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拳头羊毫笔不敌等级差距 毕汝谐（作家 纽约）

铁拳头羊毫笔不敌等级差距 毕汝谐（作家 纽约）

幼时，我和邓英淘（邓力群之子）似乎是一对天敌；我们俩都是独身子，自高自大，

眼里没谁；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就打了一架——我把他的

鼻子打出了血,他把我的脑门打出了包;打架耗时五分钟,为了确认谁是胜利者,双方却激辩了半个小时！     

后来，我和邓英淘三天两头打架，景山学校小学部有个安静的后院，是我们俩固定的战场；

而我始终无法把他打得服服帖帖（按照当年的规矩，他如果连唤我三声哥哥，就算认输了），

这厮比我小两岁，小时候，这算是相当大的年龄差；而邓英淘不屈不挠，硬是跟我

打成了平手，让我觉得脸面没处搁。

为了改进打架技术，我专门预备了一个小本本，进行实战总结。我至今还记得，

有一天的小节是这样的：今天左右出拳快速，可惜还没有达到连珠炮的地步。 

打架、打架、打架，我和 邓英淘 不断地打架；直到有一天——我们打到天黑，不分胜负，

只得歇手。这时，邓力群派司机把大红旗轿车开到景山学校来接 邓英淘 回家；我眼见邓英淘

舒舒服服地坐上大红旗车，而我却只能拖着疲惫之身骑自行车回家。在这一刻，我忽而明白了，

我与 邓英淘 的打架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我用铁拳头强迫 邓英淘 唤我一万声哥哥，也不敌

自行车与大红旗的等级差距！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和邓英淘打架了。

文革后，我们家好不容易进步为行政副部级医疗正部级（全国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者是

一个定数，走一人方能补一人）；而人家邓力群飞黄腾达，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

堂堂副国级（甚至，左王陈云王震一度提名 邓力群 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如此一来，我和邓英淘的等级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好在我早已对此认命了。

北京上层社会等级之森严，令人不寒而栗。

——我有个老朋友是副部长之子，他攀高娶了一位当红副总理的女儿；结果是婚礼

那天女方娘家无一人露面，以示抗议。 

——徐向前有个女儿嫁给了平民百姓之子；邻人经常听到这位弱势女婿大声

呼喊"不要以势压人，不要以势压人!" 

邓英淘和其父 邓力群 一样，是真正的左派，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左派。 邓英淘

在山西插队时，为了抗旱，在地里干了五天五夜没回村，落下毛病，以致早早离世。

我与 邓英淘 针尖对麦芒，几十年不说话；但是我内心很尊重这些真正的左派，还有张宏良等等。

说过铁拳头再说羊毫笔—— 

小时候，我和童天齐（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童大林之子）是同班同学，

我们一度每天结伴上学下学，情同手足。那个时候，景山学校在童大林的直接领导下

搞教育改革，拒绝使用全国统一教材，而以繁体字的古文观止作为小学语文课本，

还编印了儿童学诗的课外教材，内有大批唐诗宋诗，强令我等熟读成诵。久而久之，

我 和童天齐 也开始写诗了。我记得我写过一首诗，最后一句是：天齐伴我回家行。童天齐

为此受了刺激，在作文里写道： 毕汝谐 竟然能够写出这样好的诗，我落后了，我一定要追赶他。

作为中宣部秘书长之子， 童天齐 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条件。1962年六一儿童节这一天，

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童天齐的作文雨，就此一下子把我甩出几条街了！当时，儿童文学权威

谢冰心因老伴儿吴文藻教授划成右派，急于改善政治处境，立刻抓住这个机会献媚高官，

把一篇小学生的作文吹嘘得天花乱坠！ 

童天齐 还收到5块钱稿费（在毛泽东时代，5块钱是个钱呢）；一夜之间， 童天齐 变成了

人人夸赞的小作家，名利兼收。

我幼小的心灵备受刺激，痛苦万分。我隐隐觉得自己永远追不上童天齐了，就像飞毛腿

永远追不上摩托车手一样。在 童天齐 背后，有着无比强大、不可匹敌的国家力量（童大林家

有红色保密电话机，可以直通毛刘周朱办公室）。 

且说 童天齐 也为等级差距所苦，他曾经跟我抱怨：我们家和 许立群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家

