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为据】袁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哪里？》

　　同样的话今年广东省领导人也多次讲起，如政治局委员汪洋就坦言：“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并说：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省长朱小丹也明确表示：“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并说：“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来自于政府自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等。改革是革自己的命，这样的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领导人说，邓小平就说过“改革是一场革命”，后来朱镕基总理也讲改革要闯雷区。但是，真要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党政干部自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又谈何容易！ 

　　为什么要把改革的手术刀挥向执政者“自身”呢？是因为执政的党政干部自身问题很大且非常严重，有成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老问题，体制机制性问题，也有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棘手的利益格局等问题。习近平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这说明执政党不对自身开刀已经不行了，必须深化改革，敢于对自身下狠手狠招。正如温家宝总理十八大前在广东所呼吁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苏联模式的党政干部体制并不先进，百年痼疾至今难以祛除 

　　执政党自身问题很大，是改革的主要对象，这怎么讲呢？我们先从大的方面，来看一看中共中央组织体系。 

　　十八届一中全会宣布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及常委、总书记。另有中央侯补委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等，其数总计约6百多人。这些机构即是现今中国最高权力实际之所在，这6百多人无疑也是当今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其中，205名中央委员都是省部大军区级以上干部，他们包括党政军各部门的首脑、书记等；候补中央委员１７１人居其次，皆为副省级以上大官，他们大权在握，而又级别分明。政治局25人居其上，再上是常委7人，最高是总书记习近平。 

　　中央之下是省、市、县各级地方党委，以及政府各部与事业单位领辖的司局、处、科各级网状党组织，自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型科层系统。政府机构实行科层制并不希奇，这在世界各国都行用。但中国的权力体系却是以党为中心，党也科层官僚化了，且党政不分，这一套完全是移植于苏联，是“全盘西化”的产物。在中国，各级政府机关乃至学校、医院等“单位”，都有党委党支部，党领导一切，党管干部，书记挂帅当第一把手，上上下下所有党政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最后都要听从党中央指挥，形成集权一元化领导体制。 

　　一整套的党政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乃至政治行为方式，都完全是外来的，是“以俄为师”的产物，没有半点“中国特色”。如总书记、书记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中国侯补委员等，连名词都来自苏联。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不过是监察委员会的翻版，改了几个字，意思则完全是一样的。纪检监察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工作，这与前苏联也是一致的。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乃列宁首创，其特征就是层层集权，使党领袖的命令能贯彻到基层党组织每一个人，实行分科分层的军事化管理。 这个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任何关系，列宁初提出来时就遭到党内反对，并引发党分裂。但列宁是在“地下党”的特殊背景下，即在沙皇警察国家党无法公开合法活动的情势下，才强调严密组织纪律的重要性，用以对付沙皇警察统治，这在当时还是有效果的。一战中沙皇统治崩溃，人数很少的布尔什维克能在乱中夺权，就证明了党的力量。按集权原则组织起来有严密纪律的党，被称为“列宁党”，起先是职业革命家密谋组织，或称革命党。然而，掌权执政后斯大林又把“民主集中制”推向全国，党领导下的一切组织单位都实行集权制，“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也要听党的，最后是政经一切大权都集中到党中央政治局总书记手里，这又被称为 “斯大林体制”。列宁党和斯大林政体，就是所谓“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党政体制，无论是列宁党还是斯大林政体，在其建立之初就受到各界广泛质疑和批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是批评声不断。孟什维克批评列宁党是在党内实行“农奴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兼理论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urg)早在1904年就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就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列宁的集中制是与沙皇的专制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考茨基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宁党是官僚组织。列宁虽作了种种现在看来是十分“幼稚”的辩解， 并骂考茨基为“叛徒”，但苏联建政后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那一套，迅即呈现官僚制负面效应，使列宁也不得不承认“官僚主义”问题严重。 

　　托洛茨基则尖锐地指责党的“官僚化”，反对选举流于形式、层层任命、等级森严的书记体制。批评“党内书记特权阶层”，“扼杀党的独立自由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而中央是官僚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行政命令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方法等。著名作家高尔基也对苏维埃政权很快被“党化”的政治现象提出批评。所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政之初其实就很落后，与其吹嘘的“先进性”实相差万里。干部以权谋私，挥霍公款，贪污腐败，早在 1921年列宁就提出贪污受贿是三大敌人之一，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就是要和腐败作斗争。 

