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英雄何止千万，不会忘记他（她）们~·
A real hero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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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遗忘的六四暴徒
郁申树
一个叫孙宝强的不凡女子
「──孙宝强！」乍闻这个名字时，我想当然地认定这是一个普通男人。
「孙宝强因参与『六四』坐过三年牢！」
我肃然起敬，这是一个有脊梁骨的男子汉。
「不，孙宝强是一位女子！」
一位女子？一位有着男子名字的巾帼？惊叹和感佩激起我解读孙宝强的好奇。看了她写的一些自叙，我禁不住由衷赞一声：好个孙宝强，何等刚强的女性，你不是男子胜似男子，多少男子会因你而汗颜。
从积极分子到「暴徒」
如果没发生「六四」血腥大屠杀，孙宝强至今应过着平静生活。她是上海炼油厂的打字员，工作之余喜好读书，遇事爱独立思考，还撰写批判社会上种种丑恶的文章，发表在《石化报》等刊物上，在政治空气相对宽松的年代，她的言行是觉悟高的表现，党支书把她列入重点培养对象，让她填写了入党申请书。
一九八九年那个骚动的春天来临时，孙宝强正在为丈夫澳洲留学做准备。不料，胡耀邦的猝死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大学生的诉求引起了孙宝强的共鸣，她经常去外滩和人民广场声援学生，主动给游行的学生们捐款，还向围观的路人宣讲学生们的主张，遇到拍摄学生动向的便衣和监察学生的警察，她就上去「策反」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警察也应爱护学生，千万别干迫害学生的事。
不过，直到那时，孙宝强虽然热心，也只能算是支持学生的旁观者。
然而，震惊世界的「六四」的枪声响了。
六月三日半夜，孙宝强从「美国之音」听到进驻北京的军队开始「清场」，伴着清晰的枪声是北京市民们的狂叫：「他们开枪了，用真枪实弹杀人了！」「有人已经被打死在街上了！」那一瞬间，她心灵的殿堂轰然倒塌，人民的军队竟然屠杀自己的人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六月五日早上，孙宝强走到离家不远的海宁路，看到一群人在读贴在墙上的公告，有人长叹，有人摇头，有人怒目而视，有人神情恐惧，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她心里感叹着：这些可悲的中国人啊，就挤进人群激愤地大声疾呼：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最大的耻辱！这样的血腥屠杀空前绝后惨绝人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合法的政府会如此杀戮自己的学生。她当场宣告：共产党公然枪杀学生，已经不是她想象的那个党了，她将拒绝加入这样的党，并收回交出去的入党申请书。
就在孙宝强说得声嘶力竭，说哑了嗓子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挤进来，皱着眉说：「不要讲了，赶紧回家。」孙宝强依然倔强地谴责杀人的政府：「不！我要说！我不能沉默！遭难的母亲在流血，不遭难的母亲我要仗义执言……。」她不知道，这个人是安全局的密探，凑近她是为了录下「女匪首」所说的每一个字。
六月六日，孙宝强继续到天潼路上演讲，她号召民众站出来反抗政府的镇压，为冤死的学生伸张正义，她不但动嘴，还带领市民将堆放在人行道上的三十余块竹篱笆搬到马路当中设置路障，以此抗议政府的暴行。
当晚，孙宝强被人从家里骗出来秘密逮捕。
敢作敢为勇于承担
孙宝强被关进了虹口拘留所，审讯比公安预料的顺利，公安准备好的审讯计谋都用不上，孙宝强对自己的言行「供认不讳」。她凭信念抗议杀人的政府，是展现在阳光下的坦荡行动，没有什么需要隐瞒。
当审讯员问她：「为什么朝马路上扔篱笆？」孙宝强回答：「抗议！」「谁带的头？」「我！」「谁指使？」「没人指使。」「什么思想指使你这么做？」「是母亲的良知让我路见不平一声吼，如果你的儿子被他们杀了你会怎么样？所以，我不是英雄，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更不是『暴徒』，没做违背人民意愿的坏事。」
审讯不过是形式，虹口法院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她三年徒刑。
不屈不挠坚持信念
孙宝强开始了在提篮桥的监狱生活。
