸。我无法忘怀自己当年在生与死之间痛苦挣扎时，她给予的关心。”

我回电过去，说：“听说高老师5月24日要去香港。要不等她回来再说？”

丁老师说，可能是去香港参加笔会。还是坚持在高去香港前见她。

5月22日下午。我去高老师家接她。在路上，高老师提议去买个西瓜。这年头，可能只有高瑜，会想出提个西瓜去看望多年不见的老师。到了丁家楼下，丁老师已经在楼下迎候。看到心目中两位最非凡的女性拥抱在一起，实在是我平生不多见的快事。

后来一起吃饭。在这顿饭的结尾，丁老师问：“我们能见到中国民主的那一天吗？”

高沉默了很久，没有回答。

丁最后自问自答：“我们是看不到了。你（指高瑜）也许能见到。”

在回去的路上，我对高瑜说：“您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第一推手。”面对当年知情人的这一说法，高没有否认，只是笑，又说：“你这样说，可能有人会不高兴。”

……1990年8月30日，高瑜被释放的第二天，就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静园1楼43号去看望丁老师。丁老师嚎哭着，向高讲述了其子蒋捷连（小名连连）在6月3日夜被戒严部队打死的经过。高问她为什么《北京日报》报道连连是高三学生，丁老师愤怒地说：“那是他们造谣，他们想回避十七岁，未成年人的年龄，为此我去质问过我的同学，北京市宣传部长李志坚。”情绪稍微平静时，她批评高：“你太不注意保护自己了。”高又告诉丁，她介入学生运动的经过，高说：“劝学生退出广场，是我当仁不让的责任，我们想阻止的就是机枪、坦克和屠杀。”

后来，高瑜在《新闻自由是吾辈的目标和旗帜》中这样追述：

我们都觉得从“六四”开始，我们师生成为有着共同苦难的人了。

以后我每月去看望丁老师一次，丁老师总是一遍又一遍向我哭诉，我一次又一次思考应该如何帮助丁老师从悲痛之中挺立起来。连连火化后，骨灰在哥哥的集体宿舍里秘密存放三个月，百日之祭，父母仍然舍不得将他埋葬，而是把他接回家，安置在爸爸亲手为他制作的一个木制的纪念碑里，碑中还存放着他求学时的心爱之物，碑的正面刻着爸爸隽秀的字体的碑文：“这短暂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又像真正的人那样死去，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刻印在历史永恒的记忆里。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1989.9.11.”家中全部保留着连连的生前之物，小床、书桌、书籍都在原处放着，父母，亲人永远和这个优秀的少年厮守在一起，清明、周年忌日、冥辰、中秋、春节都要为他祭奠。连连的生日与亡日只差一天，因此89年6月的挂历也成家中珍贵的纪念物，用镜框镶在墙上，2日是红框框，3日是黑框框。我想这些都应该让世人知道，但不是我来写，而是让丁老师亲手蘸着流淌的心血来写，这反而能使一颗破碎的母亲的心修复创伤。[6]

1991年春节，高问丁老师和蒋老师：“你们想不想把你们的心里话对世人倾诉？敢不敢让世人知道真情？”他们非常勇敢地回答：“敢。”很快高就得到两位老师完成的三篇文稿，一篇是对连连成长和死亡感人刻骨的记录；一篇是他们写给连连的信《让我们再亲亲你》，原件已随幼子淌着鲜血的遗体一同火化；再有一篇是丁写的《我的话》，公开声讨了李鹏，这是“六四”死难者家属最先发出的声音。高把三篇稿子一同交给了“六四”两位最勇敢的香港记者，程翔和刘锐绍。“六四”后他们和社长李子诵一起被迫从香港《文汇报》辞职，正艰难地办着《当代》杂志。全文发表之后，影响之大可以想象。全美“学自联”最先给丁老师和蒋老师寄来信，称：“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子。”这种安慰胜过一切。随后，高又联系了多家香港报纸去采访丁老师和其它死难者家属。1991年4月底，美国ABC广播公司的柯达德（Todd Carrel）、赵爱素（Alisa Joyce Barba）找到高，高建议他们去采访丁老师。这个采访使全美国的母亲、全世界的母亲都听到了中国母亲丁子霖的谈话。丁在节目中说：“两年来我在生与死之间几度徘徊，有时真想一死了之。但我终于选择了生。我既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安抚。但我要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结论。”不久，高又介绍英国大报《卫报》记者贺安雷（Anrew Higgins）采访丁。贺于当年6月4日在《卫报》发表了《谎言逼迫父母找寻真相》长文，引起不小反响。从此，全世界都开始声援丁子霖，因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是一个不断追问真相的中国天安门母亲。