　　看来，中共十八大新任总书记习近平诉说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并非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共产党国家的 百年痼疾。百年来“苏联模式”的国家对此作过种种修正改革，但都失败了，苏联本身也已垮台。中国要走出新路，必须摒弃“苏联模式”，作出体制性的根本改变。 

　　“苏联模式”不仅落后，而且虚伪、血醒！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早在1917年12月，就建立了肃反机关“契卡”，实行“红色恐怖”，自后直到灭亡也没有放松对人民的特务监控，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农民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什么自由和实在的好处。列宁临死前也曾怀疑其体制，并试图加强监督，但他死后资历较浅资质平庸的斯大林，以“坐机关”当总书记，靠做琐屑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而掌握了苏联官僚体制机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层层集权，而拥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权力。不久，即将不屑坐机关而愿演说钻研理论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一大批老党员，或驱逐或枪毙，进而扩大强化了党政官僚体制。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在上世纪30年代，就批评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1945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德热拉斯（MilovanDjilas）到苏联访问时，发现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事事处处讲“级别”，级别越高待遇越高，后来写了《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书，系统批判苏联体制的官僚“特权阶级”，认为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后，并没有消灭阶级，而是建立了一个由权势和恐怖控制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具有“先前所有阶级的最坏的特征”。 

　　共产党人德热拉斯后来遭到整肃，但毛泽东实际上是同意他的论述的。毛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上是“反修防修”，也是要整肃“党内资产阶级”，并说“走资派还在走”，革命对象“就在共产党内”。毛用极左造反方式摧毁党政干部官僚体系，搞绝对平均，连工人“八级工资制”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应取缔。但他本人也不能严于解剖自己，在取缔所有人拿稿费的权利后，却保留了自己拿巨额稿费的特权，并“开后门”送自己亲属和“小女友”到北大历史系上学。文革中被毛整死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此前由其领导的“四清运动”，矛头实际上也是指向农村多拿多占的“四不清”小干部官僚，是向共产党自己开刀。刘少奇将手术刀挥向小官，毛泽东将手术刀挥向大官，但搞的都是左的一套，空喊“巴黎公社原则”，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寄希望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祈望“精神原子弹”能够发威，实际上是愚弄民众，搞个人崇拜耍权术，以“路线斗争”掩盖其权力争斗，对人不对体制，等级森严的干部官僚体制机制病害本身，并没有真正祛除改善，反而变本加厉，搞“一元化”领导。

　我们都清楚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出现全民经商，干部下海，军队走私的热潮，中国人民解放军办的药厂“三九胃泰”，竟公开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做广告。对越南作战回国的部队，公然在马路上倒卖军用品做起了生意，时为营职干部现任上将的刘亚洲看见后，即给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写信谏止。又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回忆，他当年任青岛市委书记，严禁本市搞走私，但附近烟台、威海军队走私汽车他却管不了。江泽民被问及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时，爽快地回答说是禁止军队走私，给军队“吃皇粮”。朱镕基上台更是下大力全面查禁走私，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先前我们难以理解“官倒”及军队走私，这种很难想象也难以启齿明显地危害国家的怪事，竟敢光天化日下公开干！通过纪坡民的点破，使我们知道了也理解到，改革开放启动是多么多么的艰难！“新阶级”打不破绕不开，连邓小平也不敢触犯既得利益集团，采取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办法，给党政军官僚好处，“拉下水，一块搞”，让他们搞“官倒”当“富家翁”，才冲破阻力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所以，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花钱买改革”。 

　　怎样评价邓小平这一招呢？象历史上正面评价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样，我们也应正面评价邓小平的作为。面对体制机制难题，邓敢作敢当，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绕过凝固化的官僚特权利益，成功启动了改革。改革过程中军队的利益既得到保障，也就成了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坚强后盾，就连林彪嫡系老部下原 “四野”四纵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张万年，也高呼：“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但是，负面影响也相当严重，宋朝出现的“三冗”在中国现今也出现，所谓冗官、冗兵、冗费，邓小平虽对军队“消肿”，让军转干部到地方照样当官吃粮，但除加深了地方官的冗赘外，冗官冗费顽症始终革除不了。这其实也是“国家官僚制”老毛病，在改革开放“花钱买改革”的形势下，干部官僚冗散腐败更是泛滥成灾。 

