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六四，今又六四 -六四亲历记

本文纯属亲历纪实和随感而发，不涉及任何政治纷争和是非述评，热衷于政治辩论或派系划分者，请就此打住，另寻高就，以节约你我和大家的时间。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凡身居北京的高官也好，平民也好，青年学生也好，袖手旁观者也好，只要你还有思想，大概95%以上都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

当时，我刚从呆了近二十年的不死不活的学院路研究所离开，到一个公司任职，因工作需要，公司给我配了一辆车，虽然我自己有驾照，为安全起见，公司还是给配了一个司机。

4月27日，研究所一些积极分子向所领导要求，参加反对“426”社论，支持绝食学生正义诉求的游行，所领导默许了大家的要求，唯一条件是不许打单位的旗子。有不少中层干部也参加了游行。（由于所领导的消极抵制，后来秋后算账时，竟没有一个中层干部被处分。）我给公司打电话请了假，也参加了这次游行。算是唯一的一次直接参与“动乱”。

整个5月份，我几乎都出差在外，心里却一直惦念着北京的局势。“519”宣布戒严之后，空气越来越紧张。我归心似箭，第一次置工作于不顾，匆匆赶回北京。司机到机场接我回来，我说我要好好亲眼看看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先把司机送回家，开车直奔天安门。 广场上帐篷林立，旗帜飞扬。静坐的学生们或坐或卧，异常疲惫，但歌声和口号声，仍此伏彼起，斗志昂扬。突然一个学生拉住我说，有人报告六里桥出现大量军车，问我能否送他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 我回答，“上车，走。”十几分钟就到了。只见六里桥立交桥上，两辆坐满人的大型公共汽车，横在路中间，把高速路堵得死死的，后面是蜿蜒望不到边的绿色军车。车上士兵全副武装，疲惫不堪，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有的干脆坐到车底下，摘下帽子扇凉。 有些学生爬到车顶上，慷慨激昂地在讲着什么，也有的老大娘拿来西瓜和黄瓜之类东西，分给军人们。过了大约半小时，那个学生又找到我，说要回广场指挥部。在车上，他告诉我，这些军车是65军的，他们已经被堵在这里两天一夜了。士兵们也不知道来北京干什么，只说是执行任务。到了广场，那个学生刚下车，我又被一个老外拉住，他汉语夹杂着英语着急地说，他是记者，他也有急事要到六里桥去，但是根本找不到出租车，说着，拿出一把钞票，还没等我同意，就拉开门坐进去了，看架势是坐定了。我只好说，我可以送你去，但我不是出租车司机。 结果一直到天黑，来来回回跑了四趟六里桥。

六月三号，是星期六。如果没什么特殊事情，通常我和太太都会带女儿去我父母家（或岳父母家）过周末。早晨，接我母亲电话，说军博前的长安街大道上停满了坦克车，（我父母家就在军博附近），今天可能要出大事，叫我们千万不要出门。我是当过兵，打过枪的。可我的女儿从来还没听过枪响，也许她这一辈子也未必有机会面对枪响。我跟太太说，让她在家等着，我要带女儿去见见世面，（也许主要是我不想错过这样的亲眼见证历史的机会，我曾经有幸亲历1976年天安门事件，我倒要看看，被中央文件钦点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如何在北京下令开枪屠杀曾经为他冒死请命的北京市民）。 当然我也会很注意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会每隔两小时和她电话联系一次。但是如果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们总得有一个人活下去，把女儿养大，将来告诉她，为什么她没有了父亲或母亲。太太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走。 已经到下午了，电视和广播中开始反复播送北京市政府紧急通告，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要求广大市民不要外出，以免意外。我要太太照看好女儿，我自己去。

我驱车疾驰绕道公主坟。复兴大道上已是堆满了坦克车，复兴路上从空军大院起，集中着十几个总参各大军兵种的总部，载着全副武装士兵的军车从各大院里涌出来。从公主坟北侧穿过长安街，整整花了我两个小时，终于到了公主坟南端。这时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紧接着是一连串冲锋枪的连发，听着像是射向天空的，奇怪的是，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慌失措。我看了一下表，6月3日晚6点25分，在公主坟环岛，我听到了北京64屠城开始的第一声枪声。

