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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篇介绍赤脚医生现状的报道,令人不胜唏嘘。作为有中国特色医疗制度的一部分,赤脚医生曾给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做出过重大贡献。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有赤脚医生自身的缺陷,他们被淘汰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怎样,以春苗、红雨为代表的赤脚医生热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是让人怀念的。特上传了这两部老电影,请欣赏。很喜欢郭兰英唱的《红雨》的主题歌《赤脚医生向阳花》。
《春苗》连接: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Qf-qmqjtw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bFeoS4f4FU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h0MHdOnCXA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1UCAVv6CM
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G19NqZZ4Cw
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y22tutVLNg
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R5VPBL0hg
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zK4tSSip8M
《红雨》连接: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9ijGu5NLo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Xh1Y7gKIJc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fYuqUlrzk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jy3F60MYs
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LC5dDRPoE
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_C1Uf7JPpg
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rd0z-mZOI
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3-mBEn77e0
在乡村中贡献一生却被遗忘的赤脚医生们(组图)
[导读]“赤脚医生”的称呼已成历史,但赤脚医生却随着政策的变更以及年老体衰,深陷生存困境。没出路,不敢散伙,只能终日空守,但上门求医的村民越来越少,政府解决养老问题的政策也迟迟未见。
没社保、没医保、执业空间越来越窄,养老问题没着落,杏坛97个赤脚医生奔波数年未获解决
马宁卫生站医生陈伦初在药房取药。
麦村卫生站,医生苏瑞红在帮病人看病。
晚上11点,麦村卫生站还有在等待就医的人。卫生站4个医生都是赤脚医生,他们24小时轮班工作,而有正式编制医生的卫生所则晚上不营业。
核心提示
“每次开完会,兄弟们都会很火大,社保、医保、养老一样都无。”2月23日,又是杏坛镇乡医卫业会每月一次会议的日子,会议结束后,副理事长陈伦初摇着头说。
他口中的兄弟,是一群乡村赤脚医生。他们曾是村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救命恩人,如今却都成了上了年纪的“”闲人“,曾经门庭若市的卫生站,也已变成昏暗破旧的老房子。
杏坛镇卫业会是由赤脚医生组成的协会,每个月23日,都会组织各个卫生站的负责人开会,有时请老师讲课,充电。现在杏坛有30多个卫生站,10年前有100多家,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合作医疗。镇内原有的108个赤脚医生,随着年纪增长部分人已经过世,现仍健在的有97个。