一起出游，他们家很风光，我们家很寒酸。我暗忖：如果你们家很寒酸，我们这些人还活不活呢？   

从此，我与 童天齐 面和心不和；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羡慕嫉妒恨；为了发泄对 童天齐 的

嫉妒和仇恨，1962年除夕之夜，我用白粉笔在童大林小院的朱门上，画了一只歪脖乌龟。

童家人宽宏大量，不与我这个毛孩子一般见识。 

经谢冰心恬不知耻地这么一吹，全国各地一些小读者给童天齐写恭维信；童天齐自是飘飘然，不可一世。

我气得半死，恨不得拉上 童天齐 一起跳崖， 同归于尽 ！ 

世人只知女人善妒，却不知文人的嫉妒心比女人强烈一百倍！ 

——文革初期，我去中央民族学院看红卫兵造反成果展览，会场一角堆放着吴文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谢冰心家的大量衣物；还有两个粗制滥造的木头人，上面写着这两位的名字，木头人谢冰心披着

华丽的貂皮大衣，那些贫穷女人积极地往貂皮大衣上啐吐沫、甩鼻涕；而我在旁怒视木头人谢冰心 ，

狞笑道：你活该。 

我不甘失败，企图以个人奋斗与 童天齐 继续较量；我发奋图强，勤奋地创作短篇小说；有一篇

小说专门挖苦、讽刺童天齐，主人公的性格非常古怪，而名字就叫古天奇。我向各种文学期刊投稿，

很快就被退稿了。

有一封退稿信说：你的文笔很流畅：可是对生活的理解太简单，肤浅。 这和你年纪小有关。

于是。我痛下决心，学习哲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家姐在中国科技大学用过的辩证唯物主义教材

以及 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  

而 童天齐 的文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于中央级报纸杂志发表； 用北京土话来说，这叫气死活人不偿命。 

转眼到了1965年初冬， 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 召开，周扬发表了题为 高举毛泽东

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要求大家做又会做工又能种田又会打仗又会写作

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当晚，我在北京晚报读到这个报告的摘要，周扬明确表明：从今往后，中国

将不再有专业作家这一职业，大家都是工农兵，唯一的区别只是少数工农兵是会写作的，而大多数

工农兵是不会写作的，仅此而已。 

即便如此，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也愿意做 少数会写作的工农兵，而不愿意 归身于 广大的

不会写作的工农兵。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我继续练笔，孜孜不倦；于1966年寒假创作一篇两万字的短篇小说鹰击长空（两万字是

短篇小说的极限，再长就是中篇小说了），讲的是一个十几岁的资本家子弟，背叛

剥削阶级家庭，投入共青团怀抱的故事；我拿给语文老师同学好友传阅，人人称赞有加。

所有人都认为这篇小说已经达到发表水平，绰绰有余。语文老师还说毕汝谐是奇才，

将来在写作上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把鹰击长空挂号寄给了上海的少年文艺杂志。少年文艺的编辑们看后很惊讶，他们不相信

我是15岁的少年，认为我是成年人，而且是颇为老练的写作者。

他们说要发函到我的学校进行例行调查，我表示同意。景山学校收到少年文艺编辑部的

调查函以后，由我的班主任回信说小说肯定是 毕汝谐 写的，而 毕汝谐平时的作文都是

小说化的。他还举了个例子：命题作文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别的同学写的都是学雷锋做好事啊、

捡钱包啊、助人为乐呀等等，而毕汝谐写的是在解放前领导工人闹罢工的故事，把自己写得像

刘少奇李立三一样了不起。

信函一来一往将近两个月，调查结束了。少年文艺的责任编辑表示两万字的小说篇幅较长，

他们打算分成4期、每期5000字连载；不是放在少年习作的栏目里，而是作为成年人作品推出。

可是，恰在这时出了岔子；景山学校校长方玄初（笔名敢峰）赶时髦，亲自率领我们下乡劳动

一个月；我们去了河北遵化县大寨公社（不是山西那个大寨），是当年著名的穷棒子合作社，

社长叫王国藩，曾经受到毛泽东表彰，很有名。

我因而没有及时收到少年文艺编辑部的这封信（他们称我为毕汝谐小朋友），耽搁了时间；

回京后大喜，自信心膨胀——鹰击长空是正经八百的小说，比童天齐那些鸡零狗碎的

豆腐块文章强百倍！我立即打电报给编辑大朋友（我这样称呼他们），表示竭诚同意他们

的处理方式。然而，这时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报上天天批判三家村。我预感事情不妙，