1992年春节，高又带着丁子霖和尤维洁，一起去看望张先玲。三人成群，这是天安门母亲的第一次群体聚会。自此，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断崛起，成为天朝暗幕下的一座拷问道义和人性的丰碑！

高曾经是丁的学生，然而后来，丁子霖却常常这样说：高瑜，是我的启蒙老师！

而前述的一年以前，丁十分着急要和她的“启蒙老师”见面，可能就是五分担忧加上五分不祥的预感。不祥的预感如同旷野里升起的乌鸦，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乌鸦如此迅速地两次飞向高瑜，证实丁的预感！一次是去年10月，高瑜在北美讲学期间，瘫痪在床多年、不离不弃的丈夫赵元康先生突发脑溢血去世；再则就是刚刚经历丧夫之痛后，以古稀之躯，再一次遭受无妄的牢狱之灾。肉食者如此夺情悖理，天厌之！天厌之！

4、一个人的通讯社

八九民运以来的25年中，除了坐监的7余年外，高瑜好像一直在与时间赛跑。有时老友请她出来喝茶、吃饭、叙旧，常常被她挡驾。随着年岁的增长，一句口头禅日渐频繁地挂在嘴边：“时间太宝贵了。”她不知老之将至的勤奋，使得她一个人仿佛就是一个通讯社，源源不断地推出脍炙人口的作品，使中国大陆许许多多的所谓媒体相形之下，黯然失色。

1990年8月高瑜获释时，大部分被抓的知识分子已经释放。之后，又释放了刘晓波等人。最后被当局锁定为政治牺牲品的，其一为她在《经济学周报》的同事陈子明和王军涛；其二为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有联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高瑜既有铁肩，又是妙手，她调动自己从业以来在中新社、《经济学周报》积累的新闻资源，当仁不让地开始了一个人的通讯社，为这些鸡蛋们鼓与呼。

陈子明回忆说：“高瑜为我们的审判以及狱中的待遇和斗争，为多家媒体写过报道，其篇数之多，连她自己也记不住了。”

高瑜并不止于客观报道，面对不平之事，她时时挺身而出。如在《不能因为他们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而审判他们——北京审判陈子明王军涛内幕》一文中，她这样大声疾呼：“中国利用海湾危机打出的牌是‘向来不主张以军事武力解决国与国的争端，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对话’，这与在国内用武力镇压八九民运背道而驰，但是中国政府全然不察自己暴露给全世界的矛盾形象，也丝毫不顾忌现任总书记江泽民去年上任后不久对外所做的‘中国政府没有用任何法律手段惩处参加动乱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保证，现在突然要对王军涛、陈子明一批人进行审判，就是要借国际关系的转机，为重返国际舞台争回面子。……不能因为他们优秀而扼杀他们，不能因为他能起到别人所起不了的作用而扼杀他们，更不能因为他们讲理性，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而扼杀他们。”

20余年后，笔者依然能感受到当年读到这些报道和评论时的激动心情，尤其是读到陈子明、王军涛在法庭上不为个人而为整个八九民主运动的精彩辩护时，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在万马齐喑、很多不学有术的所谓学者（如何新等）一起抹黑六四之时，他们俩人不畏强权的行动为整个知识界争回了一点人格！（正是在这种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在六四两周年之际，我和几位朋友策划了一些纪念六四、追思逝者、呼吁释放在押学生的活动，并因此锒铛入狱。回想起来，这些事是值得的，也许为当时走过街头但没有受到惩处的学生争回了一点人格。）