“赤脚医生”的称呼已成历史,但赤脚医生却随着政策的变更以及年老体衰,深陷生存困境。
顺德杏坛97名赤脚医生正面临这样的窘况:没出路,不敢散伙,只能终日空守,但上门求医的村民越来越少,政府解决养老问题的政策也迟迟未见。
寂寞的麦村卫生站
现在的麦村卫生站只剩4个医生,24小时轮班不休息,相对于医生的数量,由于没被纳入医保,来这里看病的病人已经少之又少。
2010年11月,杏坛麦村卫生站。泛黄的招牌,发霉的账单,和尘埃一起挂在墙上的卫生站营业执照,这些还不是卫生站里最为古老的物品。走进卫生站,一阵浓烈的混杂着各种药味的气息扑鼻而来,主诊的医生在问诊的时候,还偶尔扯上一两句家常。旁边的凳上摆着一个水烟筒,带孙子来看病的爷爷,还不忘抽上一两口。
药房里有4个柜子,以浅绿色为主色调,药品摆放得很整齐;另外两个有些凌乱,放着不少报纸,账单。那张盛放药柜子的灰黑色木桌,被摩擦得光滑油亮,见证着这里的悠长岁月。挂在墙上的那个时钟,是屋里最年轻的东西。
注射室内的洗手盘,电风扇,都与粉墙一样,斑斑点点。浅绿色的摆放药物的桌子,四条支柱已发黄。木凳靠背深深刻着“卫生”二字,“这些桌子、凳子都是以前公社、生产队给我们造的。”具体时间,这些乡村医生也记不得了。
现在的麦村卫生站只剩4个医生,3女一男,年龄也都大了。男的是负责人,年纪最轻,入行最晚。
过去的卫生站,由村委会负责提供卫生站的场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个体承包制。“所有药品、器械、建设费、管理费由我们自己负责。以前都是免费看病的,现在要收群众的钱,群众不习惯了,我们收入也就少了。”赤脚医生们抱怨着。
近年来,政府规定只有医院基本门诊医疗能报销,卫生站由于条件所限,并未纳入合作医疗范畴。不能报销,来的人自然就少了。“不能吊针,不能出中药,不能接生,外伤要送到医院,慢慢来的人就少了。”59岁的赤脚医生苏瑞红说,村委会要她们交场地使用费,为了回本,即使没有病人,她们也会天天守着。
百余米外是麦村卫生所。卫生所被纳入杏坛医院基本门诊合作医疗机构,虽然开门时间很短,但那里有电脑,纳入了合作医疗,看病可以报销。2007年,顺德普及基本门诊合作医疗后,赤脚医生的境况更加凄凉。据称,2010年中的几个月,麦村的赤脚医生没有发出工资,有工资的几个月,每人也只发了几百块钱。
“坐得屁股都疼了,也挣不到几个钱。如果凑不够一年5000元的场地费,这一年又白干了。”这种窘状已经持续多年。但他们对自己的医术却又很自豪,“我们现在看一个重感冒,总共就15元左右。极少有看不好的,甚至有些在大医院怎么都看不好的,回到我们这里搞定了。”
在这种对比之下,对于一直没有明确的身份,没有加入社保,卫生站也不能加入合作门诊机构,这些赤脚医生觉得很不公平。
赤医中的蛇医圣手
相比之下,虽然同样被政策限制,同样是赤脚医生的蛇医陈伦初的情况则相对较好。
相比之下,虽然同样被政策限制,赤脚医生陈伦初的马宁卫生站情况则相对较好。
一座小铁板桥横跨小涌,卫生站就在桥的那头。入门处有个小天井,门楣上贴了张写着“祝君健康”的红纸,左侧墙上挂一块大黑板,板上是“卫生知识宣传栏”,小天井右侧是陈伦初的起居室,隔成了客厅和卧室。
至2012年,陈伦初已入行44年,他医治蛇伤很有一手,颇有名气。广州等外地都有慕名而来的患者,陈伦初一个月的接诊量在10到20人左右,多以毒蛇咬伤和伤寒大热症的患者为主,患者中顺德本地人和外地人各半,一年下来,超过200人。
会诊室有30平方米,隔成诊疗室、大厅、中西药房三个部分。大厅靠近诊疗室一角摆放了一套木箱音响,晚上马东的村民会来跳舞。
一张桌子被摆在入门的右侧。桌子上放置了看诊时常用的器物:一个算盘,一份门诊日志,一个放有血压计的白色长铁盒。桌旁墙上,挂有一份《杏坛镇乡村医生门诊医疗常用药品目录》,另有一个听诊器,由于使用年月已久,橡胶已经发黄,铁已锈损。
马宁卫生站所在物业属于马宁村委会,是个鱼苗场旧址。7年前,村委会给他做卫生站之用,陈伦初花了8万多元重新修葺,“村委会不收我的租金,但将来要是不再营业了,就得无条件把物业交还给村委会。”
这是陈伦初的第五个“窦口”,在粤语中,“窦口”有谋生地盘的意思。在大厅的墙上有个玻璃橱窗,里面放置了不少证书和牌匾,来头最大的一块,是1993年获得了国家卫生部、中国农村卫生协会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与大多数默默无名的赤医相比,陈伦初是幸运的。40年来,他坚持免费为贫困群众治病送医送药,还带头募集了近200万元善款,用于马宁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他在1993年获评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在1996年更被评为顺德市第一届文明市民,其后也当选顺德好人。
