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纳粹罪犯五十年

文革时，黄梅戏名演员严凤英服安眠药想自杀，被发觉后送医院，还来得及救。她单位里的军代表刘万泉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还要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以至于耽误了抢救时机。

刘万泉还要叫医生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医生想推托，刘万泉大怒：你□□□Ｘ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军代表刘万泉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１９６７年 底刘万泉作为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 “支左”。在严凤英死后，他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他对他做过的那些事供认不讳，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词。

有人说，刘万泉1938年8月5日，出生于四川宜宾。身份证36010219380805X，现居南昌东湖区新公园路8X号X室。

毛泽东的文革是一个兽性大暴露的时期，内蒙古搞内民党审查时，就有烫女干部阴户这样的恶劣行为。

文革里的恶人，数于万计，极少有被法律制裁的。我只知道三个。一是，周恩来接见一个来访的美籍华人，他弟弟是大学教授，文革时在单位里被打死，美籍华人要周恩来法办，周恩来答应了。那个打手被判了几年刑。二是，海军的苏振华在文革时被打倒，管他的解放军小班长听说苏振华抽战士的骨髓来医病，逼苏振华每天挑100担水，苏振华苦得很。后来苏振华复出，把那个小班长打成反革命。三是，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在文革时被北京公安局抓去，常被一个干警狠打。严慰冰在被解放后要报仇，但不知道那个干警的名字，于是她天天到公安局门前去侯着，果然给她侯到了，知道了名字。怎么报复他？不知道。但不会客气的。文革后，北京公安局里有数十人被秘密处死，多是有大来头冤主的，狠打严慰冰的也许就在里面。刘万泉的冤主是小人物，就给他逃掉了该有的报应。

希望中国新闻界里有人去搜索刘万泉之类的家伙，访谈他和他周围的人，看看他的灵魂变化。这会是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对发生在现代中国的这样反人性的邪恶的事，我们中国人应当学犹太人去追究。

Simon Wiesenthal (1908-2005/9/20) 是个追捕纳粹罪犯50年的犹太人，他在1945年从集中营出来时，一米八身高的他体重只有99磅。他昏死在集中营的行军路上，被送到火烧处才发现他没有死，没有烧他。他家族的成员里，有89个死在集中营里。

他追捕到了1100个纳粹罪犯，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960年抓到了最终消灭犹太人方案的策划者Eichmann，1962年在以色列将Eichmann处于绞刑。

Simon Wiesenthal在集中营里时，就暗暗地记下管理Auschwitz
集中营的纳粹分子们的名字。

二次大战后不久就进入了冷战，追捕纳粹罪犯的事也淡了下来。有些被判刑的纳粹还得到甄别。少有人去管逃到南美阿根廷的纳粹罪犯。Simon Wiesenthal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他经费很少很孤独的追捕纳粹罪犯。以色列当局每个月只补助他300美元。他说，能够在集中营活下来是特别的恩典。他愿意做这个事来回报的。1970年他揭发出奥地利内阁里有几个纳粹分子做部长，奥地利内阁总理攻击Simon Wiesenthal，说他是纳粹的帮手，所以能够活得过集中营。他受到新纳粹分子的死亡威胁，1982年，还有人在他住的公寓里引爆炸弹。2003年，Simon Wiesenthal认为存活的纳粹罪犯不多了，他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布退休。

二年后，Simon Wiesenthal活到96岁，在睡梦里去世。他和他妻子都长寿而且好死。2006年，维也纳市政府一致同意，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路。2010年，奥地利和以色列发行纪念他的邮票。

Los Angels 有个Simon Wiesenthal 中心纪念他。他被称为西方世界的良心。

他有句名言，Freedom is not a gift from heaven。“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我们中国人在毛泽东死后，得到了很多的自由，那可是天上掉下来的，上帝让毛泽东死了。

也许那个要开严凤英肚子的刘万泉会说，我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毛主席现在睡在天安门，凭什么责备我？我们是要追捕毛泽东的罪行和丑恶，这还要坚持五十年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