忐忑不安 。果然，过了大约半个月，我收到他们的退稿信，称因为要停刊搞文化革命，只能割爱。 

 1966年7月号少年文艺是最后一期，上面有本班一位女同学（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之女）

的批判邓拓的文章；我不禁仰天长叹：这些大官儿的孩子发表文章真容易啊，而我发表文章可真难呐。

文化革命爆发后，我和童天齐就是另一个Story了。失去中宣部秘书长的托撑， 童天齐 的

真实水平暴露无遗，不足虑也。 

   我继续做着热昏的文学梦，决定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文革风雷”；灵感来了，门板也挡不住！

我很快就写出了前几章，还草拟了全书的故事梗概以及主要人物关系表；我拿给周围的同学朋友显摆，

他们大为惊奇，咸认为一个16岁的少年能够写作像模像样的长篇小说 ，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他们

主动帮助我搜集素材、抄写稿子，忙得不亦乐乎。

   我没白天没黑夜地写小说，体力消耗很大，每天要吃五顿饭；半年后，“文革风雷”已达将近30万字，

我陶醉在胜利在望的喜悦之中。

写作之余，我还干点别的。1967年春，童大林家搬到弓弦胡同，藏书却还留在童家小院；

我得知这个消息，就像馋猫闻到鱼腥，心里痒痒的。 

终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自备麻袋，翻墙进入童家小院，敛了整整一麻袋书籍（孔乙己

讲话：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满载而归。

孔乙己讲话：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窃书之后是读书；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童氏藏书，爱不释手；在一本利别尔曼著“计划、利润、奖金”的

尾页，看到童大林写的密密麻麻的读后感，大意是经营企业应当利润挂帅而非政治挂帅；我不禁

莞尔：童大林果真是名副其实的修正主义者，公然与中央工业七十条唱反调！

文革后，我听说童天齐进了地处东交民巷的外交部直属国际关系研究所，确信他的作家梦算是没戏了。

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认识了一位学西班牙语的赵姓姑娘，她也在外交部直属国际关系学院供职。

次日，我急不可耐地去东交民巷找赵姑娘，动机有三：一是对这个崇高的学术机构景仰已久；二是对

赵姑娘心存爱慕（俺是属皮匠的——缝着的就上）；三是想从侧面打听 童天齐的近况。谁知，外交部

直属国际关系学院是个半保密单位，来访者只能待在会客室，不得进入办公室。赵姑娘拿给我一些

童天齐的学术论文，陈词滥调，毫无学术灵气可言 （插句题外话：童天齐的水平比阿妞不牛差远了） ；

从此，我不再视 童天齐 为人生对手了。   

进入新世纪，我主动向童天齐交代了窃书的历史劣迹，我们有如下对话——

童天齐：我们搬到弓弦胡同时，中宣部造反派头头王树人不许我们带走藏书。

我：王树人是学哲学的，我读过他编写的"西方哲学家传记"，还看过他在新华文摘上发表

的几篇论文；凡事都有两重性；贵藏书落在我的手里，总好过落在造反派手里，至少，

不会给令尊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呀。

童天齐沉默不语。

我：中共我就佩服一大一小，大是童大林，小是邓小平。

童天齐不无炫耀意味地说：我爸爸是陆定一、赵紫阳这两个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 

我当然知道这是反话正用，借以提示彼此之间几十年不变的等级差距，便连声道：明白，明白。 

 文革前， 陆定一 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童大林曾经口吐狂言：景山学校培养不出马克思，

能够培养出一个希特勒也很好嘛。

事实证明：景山学校既没有培养出马克思，也没有培养出希特勒。

倒是歪打正着地培养出一个毕汝谐——几十年前，毛泽东发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二十岁的

毕汝谐 挺身而出，成为文化革命期间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人；而今，习近平发动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敢问第二个 毕汝谐 又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