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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十几天就要召开全国‘两会’,平时处于‘潜水’状态的代表要露出水面了。请问各位人大代表,能否公开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知名维权律师刘晓原在网络上呼吁。
刘晓原对德国之声说,自从2007年以来,他每年都要呼吁,也接受过国内外多家媒体访问,大多得到舆论的正面回应,但是绝大多数人大代表仍然深藏不露。
刘晓原认为,他要求公开人大代表联系方式,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规定,“代表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前,应当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会议期间执行代表职务做好准备”;“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他认为,“经常听取”不仅包括当面听取,而且还包括采用现代通讯手段,比如信件、电话、电子邮件、视频网络等方式听取。
在全国人大网站的“代表名单”专栏里,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代表基本信息有姓名、性别、代表团、民族、籍贯、出生年月、党派、毕业院校、所学专业、学历、学位、现任职务等信息,却没有“所在单位”和“联系方式”。
刘晓原曾经有过基层人大常委工作经历,他认为调研、视察、设立群众接待日等“联系群众”的形式收效甚微,组织调研一个季度可能都没有一次,而且下基层去面对层层接待,了解到的都不是全面的情况。
2013年2月,西安律师段万金也向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寄送了《关于公布陕西省人大代表联系方式和工作单位的建议函》,要求人大常委会公布陕西省人大代表的手机联系方式、工作单位以及相关履历,解决社会热点问题中人大代表缺位、群众有事找不到代表的问题。
与选民交流不合适?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3年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显示,91.2%的人希望全国人大代表公布联系方式能成为制度化规定。中国政法大学解志勇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当前法律中“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规定更多是一种“政治性的宣誓”,而不是法律制度的设计。目前31个省级行政区(除港澳台外)的人大都未曾有关于公开代表联系方式的规定。
早在2006年,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就曾高调宣布,将在网上公开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得到诸多媒体报道,被称为“首个公布省人大代表联系方式的省份”。但此事随后不了了之。
2012年,在被问及平常跟选民是否有交流时,从1954年开始连续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回答说:“没有。我们这是靠民主选举的,你交流就不合适。”成为当年在网络广为传播的“雷人语录”。
2013年2月,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意见,将公开人大代表联系电话,方便市民与代表直接联系。合肥市人大代表联络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征求意见时,有部分代表以怕被骚扰为由提出了反对意见。
联系上了也没用?
公布联系方式并没有这些代表想象的那样可怕。“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自己从来都公布电话。”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维权律师迟夙生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她曾经当了十多年人大代表,从基层人大代表一直当到全国人大代表,一直都在网络、电视、广播上公开自己的办公地点、邮箱和电话。热心公共事务的她乐于和民众沟通,并没有感觉到所谓的骚扰。“如果你觉得是负担,你可以不做这个代表。”她说。
2013年8月份,湖南省湘潭市公布了该市383名省、市人大代表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在籍的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的工作电话也包括在内,接电话的是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转达问题和建议。
河南媒体近日发布的消息称,郑州市北林路街道办事处官方网站公布了该街道办事处代表团16名区人大代表的登记表,其中包含姓名、电话(大部分是座机)、电子邮箱、履历等信息。其中人大代表燕建华表示,公布人大代表的办公电话等信息很正常,但目前并没有选民通过网站公布的联络方式与他联络。
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代表级别遇到的情况可能不一样。来自广州佛山市的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曾通过媒体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但她的手机随即就被打爆。每天都有上千个未接来电和上千条短信,多为讨薪维权、工伤索赔、子女教育等问题。
曾经独立参选天津基层人大代表的王忠祥对媒体表示,现在的中国人大代表根本就不代表民众,而是执政团伙内一种权力资源的分配。他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即使公开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让百姓与人大代表容易地互动,人大代表也不可能起到本应起到的作用。
2月18日,大连一家法院有关负责人回应公款为法官买手机时说,“公款配发手机属实,但其目的是为了工作需要,出发点是便于联系群众”。有网民表示,包括人大代表在内的官员们,还是不要跟他们联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