2011年11月18日,陈伦初很忙,凌晨2点接诊了一位被毒蛇咬伤的重患,治疗到早上5点多,才躺到床上算眯个眼,电话又响起来了———一个龙江人被蛇咬伤,正被送过来。
下午接近4点时,有个姓苏的小伙子开着摩托车来到。他住在附近的南华村,听了朋友介绍专程过来。他前几天有些感冒发烧,退烧后咳嗽不止。陈伦初给他号脉,看舌苔,细问情况,开药,并叮嘱要复诊,如果加剧,得到大医院去。小伙子是第一次来,对陈伦初有好印象,“病人都希望被重视,陈医生做到了。”
陈伦初说,忙碌只是偶然,大多时候,他会喝茶看报过一天。如果没有接到接诊电话,他一般早上8点钟才从家里过来,中午还回家吃趟午饭,傍晚6点半回家,看完珠江台的《今日关注》才又出来。
收入如何?陈伦初的说法比较含煳。他说,好的时候有2000元。他解释,这与卫生站不能打点滴有关。卫生所、卫生站,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卫生所,代表医生是由镇医院派下来的;卫生站,则是乡医,也就是赤脚医生。
陈伦初的执业许可证还没到期,但他表示自己不会再去考,“我跟卫生局说过,你要我去考试,我绝对不去。”说这话时,陈伦初有一种自傲,他说,一个刚从医学院出来的学生,他参加考试肯定过,但实际行医,就肯定考不过我。
根正苗红当赤医
入行稍晚,走专业化路线,这是其他赤医觉得陈伦初目优于他们的原因。不过,对于赤脚医生来说,昔日的辉煌才是最难以忘记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为应对缺医少药的现状,在国家的号召下,赤脚医生(即乡村医生)应运而生。那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且根正苗红的青年被挑选出来,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1968年,当时年仅15岁的苏瑞红因家中兄弟姐妹多,家庭困难,个人政治表现好,属于“根正苗红”的代表,被推荐参加赤脚医生的培训。
“必须经过贫下中农代表、学生代表、领导三结合组推荐选拔,才能被选上。”苏瑞红说,在杏坛医院培训半年后,她进入麦村赤脚医生站工作。1975年,她又通过考试到了佛山卫校参加复训。回到村里后,她才正式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
“当时学校曾让我进去做老师,考虑到赤脚医生为全乡的人民服务,要顾全大局,我还是选择了当赤医。”苏瑞红回忆说。
大约7公里外,杏坛马宁卫生站。现年65岁的陈伦初的入行经历与大多同乡类似:中学毕业,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头脑也灵活。
学医之前,陈伦初在马宁村委会当出纳,马东一带多种植甘蔗,“甘蔗地里多蛇虫鼠蚁,每年都很有很多人被毒蛇咬伤,1972年,大队决定送我去学医,好救治那些被咬的人,我就入了行。”
在那个年代,卫生医疗防疫工作共设有三级医疗网(村,镇医院,县医院),赤脚医生处于最低一级,主要负责村里的防疫工作。
赤脚医生中,女医生普遍比男医生入行早,年纪大,苏瑞红说,到了现在,女赤医的身体状况普遍较男赤医差。“除了接生、看病,打防疫针等,我们还要宣传计划生育,全面普查寄生虫等等。我们无法治疗的,才往上一级送。”说起那段经历,除了光荣,苏瑞红只说一个苦字。
麦村赤脚医生站最多的时候11个人,其中有3个人(女医生)负责接生。“忙起来的时候一个星期没法上床睡,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都要出诊。记得25岁的时候,我背着1岁的儿子去帮别人接生,当时大风大雨我们母子都被打湿,一日一夜接生了5个。”苏瑞红说,遇到难产之类,她们还要负责把病人送去杏坛医院,甚至广州。
除此之外,由于当时整个大环境都缺资少药,她们还要亲自上附近的马陵山采药,山上还会有蛇。对于蛇,陈伦初很有一套。在其他赤医(尤其是女赤医)看来,陈伦初有专治毒蛇咬伤这一门手艺,才使得他不那么容易被淘汰,也是他经济相对较好的原因之一。
陈伦初这样形容赤脚医生:做你唔死,发达无份。除了极少数真的发达了之外,其余的大部分收入都很一般,最低的,月收入只有几百元。但是他承认,当救治了一些危重病人时,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回家,满足感会很强烈。
陈伦初三女一子,其中有一个女儿学医,在医学院校毕业,现在在大良的同江医院工作。“对我这些手艺她不感兴趣,年轻人怎会跟你死守?”
