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极权将迎来巅峰时代

民间反应可谓热烈。对于久在权力之下，忍气吞声的许多普通国民来说，任何一个当权者或者前当权者的倒台事件，很容易变成一种喜庆。而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士，仿佛更为欢欣鼓舞。有些人将“倒周”事件，视作党内开明路线胜利的标志，甚至还有人认为，这将成为开启法治改革的契机。

但这些人似乎忘记了，2012年，当薄熙来被宣布接受中纪委调查之后，当时的那一幕幕欢庆景象，与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但随后所发生的，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而是对民间打压力度的急剧加大。袁冬、刘萍、许志永、浦志强等诸多维权人士，均是在这一时期之内，遭到刑拘或判决。

权力斗争，确实通常与路线斗争相互交织。例如，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继续“新经济”路线的背景，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等人的权斗；中共延安整风的背景，是毛泽东与王明等人的权斗；文革的背景，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权斗。本次的反腐大潮，也同时反映出，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双重属性。

只不过，目前越来越占上风的一种趋势，恐怕并非很多人所期望的政治改革，而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尽管经常有人，把49年后的历史，分为文革期与改革期两个阶段，但权力集团作为列宁式政党的这一本质属性，却从未有丝毫改变。

列宁式政党，实行严格的自顶向下的党国架构。这种权力组织，既不能兼容自底向上的民主模式，也无法兼容三权分立的分权模式，同时也不能容忍超越政党权力的广义的宪政模式。这一性质，由列宁式政党的本身逻辑所决定。否则，一旦这个核心模式受到动摇，则列宁式政党，极有可能被引发权力雪崩，以致被瓦解摧毁。前苏联政治改革的失败，便是一例。

民主模式下，多个政党在开放环境中和平参与竞争，在竞争中改善自身，强化优势。而列宁式政党的党国模式，并不存在这样的公开竞争机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列宁式政党，通过组织运动与内部清洗，来纯化自身组织，强化组织忠诚度与内部凝聚力。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延安整风、反右文革，均属于这种组织强化方式。

当下的反腐运动，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反腐运动，不但不会改变权力高度垄断的事实，反而会进一步强化中央权力，提高组织凝聚力与忠诚度。而在国内外云谲波诡的政治浪潮之中，所凸显出的另一种国家道路，则越来越清晰可见。

八九之后，中国的统治者，将专政统治，与有限市场成功结合，形成一种稳定的新极权形态。而由于无法受到实质的限制，权力得以恣意掠夺财富，导致严重的制度腐化与贫富极化。据统计，自2002年到2011年十年期间，中国的非法外流资金，合计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之首。而根据北京大学最近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三分之一的财富，集中在1%的家庭手中，财富分配极不平衡。实际情况，恐怕要比这些看得见的数字还要严重。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长期实行“韬光养晦”的策略。一方面积极跻身于世界贸易，一方面避免与其它大国发生正面冲突。在过去的数十年期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贸易比重越来越大。中国目前的贸易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

显然，国内的严重社会问题，极可能为将来的重大危机，埋下潜因；而国家实力的增长，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促使统治者，改变调整对外战略。当下所观察到的国家道路，一方面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执政者对现状的把握，以及对政权前景的构想。

列宁式政党，不可能改变自身的权力垄断的根本架构，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制度腐化与贫富分化。体制只能进一步取消社会组织，压制社会反抗，封堵由问题到危机的路径机制，并以此达到消解未来社会危机的目的。

在对外关系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显著增长，体制也需要进一步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地缘秩序生态圈，以服务于长期的政权战略利益。

对内压制，对外扩张，便是当下的对国内外危机与变化的统合解决方案。而随着周永康的倒掉，这一道路，在国内已经取得近乎全面的胜利。可以料想，在权力大获全胜之后，随之而来的，非但不会是任何自由化法治化改革，反而极可能是对国民社会的全面控制的升级，以及对国民文化的再次驯服与塑造。本来就极为有限的社会空间与个体自由，则将会进一步受到挤压与剥夺。

在国际关系方面，以新极权模式为中心的新地缘格局，必然会对美国长期主导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以美日为核心的东亚联盟，形成直接的利益挑战。而由此产生的摩擦与冲突，也将更为频繁，更为激化。

可以预期，在这一阶段之内，体制的这种道路模式，于内不会受到实质的挑战，于外也不会形成致命的冲突。中国将迎来新极权的巅峰时代。而同时，也将会是政治改革彻底幻灭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