　　花钱买改革，干部特权不敢碰，反而要着力维护，于是乎有了“顾问委员会”、“老干部局”，菜疏肉食有所谓“特供”，高干病房更遍地开花。 《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刊文披露，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 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 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而且， 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权城市。北戴河的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超过100家，家家院落宽敞、楼宇林立、树木葱茏。301医院高干病房一个老干部的医疗费用，可以超过一个乡一个镇几万人所费，对已近植物人的高干的护理，可以不计成本。怵目惊心的数据说明，党政机构那是在为人民服务，全是在为干部官僚们自己服务。最近披露国家地震局经费仅千分之一用于预报业务，其余绝大部分用于养人盖楼房补福利等以及“三公消费”。各级政府有不少机构的设置，就是为了安插冗员吃皇粮，如平原地区没有林木的县有林业局，从无地震的县也设地震局，且广设副职，有的干脆不上班“吃空饷”，当寄生虫，享受特权吃冤枉的干部无可计数。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计算，我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4千多万，“吃皇粮”的达7千多万人，18个老百姓要供养一个官员。改革中有几千万工人下岗，但干部却几经“精简机构”也不见下岗者，无岗也得养着护着。中国的国家财政一半以上是用于养官，行政开支“超英赶美”，“三公消费”是天文数字。前广东省长黄华华说：“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公车私用也耗费了无数国脂民膏，其情形与王朝时代当官做老爷，出行要人抬轿，没有什么两样，反映的是体制性腐败。 

　　出生延安的“高干子弟”陆德在2011年的一次集会上，痛心疾首地发言：“我们党的腐败现象严重。我是搞经济研究的，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2004年我们财政收入3万多亿，1/3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9.9%，加拿大是7.1%，法国是6.5%，韩国是5.06%，英国是4.19%，日本是 2.28%左右。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37%，是美国的4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陆德是老资格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儿子，他出生时瘦弱难养，在艰苦环境下，是朱德总司令将自己那份牛奶省给他吃，才活了下来，为感谢朱老总其父给他取名陆德。这样的“官二代”，发言竟如此尖锐，是忧党忧国忧民！陆德把腐败性“三公消费”归结为“严重的封建残余”，是当年他的父辈奋力革命要铲除的东西，现在竟“愈演愈烈”， 所以痛心疾首心肺俱焚。 

　　但陆德把官僚特权腐败归结到子虚乌有的“封建残余”头上，仍是在为体制开脱。我前面说过，苏联模式的党政干部体制，自建立伊始就没有“先进性”可言，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无可避免地出现“国家官僚制”病症，后来愈演愈烈是本身体制问题。“旧社会残余说”则把责任推给了别人，其发明者是布哈林，意指先进的苏联不是官僚体制，诸多官场恶习乃旧社会遗留，其表现为官僚主义而非体制，以后会加以克服并越来越好；多数共产党人本质也是好的，个别党员腐败是受资产阶级侵蚀，经教育可以恢复“纯洁性”。据此毛泽东在开国之初也提出“糖衣炮弹说”，重复布哈林的论调，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织成的人”，个别人腐败是被阶级敌人用“糖衣炮弹”击中，所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好吃懒做等都是旧社会的遗留，属于剥削阶级。这类自欺其人的说教现今是不值一驳，既然是旧社会剥削阶级“遗留”，那么建国都60多年了，隨着时间的推移，“遗留”本当越来越少，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了呢？可见绝非什么“遗留”。习近平说得好，“物必腐之，而后虫生”。问题的根本不在别人，而在于执政党本身，是自身腐烂了，要警戒自己，而不是警惕别人，改革的手术刀应该挥向自己。 

　　四、不挥重刀革除“苏联模式”病体，中国就不会有出路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委实也不容易，但攻坚战还在后头。有人说前30年改革，好改的都已改了，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成败就在于敢不敢改自己，必须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自身，刮骨疗毒，除蛆祛病，改变政治行为方式，才可能有前景。 

