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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理性目標並非共識而成,而是由力量對比而達致的妥協決定。和平來自威懾,民主來自抗爭,當你的和平只是一種修練而不是力量,你只是節省了暴力者的成本;如果不想抗爭而得到民主,就不必抱怨,就應甘為人奴,等待權貴開恩
習近平十年:吏治是民主的白日夢
何頻
習近平會進行政治改革嗎?他有沒有政治改革方案?
如果習近平拒絕政治改革,中國會發生政變、革命嗎?
如果既不政改,也沒有發生政變,中國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政改:有壓力沒動力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毛澤東將中國折騰得國弱民窮,為什麼現在還有那麼多人充當所謂“毛粉”呢?他們僅僅只是因今天社會不公平而逆反嗎?
其實,道理和現在很多人讚揚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使中國國力變得強大是一樣的:你要讓所有人能洞察政治的迷霧,是不可能的。
不同的在於,“毛粉”更多的只是一種意見表達,而“經濟改革”卻是真真實實的國策在運行。對“毛粉”,人們看到的往往是荒唐,而忽視其隱藏的異議意義;對“經濟改革”,人們看到的往往是現實“成果”,而忽視其可怕的歷史遺禍。
事實上,鄧小平在1992南巡重啓之後的“經濟改革”,和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的“經濟改革”有了根本的區別。
1989年之前的“經濟改革”,是對毛澤東錯誤的糾正,釋放的是被毛澤東禁錮的人民基本生存權利,激活的是人民對國家振興的熱情,如果沒有用坦克將人民的希望碾碎,很難相信今天中國政治尚未進行轉型。
六四之後的“經濟改革”,是對鄧小平錯誤的維護,進行的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家財富轉移,造成了社會永久性的不公平、難以修復的道德黑洞,卻使中共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權,權貴成為世界上最快速致富的集團。這個時候的“改革”,只是用正義包裝了罪惡,甚至使罪惡變得更強大。
這樣的“經濟改革”怎麼不會得到官員們的支持?成本由國民支付,代價由國民承擔,利益卻由官員及其親友承接,國民又分得了多少“紅利”?十個普通百姓家庭的收入,有一個普通官員家庭收入高嗎?多少普遍夫妻只能蝸居,又有幾個處長科長沒有數套空房?一個科長的年收入可活十年,一個處長的年收入可活二十年,一個廳長的年收入可活一輩子,一個省長的年收入可活幾輩子,一個國家領導人“沒有收入”也永遠沒有生存的問題。
這樣一批官員,怎麼可能有動力進行“政治改革”?形象的說法是,經濟改革是得利,是分肉吃,把老百姓養大的豬殺掉分給權貴們;政治改革呢,是分權,是將權力分出一部份還給老百姓,等於要官員們將自己身上的肉割出來。
中共一些官員為什麼又要口喊“政治改革” 呢?有的是因為膽識、遠見,有的是心虛、做秀。
盡管中共權貴們一副不可一世的派頭,但他們感受到:人民的怨恨是真切的,國際社會的鄙視是存在的、官場內部的傾軋是止不住的……不進行政治改革,不使中國政治走上文明軌道,政權及其權貴們就永遠不可能有安全感。
但是,現在這些壓力遠不足迫使習近平推動政治改革,不少權貴仍然存在僥倖心理,仍然相信維穩會穩住一段時間,即使船沉滅,自己也有機會逃生。
另一方面,憑今天中南海的幕僚團隊,也拿不出政治改革方案。事實上,中共並沒有能提供創造性想法的幕僚,只有理論奴僕、政策刀吏、詮釋官僚。
中國今天所積累的問題,遠比六四事件前更複雜和嚴重,政治改革不但會遭遇到權貴集團的抵制,而且凝聚體制外的力量也變得很不容易,積累的問題一旦引爆,一定時間內不排除出現失控的連鎖反應。
只有在兩種情況下,習近平會啓動政治改革:除了發生某件中共傳統手法應付不了的突發大事件,就是習近平擁有非比尋常的雄才大略和道德勇氣,敢於為歷史承擔個人風險。
從習近平現在的公開言行中,尚不能作出判斷。體制內政治人物左右搖擺,是生存之術也是政治技巧。所以,無論習近平是倡導“四菜一湯”,還是首巡廣東,是做中國復興夢,還是喊毛澤東思想,在他沒有動真格的時候,都不必當回事。
政變或革命: 意料之中的意外
盡管有人發出了警報,多數人並不相信政變、革命在未來幾年內會發生。
一,軍隊是政變的核心力量,軍權在中國政治生態中也被認為是神秘、關鍵的力量。其實,軍權只是黨的領袖用來威懾政治對手的,將領本身並不是獨立的政治力量,也沒有野心走上執政前台。所以,用不著被那套美式將軍服嚇倒,中共的將領們現在幾乎沒人可擅動一個連隊;更不必說那些在電視上戲說戰爭的將校,他們可能手下沒有一個班的兵力。
二,中共維穩系統對全國實行了特務化、公開化、法西斯化、網絡化的多維性控制,針對任何政治的異動,都有預設方案和實行措施。這使得異議分子極難集結,零星活動很快被打壓下去。
三,金錢是硬道理。盡管資源耗盡、環境惡化,中共仍會促使經濟保持一定程度增長,因為金錢可以培植和鞏固權貴、擴大施恵面,軟化民眾政治熱情、吸引國際政客商賈。