陈、王之后，当局又对鲍彤进行正式逮捕和审判，中共要鲍彤代“六四”受过的用心，路人皆知。高瑜采访了鲍彤的家人，对这件震动中外的政治大案做了最翔实的报导，发表在星岛日报。

新闻自由是高瑜一生的目标和旗帜。她所理解的新闻自由，不仅仅是新闻从业者的自由。正如1989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先生为推动新闻立法发表的著名讲话中所言，“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的含义是比较小的，如采访、编辑、写作、评论发表等方面的自由”，“我们要维护的新闻自由是全体公民的新闻自由，而不仅仅是新闻工作人员的新闻自由。公民的新闻自由，是通过新闻媒介所行使的主人翁的知情权、议政权、参政权和监督权。”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高瑜不但和鸡蛋站在一边，而且更要勇敢地去揭露石头的丑陋和帝都的黑幕，揭穿官媒的谎言。浏览高瑜近年的作品，无论“薄”、“厚”，还是“康师傅”、“习包子”，他们的种种窘态，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大量的见证。2013年1月，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上台不久，在大家观望、失语之时，高瑜先声夺人，写作《男儿习近平》，揭橥其左王实质。她指出：“作为中共建国元勋的铁血后代，习近平的谈话更富鲜明的个人色彩，彰显出他的政治抱负，他不仅要力挽中共政权于不倒，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命运，而且要重整朝纲，以期恢复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才是他‘复兴之路’的宗旨和目标。”最高领袖执政两年来的一言一行，几乎无不印证高瑜最初的判断。

仅在2013年上半年，她先后写出《习总遭遇几多蠢》、《新舵手、老航道》、《习近平的红色中国梦》、《习近平与傅高义怎么进了一个门》等一系列文章使处在雾霾中的新领袖的形象跃然纸上。为此，丁子霖等师友很为她捏一把汗。她却总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新闻人精神自勉。从她丈夫新丧到我今年2月来美的4个月中，笔者多次力主她去国，总为她笑拒。只是当我谈到那因她第二次入狱而从北京四中辍学的儿子，同样因为她的原因找不到一个固定的职业，只能零零碎碎打些短工；儿子相恋多年的女友，最终也因不堪忍受种种干扰离他而去时，她的决心才似乎有些松动。没有想到的是当我抵美两月后，她们母子同时被抓。理由是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想来可笑，高瑜此前已经两度入狱，早被打入另册，仿佛是已经上了梁山的林冲，却有机会泄露朝廷的机密。今世的高俅们实在高明！

偶然想起王维的名句：“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七十岁的高瑜所求为何呢？她不过一介书生，布履裙装，只是内心装有一个执着的新闻自由的痴梦，风雨一路，仍不为今日所谓的“中国梦”所容。鸡蛋常常被石头碾碎，如同梭罗所言：“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下，正义之士适宜的栖身之地就是监狱”。而无论是在狱中还是走向监狱的路上，高瑜不仅是用笔、更是用生命践行一个新闻人的自由理想。我们的后世终将发现，她凄凉的生命有如传奇，是天朝黑暗的新闻史中最为光明灿烂、最温暖人心的一页！

作者简介：廖家安，1969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生，是学生杂志《大家》的主编，并在北京大学等地进行六四纪念活动。在考取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不久，于1992年6月10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拘留，后被判刑3年。出狱后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2014年初到美国。

廖家安及校系友郭宝胜等人愿意就高瑜案在海外进行一系列声援活动。采访联系人：廖家安，电话781 559 4302 ；郭宝胜电话：228 235 5736。

作者附注：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本文未送所涉及的相关人士审阅。全部文责自负，2014年8月14日。

【注释】
[1]人民报肖庆庆：“高瑜俨然成江系临时工发言人”
[2]彭涛（德国）：“高瑜被捕，多因挑战习总权威”世界新闻网
[3]美国之音：“国际笔会发起全球紧急行动：呼吁释放高瑜”
[4]郭宝胜：“六四后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纪实（上）”《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
[5]陈子明：“高瑜：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
[6]高瑜：“新闻自由是吾辈的目标和旗帜”，原载《我的六四》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