　　然而，百年沉疴的“苏联模式”党政官僚病体不可小歔，在中国，蚁附于体制吃饭的人太多，权贵们死抱权力不放，干部特权利益凝固化，因而积重难返，自我改革的难度极大。就拿8200万共产党员来说，其数早已起过英、法全国总人口，而与德国总人口相当，不出几年可能达到1亿党员，成为世界奇观。 这样庞大臃肿的党，又如何能称之为“先锋队”？上下都“与中央保持一致”，没有个性只有党性，内部没有派别，只能是虚假现象，一致都听从中央领导，简直是装聋卖傻，荒唐可笑。入党可以做官，其中又有多少蝇营狗苟之徒，是削尖脑袋钻进体制内营私，以求晋身享受特权呢！8千多万党员中，有一半以上与权力沾边， 是各级各类干部，他们中若能有一半具有“先进性”、“纯洁性”，中国的事都会好办得多。可惜“先进性”、“纯洁性”这些客观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无法落到实处，再宣传教育也无用。 

　　庞大的党政干部既得利益集团，表面上做一套，骨子里是另一套，他们最怕打破现状丧失特权，竭力“维稳”维护既有利益格局，想方设法阻碍实质性改革。中国的腐败问题实际上就出在党员干部身上，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是世界公认的反腐利器，但在中国喊了20多年，就是难以推行。为什么呢？所谓技术上有难题是借口，老试点不推行是有意拖延。据说尉健行、吴官正任中纪委书记时还真抓了一下，官员们向中纪委报的身家几乎个个是百万千万，虽不贪污不受贿，其合法收入就比普通百姓多得太多，与马克思所谓干部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的标准差距太大，于是乎不敢公示了。因为一公示，马上就“坐实”了德热拉斯所 谓普遍享有特权的“新阶级”的存在，是“走资派还在走”，党长期欺骗灌输的阶级“先进性”、“纯洁性”、“公仆说”等，都会马上露馅，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颠覆性的，其势等于自杀！为此，中共高层也很伤脑筋，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终难以见公婆（人民），其执政合法性由此受到严词拷问和严酷挑战！连台湾马英九、 香港梁振英及西方各大国领袖都公示家产，为何唯独中共不敢公示呢，自称“先进性”的中共党政官员，又有什么脸面面对治下的百姓？

然而，问题的根子其实还不在中共，“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及各苏式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一个敢于公示干部财产的。因为苏联体制的本质就是对大众的管制和欺骗，庞大的党员干部阶层是党国统治的基础，若不好好供着养着给点特权，金字塔型的庞大等级官僚体制马上就会轰然而垮。苏联垮台后，新生的俄罗斯马上就实行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得以和奥巴马一样，从容地公示自己的财产，而唯独中国不能。为什么中国不能，就是因为中国政治上仍然坚守苏联模式，官员财产公开等于自找死路。不但官员个人财产不敢公示，政府各部门行政开支、三公消费等，也不敢透明公开。在当今中国连改革也要花钱来买，入党当官多是为了捞好处，在广大农村有众多的党支部书记，他们并没有什么国家干部编制，但每月也是要领钱的，国家转移支付给农村的扶贫款，也大多转入了员外干部的腰包。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具其所吹嘘的“先进性”，甚至也没有什么“中国特色”，而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如现今法学界与民众广泛诟病的 “劳教”制度，也是移植于苏联。党政官僚腐败是体制性的，其所有问题在前苏联东欧都早就频频发生，且根治不了。因而，并非揭发审判百十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改变体制机制，在政治上剔除腐朽的苏联模式。 

　　中国这几十年改革，在政治上对苏联模式也有一定的修正，理论上提出了“三个代表”全民党说法，制度上取消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总书记任期现在确定为两届，掌政仅10年，老干部虽养尊处优，但确立了其放权离休退休制度。能做到这些，也确实不容易。中共十八大对干部腐败等问题，也提升到 “亡党亡国”的高度，习近平表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将改革的手术刀对准党自身，“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11月19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上，提出要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官僚主义风气，强调反腐倡廉要常抓不懈。中共新领导层一上任就着力部署反腐工作，号召讲真话干实事，不搞官场繁文缛节形式主义，不讲空话套话，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表现出重启改革的新锐之气，一时备受各界关注。但我认为，要做的事还多，重任重压挑战考验还在后头。 

　　改革不能只限于反腐做表面文章，要从根本上改变产生腐败的体制机制，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当今中国的改革实已走到分叉路口，腐朽苏联遗留给中国的“国家官僚制”已积重难返，已经成为当今改革的主要对象。党政不分金字塔型的党国体制浑身长满了毒瘤，贪污腐败是毒瘤，高额“三公消费”是毒瘤，高干病房是毒瘤，干部特供是毒瘤，老干部局也是毒瘤等等，要挥刀将其割除之。另外，苏联模式的政治行为方式，所谓民主集中制、政治局、书记处等一套集权方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要逐渐革除变换，代之以民主宪政。执政党要在宪法框架下执政，允许人民监督，允许反对者说话，政务公开，阳光执政，改革体制机制，彻底剔除腐朽苏联那一套。 