四,中共建立了一種獨特的世襲制,新的領導團隊出現,總是給人新的幻想、期待,不斷轉移人們的政治視線。等到這屆班子任期結束了也沒有實質性的舉措時,總是可以找到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同時又可以馬上寄望於下屆人物。
五,1989年六四事件遭遇重挫之後,相當多的知識精英放棄現實道德責任卻舉起了理想道德旗幟:理性。與此關聯的研究成果是:“暴力革命是使中國現代化夭折的惡源”,從而達成了“反革命”的共識。
烽火未滅就喊解甲歸田,可以標榜成高尚的境界。其實,沒有感性的理性只是一種精明的算計,後果也非常清楚:這些年,知識精英中誰敢鼓吹街頭抗議活動?而每年幾萬宗具有規模的群眾反抗活動中,除了個別勇敢的維權律師,可以看到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參加嗎?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沒有秀才的造反永遠不會成功。民眾抗議沒有理論,就只會有急功近利的訴求,當局輕易就可用胡蘿蔔加大棒予以瓦解。星星之火再多,也沒法燎原,卻練就了中共暴力鎮壓的經驗、威力。
另一方面,不屈服於當局的少數中國民主先驅,只是新都市的孤魂。如果不是片警上上門,國保請喝下午茶,他們就得對自己的力量和奉獻加以更多想像。
除了上述五大點,也許還可以找出更多的理由,例如:中國民眾素質差,現在進行民主為時太早;沒有可以取代共產黨的力量等等。然而,所有這些,都沒法鏟除醖釀政變或革命的土壤:專制的政體、不穩定的政治、不公平的社會,也沒法阻礙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民智成長。
也就是說,如果習近平拒不進行政治改革,民眾和政權之間的矛盾不會因為上面這些因素而消解,而且隨時可能變化、加大。
所以,當一些人不相信革命會發生時,中共卻如驚弓之鳥,絲毫沒有放棄警惕性。中共深知,沒有暴力自保(維穩),就免除不了滅頂之災。問題是,即使他在全國佈下天羅地網,即使他滅掉了幾十萬宗民眾抗議事件,但他們仍不敢對群體性亊件掉以輕心,任何一件事處理不慎,都可能引爆一場難以收拾的革命。
至於政變,其實早就在很多官員的心裡埋下了種子。別看這些官僚們一個個講話假大空,他們可是飽讀帝王術、陰謀論,他們也是遊覽了世界,頗有現代眼光的。他們比平民對中共之危機更有真實的感受、體驗,他們不願成為體制的陪葬品,有的人只是在等待機會罷了。政變,往往不須萬全準備。
具體的政變、革命的發生往往是意外的,否則難以發生。沙俄皇朝曾被認為固若金湯,革命不足道;武昌起義更是無名小卒而起;“四人幫”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密的戰友”!在此之前,沒多少人相信沙皇會被推翻、辛亥革命第一槍能在武昌打響、毛主席的遺孀會被抓起來,其實發生的土壤早已存在。以中國今天民怨之深,政體之惡,圖變之烈,局勢逆轉當是在意料之中,只是發生的時間、方式,可能意外罷了。
習近平的吏治:民主的白日夢
即使你對習近平抱有期待,對政變或革命抱有想象,幾年之內,或者說在習近平時代,常態可能是:習近平既不政改,政變、革命也沒有發生。
可以說,習近平的親民作風不是做作,父輩遺風和個人歷練,都使人相信他有“好人情結”。如果這一點是肯定的話,在不進行政治改革的情況下,習近平選擇的國策便是:吏治。
吏治是親民的制度化。所以,習近平除了對各級官員提出道德化的要求,推動各級官員勤政,還會反腐肅貪,限制官員權力,改革公安司法系統,給予平民更多的福利保障,甚至釋放一些民意空間。
如果中國只有新加坡大小,如果中國的民智還停留在八十年代,習近平式的吏治可能有好的收效。但今天中國現實,誰能控制好這個“度”?
體制外沒有多大耐心容忍慢吞吞的溫和變革,溫和的改革可能引起人們更高的期待,當激烈的行為出現的時候,當局是選擇鎮壓還是讓步?其實,無論選擇任何方式,原來溫和的變革都不能持續。
體制內呢?這多半是喪失了社會良知、喪失了道德判斷力,精通陰謀陽謀的官僚群,他們有足夠能力演變、消耗所有的改革措施,從而使自己成為最大的得利者。反腐便是一個例證:幾十年來,中共不是沒有反腐制度,也不是沒有反腐機構,而是越來越多,但結果是腐敗已經滲透到了所有階層、所有領域,反貪的人本身比貪官還腐敗!
如果是這樣,習近平的吏治改革遇挫,知難而退,各方無能為力,中國情勢持續惡化失控,政變、革命發生,還有新的希望;如果政變不成,革命不行,中國就會變成一個不可自拔的爛泥國家。
另一種可能,是理性、漸進成為變革共識,習近平主導穩健的行政體制改革(吏治),然後逐漸引入民眾參與,朝野之間由對立、怨恨轉為和解、合作,走向民主憲政。
這是政治潔癖者的白日夢:社會付出最小的代價,化干戈為玉帛;也是權貴集團的酣醉美夢:漂白污點,洗掉黑錢,暴發戶變成貴族,破了“富不過三代”的咒語,從此千秋萬代。
這些夢成真的可能性,不比發生政變、革命的可能性大。做這些夢的人,低估了民智,也掩蓋了政治的天性:社會的理性目標並非共識而成,而是由力量對比而達致的妥協決定。和平來自威懾,民主來自抗爭,當你的和平只是一種修練而不是力量,你只是節省了暴力者的成本;如果不想抗爭而得到民主,就不必抱怨,就應甘為人奴,等待權貴開恩。
假如,上面所說的都沒有出現,習近平時代是各種預言的混合體,簡言之就是:習近平解決了很多問題,也遺留了甚至製造了很多問題,十年之後中國政治仍混沌,人們還得期待下一個十年。(2013年1月16日,迪克斯山莊)(《明鏡月刊》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