上海提篮桥号称「文明监狱」，但监狱的所谓纪律多如牛毛。孙宝强不把自己当罪犯，自然蔑视这些侵犯基本人权的规定，没过几天，她就因和其她犯人说话而遭关小号处罚。时值严冬一月，按监狱的规定，受罚的犯人中止见家属，她丈夫去探监见不到人，带去的羽绒衣也不让留下。为了抵御禁闭室的寒冷，她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里面套了五条短裤，直到处罚结束她才穿上冬衣。这次挨冻加上常年生活在潮湿环境，使她在狱中患上了关节炎。
后来，管教孙宝强的队长比较同情她，出于帮她减刑的目的，让她出头唱歌、写稿出黑板报，但她坚持自己的底线，决不唱歌颂共产党的歌曲，逢年过节也只写应景的楹联春联。监狱要出「罪犯」「新生集」，通过写「忏悔书」给予减刑，女监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给孙宝强。想到儿子她有点心动了，但来探监的丈夫却鼓励她：「不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吗？从今天起，每过一天，你在里面，我们在外面，让我们三个人共同划掉一个黑暗的日子……。」她再次挺起了脊梁，没用「忏悔录」换取提前出狱的通行证。
没有尽头的煎熬
作为共产党最惧怕的政治犯，一九九二年孙宝强刑满出狱，但这只意味着她走出了有形的小监狱，却走不出中国这个无形的大监狱。
出狱后孙宝强想回炼油厂工作，却被单位严辞拒绝，为了争得回厂的合法权益，孙宝强举着判决书到市委抗议，被凶狠的警察打倒在地。为了生存，她只得另找工作，白天在街道干财务，晚上就去饭店收银，她用辛苦的劳动换来自尊自强，不去领一分钱的失业金，也不去街道申请低保费。
二○○三年，孙宝强过了退休年龄，地区社保局不给她退休金，她就胸贴状纸奔市社保局，结果，她从一九六八到一九八九的二十一年工龄被市委一笔勾销，只拿到应得退休金的一半。由于被单位除名，她应享受的分房福利也被取消了。
孙宝强的灾难还累及到丈夫和儿子。她进牢后，丈夫的澳洲之行夭折了，还积劳成疾伤了身子，儿子小时因她坐牢而影响学业，成年后又在就业、参军等方面遭到种种歧视。她出狱后，每逢所谓的「敏感期」，片警就去造访她，直到二十年后的六月四日，孙宝强还在享受国保开警车接送上下班的「待遇」。
被人遗忘的「六四」暴徒们
这就是普通而不凡的孙宝强，而色厉内荏的中共最怕就是孙宝强这样的「暴徒」，对他们的镇压也最残酷。
可惜，二十年来，人们差不多遗忘了孙宝强式的「暴徒」。直到最近才有人认识到一个事实：在八九民运中，最具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正是被称为「暴徒」的市民。「暴徒」们终于作为勇士和英雄开始被人铭记，他们的名字也终将被刻在未来的「六四」纪念碑上。
郁申树
一个叫孙宝强的不凡女子
「──孙宝强！」乍闻这个名字时，我想当然地认定这是一个普通男人。
「孙宝强因参与『六四』坐过三年牢！」
我肃然起敬，这是一个有脊梁骨的男子汉。
「不，孙宝强是一位女子！」
一位女子？一位有着男子名字的巾帼？惊叹和感佩激起我解读孙宝强的好奇。看了她写的一些自叙，我禁不住由衷赞一声：好个孙宝强，何等刚强的女性，你不是男子胜似男子，多少男子会因你而汗颜。
从积极分子到「暴徒」
如果没发生「六四」血腥大屠杀，孙宝强至今应过着平静生活。她是上海炼油厂的打字员，工作之余喜好读书，遇事爱独立思考，还撰写批判社会上种种丑恶的文章，发表在《石化报》等刊物上，在政治空气相对宽松的年代，她的言行是觉悟高的表现，党支书把她列入重点培养对象，让她填写了入党申请书。
一九八九年那个骚动的春天来临时，孙宝强正在为丈夫澳洲留学做准备。不料，胡耀邦的猝死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大学生的诉求引起了孙宝强的共鸣，她经常去外滩和人民广场声援学生，主动给游行的学生们捐款，还向围观的路人宣讲学生们的主张，遇到拍摄学生动向的便衣和监察学生的警察，她就上去「策反」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警察也应爱护学生，千万别干迫害学生的事。
不过，直到那时，孙宝强虽然热心，也只能算是支持学生的旁观者。
然而，震惊世界的「六四」的枪声响了。
六月三日半夜，孙宝强从「美国之音」听到进驻北京的军队开始「清场」，伴着清晰的枪声是北京市民们的狂叫：「他们开枪了，用真枪实弹杀人了！」「有人已经被打死在街上了！」那一瞬间，她心灵的殿堂轰然倒塌，人民的军队竟然屠杀自己的人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六月五日早上，孙宝强走到离家不远的海宁路，看到一群人在读贴在墙上的公告，有人长叹，有人摇头，有人怒目而视，有人神情恐惧，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她心里感叹着：这些可悲的中国人啊，就挤进人群激愤地大声疾呼：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最大的耻辱！这样的血腥屠杀空前绝后惨绝人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合法的政府会如此杀戮自己的学生。她当场宣告：共产党公然枪杀学生，已经不是她想象的那个党了，她将拒绝加入这样的党，并收回交出去的入党申请书。
