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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5日,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纪念日,在那场影响两国前途命运的对决中,中国为什么会失败,日本为什么战胜,已经有汗牛充栋的研究,大到政治体制,小到战术运用,累无遗漏。然则联系今天的现实,我感受很深的一点,就是国人对于对手的学习和了解十分欠缺,不止在两个甲子前那场战争中如此,现今仍如斯。
对于日本来说,甲午战争是场蓄谋已久的战争,在战前七年就已拿出了战争方案。为了摸清中国的底细,研究中国国情,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派间谍到中国搜集情报,对中国里里外外、尤其军事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学习和分析,最后完成了《征讨清国策案》。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仍然通过多种渠道,从各个方面、层次获得中方的情报,掌握中方的军事动向,做到应对有余。而中国对日本的国情了解得非常浅浮,情报掌握的少得可怜,所以也有人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也是情报战的失败。可在我看来,这不叫情报战的失败,叫学习战的失败,是开放好学打败了封闭自固。
日本的《征讨清国策案》已经说了,“今日清国之人民,只知有本国而不知有外国,沿袭自尊自大之旧习,且疏于天下之形势,乃无智愚昧之人民。”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当时的国人盲于世界、聋于周边,对世界各国一知半解,而且所了解的信息多是过滤、扭曲、片面的信息。对东邻日本更是心存蔑视,视之为“蕞尔小国”、“蛮夷小邦”,装聋作哑,没有了解学习的兴趣。
曾任清朝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可谓当时最了解日本的人,他撰写的《日本国志》,对日本作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他于1889年将书稿呈送给李鸿章和张之洞,两位大臣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但直到甲午战前该书都没能出版。等到在战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才想起要了解学习日本,出版了此书,但为时已晚。时人说,“此书早布,可省银二万万两(赔款)。”这实在是夸张之词,一本书救不了一个垂死的帝国,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国人“自尊自大之旧习,且疏于天下之形势”的睁眼瞎状态,不愿意“看世界”,不愿意向先进学习,或是学习也只是学点皮毛,做不到知己知彼,不吃败仗几无可能。
二战期间,同样与日本打仗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管制即将战败的日本,美国政府专门委托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这个民族,最后得出一个研究报告——《菊花与刀》,成为不光是美国人,而且成为世界上很多人了解日本的一把钥匙。
盲目自大会蒙蔽双眼,盲目仇恨也会蒙蔽双眼。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大陆人对日本仍抱着“蕞尔小国”、“蛮夷小邦”的自大心理;除此之外,还增加了仇恨心理,极端仇日反日,可谓是双重蒙蔽。中日要是再来一场战争,中国可能还会因不能知己知彼而一败涂地。
日本对中国有过侵略和屠杀,要让中国人做到不仇恨是困难的,但是从官方到民间极力宣扬、灌输仇恨的民族情绪,却极少宣扬灌输理性思维;将民众的仇恨情绪当作工具来使用,固然可以成为政府应对国际局势的手段,但仇恨心理也让民众对日本的一切采取排斥心理,不屑于了解和学习对方,只会条件反射式的反对,最终又要成为井底之蛙。
比如中国人反感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但对武士道又有多少了解呢?又有多少人知道武士道的“义”、“勇”、“仁”、“诚”,其实是渊源于中国的孔孟儒家?比如中国人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又有多少人知道日本的厉鬼信仰?据学者李长声先生研究,厉鬼信仰认为抱怨、衔恨而死的人会变成厉鬼,置之不理就会为害,用酒食祭祀,能使之转化为正能量,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安抚厉鬼,它和我们理解的祭祀有一定的区别。
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国人现在对日本的了解和学习,未必比120年前的人强多少,当执政者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十分自信,认为创造了“宇宙真理”,反对“言必称西腊”,就跟120年前的人没有两样:“皆耻言西学,有谈者指为汉奸,不齿士类”;当中国愤青们强烈抵制日货,打砸日货,企图对日本采取完全的排斥态度时,学习研究日本,说日本这好那好,会被他们认为是汉奸,这也一定程度形成学习的负激励,打过败仗不可怕,这种强迫的或是自我缴学习之械的愚蠢做法,才最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