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始末(3)：戒严之都

戒严和派军队进入北京城的命令，不但进一步激化了政府与学生的对立，也激怒了北京市民。

1989年5月19日凌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用手提喇叭对绝食学生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这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赵的最后一搏。在中共高层的权利斗争中，主张以协商对话手段解决问题的温和派彻底失势。

当晚，总理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宣布，首都北京从5月20日起部分实施戒严。

反对戒严

戒严和派军队进入北京城的命令，不但进一步激化了政府与学生的对立，也激怒了北京市民。他们走上街头，向下令戒严的邓小平和李鹏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小-平-你-好！你-好-糊-涂！”

“反对暴力！打倒李鹏！”

“大兵进城，先抓李鹏！”

解放军的形象一直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与老百姓的关系一直被比喻为“鱼水情”。

上一次，北京的老百姓看到军队荷枪实弹的开进城是在1949年。

40年前进城，军队遇到的是民众的夹道欢迎。这一次，他们又来了，但在每一个进京的路口，迎接他们的却是社会各界民众的拦截和苦口婆心的劝说。

“你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一小撮人的军队！”

“人民解放军，站到人民一边来！”

军车被阻挡的人潮困住，车上年轻的士兵被激情的呼喊困惑。中国的军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戒严部队的一位指挥官面对电视摄像镜头这样表示：

“军队是一个特殊的武装团体，作为军人来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们是不会向人民开枪的。”

全民动员

戒严令，也把一场学生运动进一步的推向了全社会。“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政府宣布戒严后成立。工自联还组织了“纠察队”，发动更多的北京市民去堵军车。

民众几天的昼夜围堵似乎见了成效。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报道：

“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由于受到北京市民和学生的拦阻，几天来一直没有进入城区。”

戒严的军队被堵在了城外，城里则到处是游行的人流。戒严令成了一张废纸。

一向令百姓畏惧的政府似乎不存在了，街上游行的群众高呼的口号是“召开人大，罢免李鹏”。

高层领导人没有人出来讲话，没有人理会广场的学生，也不再有军警阻拦游行，甚至连维持长安街上交通秩序的责任都由学生和市民承担了起来。

风暴之眼

这是一个奇特的僵持阶段，混乱中似乎又有秩序，喧嚣中透出平静，一种诡异的平静。

BBC英国广播公司当年驻北京记者麦杰斯分析说，中共高层当时正在统一思想，以便动手结束这一难堪的局面：

“宣布戒严之后政府有一段时间确实瘫痪了。中共高层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对于邓小平来说，动用军队镇压示威者，很难在领导层中统一意见。邓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那些必要的势力‘听话’。很明显，最后的行动将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这一行动要有军队各部分的参与。因此，获得各军区首脑和各高层政治领导人的认可是关键的一步。这一‘思想统一’的过程用了很长的时间，但在六四开枪镇压前的两、三天，中共高层终于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政府在做下手前的准备，学生也在争论下一步的策略。部分学生领袖和参与运动的知识精英感到，在广场上这样继续僵持下去已没有什么意义，应改变策略，回校进行基础民主建设。

王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主持了广场上一次各界联席会议后，向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宣布了会议决议：

“…为主动创造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局面，建议：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和平情愿行动，在5月30日，戒严令颁布第10天，暂告一段落。”

欲罢不能

但是，王丹宣读的决议，没有得到广场上另一些学生领袖和大多数学生的认同。执行戒严的军队仍然兵临城下，政府强硬的态度使得学生领袖中的温和派没有市场。

当年任香港《经济日报》政治版记者的罗一萍，从学运开始就一直在跟踪报道。罗一萍说，她当时就感到，国际媒体的聚焦和绝食后广场上的气氛，已经把一些学生领袖推上了欲罢不能的境地，很容易让激进的学生领袖占优势。

“众多的媒体，包括非常著名的国际媒体，像CNN，BBC等，都派了很重的‘兵’在广场上。广场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舞台’，站在这个舞台上，许多学生领袖可能不由自主地想要‘表演’。那么，把自己的定位越激进，在‘观众’中的效果就越好。如果喊‘撤退’，没人理你。如果喊‘我要自焚’，记者马上拥上来”。

振作精神

撤不撤出广场成了学运领导圈里争论的焦点。广场上300多个北京和全国各地高校的自治会代表们每天都要开会争论一番，但结果却每天都一样，主张坚守广场的占了上风。

到了5月下旬，广场上的状况已经越来越混乱。学生能否坚持下去已经成为问题。

当时身为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的严家琪深为广场上学生的处境和这场运动的前景感到忧虑：

“到了五月下旬，北京市的许多学生已经逐渐离开广场，广场上主要是外地进京的学生。但到五月底，外地学生也很难坚持了，因为广场上很热，又不能很好的休息。”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一大批海外援助的到来，给坚守广场的学生的士气打了一计强心针。

5月27日，香港举办了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为大陆的学生运动筹集了上千万港元的款项。很快，捐款和帐篷、通讯设备等物资就送到了广场上。

广场上，香港运来的五颜六色的帐篷一排排搭起来了，学生们的情绪也再一次高涨。

四君绝食

就在这时，“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做出决定：知识分子精英加入学生绝食。作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王丹解释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

“广场上秩序太乱，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广场。而广场上谁激进谁成为主导。我们计划用100个知识分子，四个人、四个人一批的上，逐渐的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绝食这种方式占据广场的主导。”

现被中国政府关在监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他召集了高新、周舵，还有当时红遍中国大江南北、人正在北京的台湾歌星侯德建，即后来被称作的“四君子”，6月2日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

侯德建这样回忆当时他们的绝食行动：

“戒严的军队可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中国的内部矛盾。这只会激起更多的仇恨。我们想要阻止这个暴力行为，也同时希望情绪非常激动的同学和市民们，能够冷静一点，才能够理性、理智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

正如侯德建所说，“四君子”绝食的本意，是想让温和力量在广场上占上风、降低运动的激烈程度。

但是，一旦置身广场，便被学生的激情所感染。“四君子”的行动与初衷相反，他们的绝食激发了学生和民众更大的热情，本已疲惫的广场再次人潮涌动。

而这时，政府也下了最后决心，不惜用机枪和坦克开道，把学生赶出天安门广场。

政府终于要动手了。

年轻的士兵被激情的呼喊困惑。中国的军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戒严的军队被堵在了城外，城里则到处是游行的人流。戒严令成了一张废纸。

“四君子”的行动与初衷相反，他们的绝食激发了学生和民众更大的热情，本已疲惫的广场再次人潮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