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革命不可能创建一个新中国

1945年9月3日，重庆。日本人正式向中国人投降，驻华美军参加胜利日大游行，重庆人民列队、舞龙向这些帮助中国人的真正盟友致敬，这天，每一家商店自发悬挂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

在我已经叙述了中华民国的基本历程之后，初步地论证了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中华民国，确实是一个新中国，并且是一个历尽了种种磨难的新中国之后，我现在来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新中国，论证究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是象九十年代大陆民间所唱的，竟是“有了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中国共产革命有没有可能创建一个新中国。

第一，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不简单。因为它是一场由苏俄向中国输入、并在中国发动的“革命”。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有一条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东方路线”，或曰“东方战略”。历史的事实是：

一九一三年，列宁就提出了“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大家都知道，莫斯科就在欧洲，可是列宁要想发动欧洲的共产革命，却要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并且还说这是发动共产革命的“捷径”。由此可见，列宁在欧洲的困境和他在亚洲的用心。

一九一八年，由于列宁在俄国实现了他发动共产革命的梦想，所以，斯大林便迫不及待地发表了“勿忘东方”的文章，号召要发动东方的共产革命。

一九一九年，因列宁迫不及待地要发动欧洲共产革命，便抛弃了他企图迂回北京和加尔各答的“捷径”，一边建立第三共产国际，一边发动了德国和匈牙利的共产革命，竟在别人的国家里篡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只因瞬间败亡，列宁只好放弃了他立即和直接进攻欧洲的共产革命计划。

一九二零年四月前后，列宁已经数度派人到中国来作调查和研究，甚至数次派人求见孙中山，要求孙中山将国民党改名为共产党，将中国的国民革命立即转变为俄式的共产革命，却一再地遭遇了孙先生的拒绝。于是列宁便派遣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津斯基来中国，以联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所以，中共历史教科书才会为维津斯基的中国之行“谦虚”地说道：“维津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共产党的组织便在各地出现”。中共教科书似乎将维津斯基于一九二零年八月就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中共及其临时中央的事情，“忘记”说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苏共“委托”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和国际赤色工会代表尼可尔斯基，来中国主持并操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不仅留在中国领导并主持了中共的日常工作，而且命令中共党员接受苏联的津贴。陈独秀就曾明言，中共的经费几乎全是苏共提供的。中共受苏共的命令和指挥已不待言。

一九二二年九月，中共在召开“二大”时已经发表宣言说：“完全承认第三国际的参加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

一九二八年，苏共出钱、出力为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上，已经明明白白地规定说：“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是由苏共操纵的第三国际为他起的。

上述事实，不仅证明了中共建党的由来和本相，就是“苏共建立了中共”；而且证明了，“中国共产革命，实为苏俄在中国所发动”这样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当然，中国共产革命的发生，还有它的两个次要的内因：

一个，就是中国的国民革命，虽然颇以欧洲民主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为榜样，但是，中国国民革命却曾饱受“欧风吹之和美雨淋之”的痛苦。此话怎说？说白了，就是对内民主、对外强权的欧美民主列强，就不说那些专制的强国了，它们不但不支持中国的国民革命，相反，辛亥之前，它们曾帮助满清王朝扑杀孙中山的革命；辛亥之后，它们又一再地支持中国的专制复辟势力。在袁世凯、张勋和大大小小军阀的背后，可以说无不有一家或数家列强在为他们撑腰。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茨就对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司戴德夫人说：“我们唯一的意见，就是要使得中国永远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实在是表达了所有列强的心愿。就象今日那些只看见中国市场的东西方强国，甚至包括某些台湾同胞，为了能够在中国更好和更方便地赚钱，也都是一心希望中共的腐败专制统治同样能够“绵绵无绝期”一样。这实在是一个颇令人感到悲哀的现实。

一九二三年底，英美德日意葡等国家，就曾联合起来派军舰向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示威，反对中国的革命政府截收广东海关的关余。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激烈的知识分子，才会对西方感到绝望，甚至因此而对西方的民主革命和独立革命产生了不良的感觉，孙中山也才会宣称：“我们已经不指望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因为，西方一再地拒绝了孙中山，而苏俄却一再地派人来找孙中山。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历史性失误，就是因此而来。

另一个，则正是上述原因，才迫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们的“桃花源梦”，与早在晚清和民初就已经被送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了（马克思主义可不是“一声炮响送来的”啊！）也就是说，那些刚刚脱掉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剪掉了辫子、梳出了“洋妆”的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对西方的任何科学还真假莫辨的小知识分子们，却轻而易举地就抛开了对科学和民主的艰难追求，并立即转而追求西方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就是被马克思用近代科学“包装”过的西方大同思想与大同革命了。

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外一内两个次要原因。

第二、正因为中国共产革命是苏俄在中国发动的，所以，它的革命理论也就一定是一家纯粹外来的理论，说“全盘西化”也行。这个理论，不言而谕，就是马克思主义。然而，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呢？它的要害，一是要在政治上推翻刚刚在西欧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二是要在经济上推翻刚刚在西欧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自由经济，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三是要在手段上，不仅将传统的暴力革命方式上升到“科学与理论”的高度，而且将传统暴力革命与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结而合之，从而形成了一个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极端的暴力共产革命理论。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理论并非仅仅因为它鼓吹暴力，而使人感到可怕；它的可怕之处，是因为它鼓吹的暴力，是与拼命制造阶级斗争和一定要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相始终。也就是说，共产革命的鼓吹者和实行者们，不仅要依据这个理论来夺取政权，而且要依据这个理论来维护政权。这才是共产主义者们提倡暴力革命的“新意”，也是他们这些暴力革命者与众不同的地方。当然，这也就是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导论里面，绝不孤立地批判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却一定要针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来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原因所在。去年，法国一位学者所攥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全世界一亿二千万无辜人民迫害至死的空前罪行，予以了证据确凿的指证。其中，为中国共产革命所迫害至死的无辜中国人民，就达七千万之巨。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所以，这绝不是一种普通的暴力行为所可能制造的罪恶。而唯有这个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完整理论基础的共产革命，才有可能制造出这样一个空前的“反民族罪行”和“反人类罪行”。甚至是空前绝后的恐怖主义罪行。

第三，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俄国共产革命的对象，非但不是沙皇及其君主制度，而是刚刚推翻了沙皇和君主制度、并建立了俄罗斯共和国的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所创建的二月民主政府。如出一辙的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对象，恰恰也不是满清王朝和君主帝制，而是刚刚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并且，这个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时正处在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连续、并且是疯狂的反扑之中。中国共产革命不过是在所有这些旨在反扑和颠覆这个崭新民主共和国的复辟势力中，增添了一个“以革命为名义”的专制反扑势力罢了。

第四，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天堂”里面。同样人人皆知的却是：中国的共产革命，于实际上，不过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名义之下，建立了一个“以马列毛思想为绝对统治，以全面复辟专制制度为唯一目标，以‘教政合一’为最高统治形式的、一党永久极权专制统治”。我们的先贤，著名的梁启超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就已经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专政，凡是专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更不是什么新东西。”何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历史已经证明，它更是有权阶级和有钱阶级对于全体人民的史无前例的残酷专政呢。

朋友们，如果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理论、对象和目标确如上述一样，那么，中国的共产革命，还有可能建立一个与数千年专制中国所完全不同的、真正民主共和的“新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