就在孙宝强说得声嘶力竭，说哑了嗓子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挤进来，皱着眉说：「不要讲了，赶紧回家。」孙宝强依然倔强地谴责杀人的政府：「不！我要说！我不能沉默！遭难的母亲在流血，不遭难的母亲我要仗义执言……。」她不知道，这个人是安全局的密探，凑近她是为了录下「女匪首」所说的每一个字。
六月六日，孙宝强继续到天潼路上演讲，她号召民众站出来反抗政府的镇压，为冤死的学生伸张正义，她不但动嘴，还带领市民将堆放在人行道上的三十余块竹篱笆搬到马路当中设置路障，以此抗议政府的暴行。
当晚，孙宝强被人从家里骗出来秘密逮捕。
敢作敢为勇于承担
孙宝强被关进了虹口拘留所，审讯比公安预料的顺利，公安准备好的审讯计谋都用不上，孙宝强对自己的言行「供认不讳」。她凭信念抗议杀人的政府，是展现在阳光下的坦荡行动，没有什么需要隐瞒。
当审讯员问她：「为什么朝马路上扔篱笆？」孙宝强回答：「抗议！」「谁带的头？」「我！」「谁指使？」「没人指使。」「什么思想指使你这么做？」「是母亲的良知让我路见不平一声吼，如果你的儿子被他们杀了你会怎么样？所以，我不是英雄，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更不是『暴徒』，没做违背人民意愿的坏事。」
审讯不过是形式，虹口法院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她三年徒刑。
不屈不挠坚持信念
孙宝强开始了在提篮桥的监狱生活。
上海提篮桥号称「文明监狱」，但监狱的所谓纪律多如牛毛。孙宝强不把自己当罪犯，自然蔑视这些侵犯基本人权的规定，没过几天，她就因和其她犯人说话而遭关小号处罚。时值严冬一月，按监狱的规定，受罚的犯人中止见家属，她丈夫去探监见不到人，带去的羽绒衣也不让留下。为了抵御禁闭室的寒冷，她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里面套了五条短裤，直到处罚结束她才穿上冬衣。这次挨冻加上常年生活在潮湿环境，使她在狱中患上了关节炎。
后来，管教孙宝强的队长比较同情她，出于帮她减刑的目的，让她出头唱歌、写稿出黑板报，但她坚持自己的底线，决不唱歌颂共产党的歌曲，逢年过节也只写应景的楹联春联。监狱要出「罪犯」「新生集」，通过写「忏悔书」给予减刑，女监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给孙宝强。想到儿子她有点心动了，但来探监的丈夫却鼓励她：「不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吗？从今天起，每过一天，你在里面，我们在外面，让我们三个人共同划掉一个黑暗的日子……。」她再次挺起了脊梁，没用「忏悔录」换取提前出狱的通行证。
没有尽头的煎熬
作为共产党最惧怕的政治犯，一九九二年孙宝强刑满出狱，但这只意味着她走出了有形的小监狱，却走不出中国这个无形的大监狱。
出狱后孙宝强想回炼油厂工作，却被单位严辞拒绝，为了争得回厂的合法权益，孙宝强举着判决书到市委抗议，被凶狠的警察打倒在地。为了生存，她只得另找工作，白天在街道干财务，晚上就去饭店收银，她用辛苦的劳动换来自尊自强，不去领一分钱的失业金，也不去街道申请低保费。
二○○三年，孙宝强过了退休年龄，地区社保局不给她退休金，她就胸贴状纸奔市社保局，结果，她从一九六八到一九八九的二十一年工龄被市委一笔勾销，只拿到应得退休金的一半。由于被单位除名，她应享受的分房福利也被取消了。
孙宝强的灾难还累及到丈夫和儿子。她进牢后，丈夫的澳洲之行夭折了，还积劳成疾伤了身子，儿子小时因她坐牢而影响学业，成年后又在就业、参军等方面遭到种种歧视。她出狱后，每逢所谓的「敏感期」，片警就去造访她，直到二十年后的六月四日，孙宝强还在享受国保开警车接送上下班的「待遇」。
被人遗忘的「六四」暴徒们
这就是普通而不凡的孙宝强，而色厉内荏的中共最怕就是孙宝强这样的「暴徒」，对他们的镇压也最残酷。
可惜，二十年来，人们差不多遗忘了孙宝强式的「暴徒」。直到最近才有人认识到一个事实：在八九民运中，最具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正是被称为「暴徒」的市民。「暴徒」们终于作为勇士和英雄开始被人铭记，他们的名字也终将被刻在未来的「六四」纪念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