我终于到了母亲家，还没有吃完晚饭，外面的枪声已经开始由远到近，由疏到密。有的子弹很清晰的像是击中院子里的什么物品。已经晚上9点多了，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噼噼啪啪，间或有带闪光的爆炸声。（据后来传出的消息：木樨地作为从西面进入市区的第一要塞，38军的坦克部队受到难以置信的阻隔，也有传言是38军消极对抗。以致杨家将亲自督战47军（此处有误，实应为27军，作者注，所以才有64之后，北京市民盛赞38军，怒斥27军），丢下坦克，徒步前进， 不惜一切代价，杀开血路。木樨地22号，23号是两栋临长安街的20多层高的家属楼。说是有人向外开枪，杨家将下令，哪家亮灯，就用机枪把它灭掉，格杀勿论。）我最小的弟弟突然跳起来吼道：“他妈的！还真开枪啦！不就一个死嘛，看谁有本事把中国人都杀光。”他抄起件衣服就往外跑。我妈死命拉住他不让他走，看来我妈是拼了老命也不准备让他走，我小弟弟也是拼了小命也非要出去不行。正拉扯得不可开交，我起身说：“听我的，跟我走。”老妈这才算松了手。此时已经是6月3日晚11点多了，我们来到军博对面一处和长安街交叉的小路口，只见长安街上灯火通明，晃如白昼，坦克轰鸣，枪声大作。一小撮像我一样的乌合之众，或爬，或蹲，或猫着腰，慢慢向长安街靠拢，突然一阵机关枪响起，打在旁边的墙上，噼啪作响，人们或马上趴在地上，或马上退回小路，机枪停止没一会儿，人们又慢慢聚集起来，再次向长安街靠拢，引发又一阵机关枪，如此反复像拉锯战一样。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暴徒竟没一个中枪。我从初二开始就参加西城区射击队训练，初三那年，曾以10发95环的优异成绩获得北京市基干民兵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第四名。在部队里，有一年军官手枪50米年度考核，以全部十环名列榜首，获全军嘉奖。当时竟有一种冲动，想喊一嗓子：“不行啊！38军弟兄们，准头不够哇。”又一想，如果对面兄弟只是迫于命令，不得不开枪，只是想吓唬吓唬咱们，被我一激，一怒之下来个正格的，我们不得成蜂窝啦。我毕竟当过兵，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知道如何匍匐前进，而又避免被对面火力击中。终于爬到长安街边。近在咫尺的木樨地方向火光冲天，枪声响成一片。不时听到一声声爆炸，只见火光冲天，但很快就熄灭下来，我知道这是专门打坦克用的自制燃烧瓶，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当晚，就被北京市民广泛使用过，把空啤酒瓶之类，装满汽油，封好盖儿，就可以当手榴弹一样扔出去，即简单，又有成效。机枪扫射声渐渐东移向木樨地，此刻，不时有人从小路口冲入长安街，一会儿，又有人从长安街跑回路口，把背上背着的伤员往地上一扔，又返身跑回长安街，路口上有好几辆三轮车，人们把伤者抬上三轮车，立刻飞奔送到附近最近的原北京铁路医院。除了枪声，无人讲话，像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一样，每个人默默地做着各自的事情。 枪林弹雨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

6月4日早4点，我刚回到母亲家，我妈就告我，昨晚正好是我大弟妹在铁路医院急诊室值夜班，她要我去医院接弟妹回家，我开上车，直奔铁路医院，看见我大弟妹正坐在急诊室门口的长椅子上，站都站不起来了。我详细看了一下她的值班记录，这一夜，经她手的急诊死伤人员一共234个，好多还只是中学生，也有许多外地人。其中死者121人，全部是枪伤致死，其中三分之一送来时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其他大多是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伤者中有三个是军人，两个是钝器击伤，一个是烧伤。死者无身份证明者，至此无人认尸者，尸体暂时都放在一个大房间里，我只在临时停尸间里瞥了一眼，大约七八十具尸体，横七竖八，面部狰狞，里面气味极差，我粗略算了一下，这一夜，我弟妹平均几乎每一分钟就要处理一个死者或伤者，难怪她根本站不起来了。

送走弟妹以后，我感觉头昏眼花，恶心极了，想清醒一下，也想在他们清理现场之前，能亲眼目睹一下熟悉的木樨地，并且立照为证。于是顺着军博门口向东迎着朝阳走去。放眼向东西两个方向望去，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坦克车，车头都朝向东方，一些坦克车还在冒着白烟，个别坦克兵还站在车顶上，对照相的人也不加制止。长安街木樨地桥上，横躺着十几辆无轨电车，把路堵得水泄不通。桥东侧的长安大街上，不是横过来的公共汽车，就是被横过来挡路的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的长安街分割道水泥墩，有几辆坦克车看来是企图把水泥墩撞开，却不成想卡在水泥墩上，动弹不得，反而把路更加挡得死死的。有的公共汽车被烧成只剩下框架，个别死尸还躺在原地，我给这劫后木樨地拍照留念。脑中忽然涌现出这样的歌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据后来传说，在天安门广场6月4日凌晨一点，下令清场时，没有一辆坦克车是从西边突破阻截开过来的。屠夫们这次可能真的说了一次实话：广场上死人可能真的并不多，而市民死得最多的地方是——木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