据统计,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赤脚医生的贡献广受认可。上年纪的村民大多十分敬重赤脚医生,甚至有人视她们为救命恩人。
惊觉被时代抛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技术的发展,赤脚医生的身份、作用也在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曲线,一直在下行。
“后来要我们经常考试,一年考几次,什么乡村医生证、接生证,要交各种费用。”苏瑞红说,然而,即使一次次地通过了考试,还是无法避免被政策淘汰的命运。
“大概从85、86年开始,卫生局规定有些业务不让我们赤脚医生做了,例如接生。”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但是对于老一辈赤脚医生来说,这样的现代化培训基本上是很难通过的。
对于政策的变化,赤医们说自己能够理解,然而在调整自己心态的同时,赤脚医生也隐隐开始感觉一丝不安,而这一丝不安,很快变成残酷的现实———他们已经被时代抛弃。
当“民办教师”待遇问题获得解决时,被抛弃的感受变得更强烈。和赤脚医生一样,“民办教师”也是一定时期农村的一个特殊群体,而“民办教师”待遇问题得到解决,让赤医们想到了自己的身份问题、养老问题。
她们认为,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24号文件《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问题》对赤脚医生的界定,可以确认他们跟民办教师一样,是应该获得同样对待的。文件中说,“他们(赤脚医生)同民办教师一样,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文件还建议建议: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原则上给予相当于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并明确赤脚医生补助费的来源,其中一部分是由地方财政解决的。
据此,以苏瑞红等人为代表的近百名杏坛的赤脚医生,开始找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情况。
我们没有养老金
“我们没有养老金。”这句话不停地在这些女赤医口中重复着,在这方面的抱怨,她们远多于男赤医。关于要争取的权益,赤医有两点要求:解决身份问题,至少能被视为职工待遇;纳入社保。
一直以来,对赤脚医生顺德未有明确的政策,只有部分镇街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辖区内的赤脚医生进行安排。而苏瑞红等人所在的杏坛镇同样一直没有动静。
她们自称是“被遗忘”的群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大家的代表去争取权益,苏瑞红也记不清了,只记得跑遍了几乎所有市、区的相关部门,搜集了一大堆全国各地关于解决赤脚医生问题的报道和政策。几年来,她用尽了几乎所有空闲时间,四处奔波、给当官的写信。
与其他赤脚医生一样,她也是没有文化,同样要照顾家庭,但她热心敢言。“我有一儿一女,都不宽裕;我老公68岁了,身体差,丈夫也没有养老金,我们家也未够资格申请低保。”我们当年,工作量又大,工资又低,一年365日,没有一天是假期。没有过一次妇女节,没有过一次劳动节,没有过一天春节,全部节日都要工作。“苏瑞红眼带泪水说,”只是希望政府和社会不要忘记我们。“
2009年底,《佛山市农村居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意见(试行)》出台,并在2010年1月1日开始执行。按这个政策,年满16周岁至退休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不含当月)之间的本市户籍农村居民(在校学生除外)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大社保。“参保人按月缴费到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可申请‘延后缴费’。”
“这个政策,只对男的有利。”杏坛高赞的乡医潘肖明对“退休年龄”不满,她1975年进入赤脚医生行列,政策出台时快满49岁。虽然当时她依然有补缴资格,但她没补缴,她认为成为乡村医生是自己响应国家号召,自己辛苦为公一辈子,“这养老保险还要我们自己买,这让我觉得不被尊重。”而当时已经过了50周岁的苏瑞红没资格补缴,只能看着这个政策叹息。
陈伦初是杏坛镇乡医卫业会副理事长,苏瑞红等人认为他维权“不够给力”。在她们看来,这或许是由于陈已补缴社保、还挂着头衔所致。
其实,对于现状,陈伦初同样有抱怨,只是他认为,让医院“收编”不现实。
“我没有走上访这条路,但我一直在争取。我们向杏坛镇和顺德区的卫生局申诉过,但得到的答复就只有‘研究’、‘研究’。”陈伦初介绍说,2007年,广东省实行“一村一站一万元”补贴政策,全省有1.5万多个卫生站得到省财政补贴,但这个补贴未落到顺德区内。
“我们这类人已经被社会淘汰了,民办教师都上晒岸了,而我们打拼几十年,连最基本的医保都没有。”陈伦初抱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