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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形态领域,当代中国的主流社会或中共主管的宣传口径,仍然在制造莫须有的西方阴谋论,西方阴谋论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古训的翻版,这种敌视西方的思维模式,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不懂得世界史,特别是不懂世界近现代史的历史脉络,也看不清西方社会的道德精神与市场规则,是蒙昧导致的盲目反西方;另一些人呢,是明知西方不可能对中国有瓜分或颠覆的阴谋,反西方是为了统治集团的一已私利。统治者们高调反西方,以制造国族的敌人与异已,自己就在精神上与被统治者有了一致性,通过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把自己与被统治者做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对西方阴谋论最顶级的咒语是“亡国灭种”。
最近网上看到新左派极端的奇葩观点:如果大清不搞洋务运动,不“改革开放”,就不会招揽来甲午海战这样的国耻了。如果这个观点能够延伸一下,说:如果日本人像大清一样,不搞明治维新不向西方学习,大清就不会灭亡得那样快了。如果说西方国家更多需要的是大清的市场与口岸通商开放的话,俄国人需要的则是大清东北土地与面向太平洋的不冻港,而日本需要的,则是岛国的永久安全,即爬上岸,逐步吞蚀大陆。给大清致命一击的,不是西方列强,而是日本对大清的甲午海战及其后续的战争。
古老文明的灭亡,从根本上讲都是自杀的结果,而非他杀与谋杀。
日本通过学习西方,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政治上基本完成了“全盘”西化,而大清呢,只师夷长技以制夷,技术上可以引进西方的先进之物,但政治制度不可以动摇(后来想改变了,但来不及了),而当时中国因政治体制而生成的腐败问题,一位来自英国的“中国通”赫德看得明白,早在一百五十年前(1865年11月6日),他就向中国总理衙门提交了一篇《局外旁观论》,指出:中国因政治落后,官场中“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军队“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比照一下当前的中国现状,因政治落后而造成的官场乱象,还是不是几近一样?
这位被中国当代历史教科书定性为“英帝国主义侵华的代表人物”,居然还为大清开出良方:希望大清政府向西方学习,包括技术方面的学习,财政制度方面的学习,以及开放外交,向国外派驻使节。这封洋人的谏书,最后当然是石沉大海,清宫中忙于权力争夺,权臣们不可能致力于政治改革,政治改革首先伤害的,必然是他们眼前的利益,如果大清政治像西方那样清明,公权受到制约,那权臣们为官一任,能图到什么呢?所以大清最高统治者后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政治改革的迫切性,但体制滞重的肉身,自甘愚昧与堕落的官僚体系,也不可能主动配合来自高层的政改。
还有一位叫阿利克的英国人,其在上书《新议略论》中建议大清改革,他直接指明,大清国情恶化根本原因是政治腐败,如果持续下去,必遭帝国主义干预之后,瓜而分之。大清官员读过之后,并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英国人如此上书必有阴谋,或者就是为了一已利益,而危言悚听。
当时英国人是大清朝的旁观者,现在我们也是大清的旁观者,我们现在看到的,上书谏言的英国人是有阴谋与利益追求呢,还是大清官员们有阴暗心理与利益所寄呢?
当代中日关系或中日出现钓鱼岛争端,会通过美国政府来协调,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甚至发出过这样强硬的声音:如果美国管不了日本,世界与中国会来管的。我们再把历史往前翻到1879年,李鸿章主动希望美国“干预”中日关系,当时中日争端的不是钓鱼岛,而是琉球问题,李希望美国总统格兰特说服日本人,稍做让步,给大清一个面子,格兰特到了日本后,给中堂李大人来了一封信,信中似乎没有言及琉球问题,中日之间的问题,你们都是大国,完全可以自主解决,美国无意插手,这位美国总统却大谈大清应该致力于政治改革,他甚至预言因中国政治滞后,中日差距已是十万八千里了,如果中国“参用西法”: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既以前所订条约吃亏之处,尚可徐议更改。各国通商获利之处,中国亦不至落后。盖取用西法,广行通商,则人民生理,国家财源,必臻富庶。不但外国有益,本国利益更多矣……我盼中国亟求自强。
美国一百年前与一百年后的今天,所持立场与价值理念基本都没有变化:一是对中日之间的问题,不持立场,由双方自行解决;二是希望中国政治向西方学习,通过政治变革,使中国走市场化民主化道路,而这于中国于世界,都是有利的。而当时的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特马更多的从利益层面把话说得直接明白,中国学习西法,对西方国家的利益完全可以放在台面上说道,完全不是阴谋:中国要发展经济,必须要购买洋人的技术成果、必须向洋人购买器材、还需要借用外资。总之,一个学习西方的中国,有利于西方。
百年后中共主导的中国政府,直到1992邓小平南巡之后,才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并加入国际关税贸易经济组织,但政治民主化、价值普世化、国家法制化、社会自由化却仍然被视为西方观念,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加以丑化与排斥,并视其为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渗透与阴谋。
中共的意识形态正在日益清末化,结果会是怎样,大清的结局已是鉴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