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解放的悲剧》

根据中国共产党人和许多西方人的说法，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年是个黄金时期。毕竟，1949年的“解放”结束了两个残酷的、重叠的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及与国民党的内战。十年后，中国进入了大跃进，一场毛制造的乌托邦式的大灾难，数千万人被累死或饿死，接着又出现了文革的恐怖。根据这种观点，从共和国建立起到大约1956年所谓的“百花齐放”，还是富有建设性的。党接管了一个混乱的国家，铸造了一个“新中国”。

在荷兰出生的香港大学历史学家Frank Dikotter在他的新书《解放的悲剧》里打破了这种错觉。他列出了很多近期在中共档案馆里发掘出来的史实。根据这些，Dikotter先生展示了共产党如何夺取政权及后来如何管理政权的核心是极端的暴力，而非出于道义。

内战接近尾声，该书讲述了共产党的军队是如何发动战争的。单单在满洲地区，大约有50万平民逃离共产党的挺进，躲进长春避难。林彪围困长春，称要使长春成为“死城”。总共有16万平民死亡，主要是被饿毙。

当毛泽东的农民士兵进入北京和上海时，城里充满了恐惧和放弃希望的情绪，也有相互间的困惑。城里人盯着这些乡巴佬，他们当中很多人从未见过什么世面。一些士兵试图用电灯泡来点香烟；其他人在厕所的便盆里洗米，当他们发现拉下链子后大米就消失了，这让他们很难过。

在经过编排的胜利游行后，共产党开始了它的暴力。首当其冲的是这个国家的“地主们”。毛泽东和他的同僚们不希望在民众和党之间存在任何东西，他们要粉碎农村人与地方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土地改革”意味着推翻一个邪恶的阶级。

尤其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在中国农村，很多都不对劲了，但并不存在共产党人所攻击的那个“地主阶级”。大多数中国人是小地主，财富都差不多。因为只有肥沃的土地可以租出去，租户不比地主穷多少。在南方种植水稻的租户比在北方贫瘠的平原上的地主过得富庶。

尽管如此，如Dikotter先生展示的，工作组进行了煽动，号召没完没了地开会，把村民分成从苏联学来的五种人为制造的阶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最后两个阶级的成员可以继承从富人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并被敦促“化苦难为仇恨”。旧怨被挖出来了，贪婪起到了有力的作用。有的时候，整个村庄的人勇敢地站起来支持那些被指控是地主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随着工作组的灌输，中国紧密的农村社区解体了。

那位共产主义“暴力天才”要把更多的人牵连进来。地主在村法庭前受审后，被殴打和枪毙，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被人群瓜分。这成为去寻找新的受害者的一个诱因，其中许多人被活活烧死或活埋。但受害者越多，悲痛欲绝的家属们害怕被报复的恐惧就越大。于是杀戮在继续。孩童也未能幸免。到1952年年底，已有200万中国人被杀害。

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对那些被视为反革命、国民党人或外国间谍的人发动了恐怖镇压，有的只有8岁。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被用卡车运到刑场。纵观这些狂欢式的暴力，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们冷静地定下了配额：每1000名中国人中死4个人是恰当的。在今天被认为具有开放思想的邓小平管辖下的3个省，至1951年11月，处决了15万人。总的死亡人数将永远是未知数。但在1952年底，薄一波赞许地说处决了200万人。

毛泽东承认，不可能杀掉每一个人。于是一个巨大的古拉格诞生了，将反革命分子、流浪汉、妓女、资本家、市场商人、外国人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都吞了进去。在“劳改营”里的人口迅速达到约200万。一名犯人后来说，无情的灌输无异于“是对自己身体和心理的清算”。

正如Dikotter先生所展示的，这个国家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用地主溅出来的血来赋予农民权力。但这些动乱摧残了中国的农村。牲畜、化肥和技能都短缺。农民长期依赖的那些市场和其他联系被摧毁了。耕种要冒着被人骂是万恶的地主做的事的风险，但国家要求农民上交更多的粮食作为税收。生活加倍困苦。村民们卖儿卖女。

党的答复是要更快地走向公社，就是把所有的私有产业国有化。公开的反叛爆发了。一旦被平定下去，农民被编入公社，被禁止到别的地方。短短几年内，这个国家把它宣称要“解放”的人们变成了奴隶。

到了1956年，普遍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处于低谷。此前三年，毛失去了他的导师斯大林。毛一直忠实地遵循斯大林的指令，并依靠苏联的援助。现在，赫鲁晓夫谴责他的前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天才”这时发挥了作用。

随着波兰的动乱和匈牙利的公开起义，毛将自己定位为倡导一种更人性化的社会主义。他呼吁针对民众对党的普遍不满情绪，开展“百花齐放”运动。起初批评来得很迟缓，后来如滚雪球一般，连毛泽东都震惊。但随后毛进行了反击。有超过50万中国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本人稳稳地又回到了党领袖的位置，他的同僚们现在才知道，毛能如何让人们转向针对他们。毛又做好了准备，要把这个国家带入巨型的实验——大跃进。Dikotter先生已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做了记述。他计划写的最后一部是有关文化大革命，为一个真正灾难性的时期落幕。

（本文译自《经济学人》2013年9月7日刊登的书评，题为“通往奴役之路”）

原文China at the liberation，The road to serf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