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华国锋而不是邓小平成就了习仲勋

这里说的五个一把手指的是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说到还华国锋以历史的公正，首先就可以从华国锋在位时与习近平父亲、时任广东省委一把手习仲勋的关系说起。

人们还记得2002年5月下旬习仲勋去世后，新华社奉命对外播发的相关新闻中对他的盖棺论定之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未特别强调他在中共政权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的角色之重。

习仲勋去世五年之后，他的儿子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上被确定了胡锦涛接班人的政治地位，立刻父以子贵，被高调宣传、频繁怀念的同时，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地位也被特别突出。典型的代表作是人民日报的一篇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文章，强调“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那么，中国的开放，当属广东为先。而习仲勋作为‘文革’后的广东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当然功不可没。在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刻，他不计个人得失，带领广东人民率先投身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谱写了壮阔的历史篇章。”

而到了习近平登基周年纪念举行的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无疑是经过了习近平亲自敲定的对他父亲的评价内容除了前面引述的十一年前胡锦涛亲自审定的对他父亲盖棺定论的内容，又加进了最关键的一句：“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评价说：1978年4月到1980年底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两年零八个月，以巨大改革勇气和忘我奋斗精神，带领广东人民率先投身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在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转折关头，充分体现出一个改革先驱者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开拓奋进的大无畏革命胆略和气魄。习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南粤人民永远怀念他。

习仲勋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代表省委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习仲勋同志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带领广东人民积极进行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制定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胡春华的这段话里很不公正地把华国锋的名字用“党中央”取代了。事实上当时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的一句“说干就干”给了习仲勋“上方宝剑”，当时刚刚复出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不过是华国锋和叶帅的应声虫而已。

五年前在中国大陆掀起一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讨论热的过程中，美国伯明翰大学经济系的一位学者曾经在中国大陆境内公开发表过一篇《华国锋与经济建设、对外开放》，文章中认为华国锋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奠基人，早在1977年，中央就派出经济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对经济政策的调整进行准备；而深圳特区的最早提出，是1978年，在华国锋担任中央最高领导人期间。

这篇文章中观点，恰恰也是一些中共党史工作者，特别是一批中央党校的研究和教学人员的观点，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习近平六年多前成为红朝王储之后，才能够在胡锦涛的支持下，开始了一步步的对华国锋的恢复名誉的工作，此后的中国大陆的公开报章杂志里才被允许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为华国锋正名的历史回顾文章，文章中用历史事实肯定了当年的华国锋，事实上也就起到了批驳邓小平时代对华国锋所做的不符合事实的政治贬损的结果。另外，邓小平去世之后，一些当年与华国锋一起共事的前中共领导人，也开始勇于把为华国锋张目的历史回顾文章公布于世。

据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谷牧回忆，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让他带一个高级代表团到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访问。代表团成员中有六名省、部级干部，走访了上述国家中的十一个城市，大开眼界。

谷牧一行回国后，正是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四化建设务虚会，前后讨论了二十多天，总结中共政权建政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的成功经验，谷牧在会上讲了西欧考察情况和他自己的看法。在此前后，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经易考察组回国后，提出要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加工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把这两个地方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游区。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华国锋在听取这个小组的汇报之后立刻表示“总得同意”，而且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必须强调：正是根据华国锋这句“说干就干”的指示，才有了宝安、珠海方面的积极行动，才有了交通部招商局先下手为强，搞成了蛇口工业基地。

一九九九年初，《中华读书报》上刊登的一篇《中国国门是怎样打开的》的文章，比较详实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事实。文章一开头便写道：“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他们想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作者在这里特别用“一些”，有别于中共一般宣传品中，将倡导对外开放的功劳归于邓小平一人。意思就是邓小平复出工作之前，华国锋等人即已经开始把眼光投向西方世界了。早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华国锋即已经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强调了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一定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而华国锋这类的讲话内容，中共官修党史中一律都是要回避引用的，甚至干脆宣传成邓小平说的。

如今，中共的官方宣传无论如何大捧特捧邓小平，也只能把个“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开始时间界定为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中最高层在寻求进入世界的种种方式”的经过，完全是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最需要指出的是，谷牧透露的当年根据华国锋“说干说干，把它办起来”的指示，打起了宝安和珠海的主意，显然已经为后来的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可见，特区的兴办并非那首政治流行歌曲里唱得那样：有一个老人在地图上(漫不经心地)划了一个圈……严格地说，这个“圈”最初恰恰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最先在地图上标出后请示华国锋得到批准的。无论邓小平日后在推动和坚持对外开放问题上功劳有多显着，最初决策建立特区和对外开放绝不是他邓小平的功劳。对这一点，当时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最清楚，他的儿子习近平自然也同样清楚。说当时的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行者和实践者”没错，但批准和支持他成就这一历史闪光点的首先是华国锋，主要是华国锋。邓小平的作用不但排在华国锋之后，而且也排在叶剑英甚至是李先念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