　　但我国改革至今仍然是在原有体制上修修补补，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在大框架上仍然坚持苏联政治模式，其中一条即是坚持列宁主义，对已自取灭亡的苏联模式不敢彻底否定，依赖既定路径，仍坚守封闭落后的苏式党政官僚体制机制，甚至不服输摆出反帝反资姿态，变换花样搞意识形态斗争。前文提到的红二代陆德忧党忧国心肺俱焚，他在提到解决危局的办法时，也只是提出要“真正落实”民主集中制。殊不知民主集中制乃地下党时的组织原则，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和欺骗性，要推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靠强化组织纪律，强化旧体制机制，根本就不会有出路。 

　　本来，苏联垮台自己也已彻底否定了自己，哪为什么我国还在坚守呢？答曰：怕体制崩溃会乱，所以要“维稳”，要竭力维护既有利益格局。于是有人公开说：不要把老干部逼到墙角！老干部局千万要把离退休老人照顾好，高干病房再腐朽也不能撤。又有学者提出所谓“存量民主和增量民主”说，在路径锁定不触犯权贵“存量”利益的基础上，只对“增量”蛋糕进行分割，凝固化的既得利益党政干部官僚集团，连邓小平都动弹不得，谁还能动？只有在承认和优容既有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在中国推行改革。如此这样的“增量民主”，实际上是花钱买民主。还有人提出花钱买宪政的“党主宪政”说，试图在承认一党专政的前提下，乞求党能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执政党能在宪法框架下行使权力。又有人提出：“对一些高层贪污官员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以换取他们对官员财产公示制的支持， “以减轻那些已经有腐败行为的人对反腐败的抵抗”，减轻体制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对此，学界还有过一番讨论，仍然是“花钱买改革”、“花钱买稳定”的思路。 

　　花钱买改革、花钱买稳定、花钱买民主、花钱买宪政、花钱买官员财产公示等，乍听起来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悲，但并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用赎买来减少改革阻力，以妥协换取既得利益者让步，若真能推动改革，也是可圈可点。天价维稳也确实买到了几年稳定，当然，花费的天价都是纳税人老百姓埋单。中国百姓乃是最坚忍最驯服的百姓，为此广大民众忍气吞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执政当局似乎并不买账服软，前不久政治局常委吴邦国就曾盛气凌人地“郑重”宣告所谓“五不搞”，其执拗与清末新政改革关键时刻朝廷宣布“五不议”，有得一比，对松动体制放权让利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对宪政民主没有半点妥协的空间，仍然坚持列宁党斯大林政体不动摇。明知苏联垮台其制其路错了，为保特权也要坚守列宁斯大林创立的政治行为方式，仍然是枪杆子笔杆子“二杆子”干革命，一手拿枪维稳镇压，一手握笔欺瞒蒙骗，为固守既得利益而不肯作根本性改革。 

　　苏式“二杆子”革命政权其实相当脆弱，苏联70年主要是靠强力镇压和谎言维持，对思想管制更尤为坚决，马克思坚决反对的书报检查，在列宁那里根本就不加理睬，其建政之初就严厉推行党禁报禁。这一点在中国也贯彻得相当彻底，至今也未见松动迹象，为掩饰遮羞花钱养了8个假党，“肝胆相照”充当花瓶，“多党合作”尤如演戏，虽演技极其拙劣，却至今仍在假戏真做；中宣部对报刊媒体的强力管制，更是日盛一日，“党管舆论”，为什么要管制舆论呢？就是因为自身太虚假，生怕有人揭穿影响其“维稳”大业。苏联政体的欺骗本质，苏联人自己也有很好的总结，苏联垮台前夕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总理雷日科夫总结得最明白清楚：“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新闻上，还是在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方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方面为彼此佩戴勋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样一个政体，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若马克思在世未必会认同，“中国特色”也很难说就是这个样子。中国人“以俄为师”搞“二杆子”革命，移植苏联模式，可以说是吃了大亏上了大当，若不加醒悟改弦易辙而死不回头，只能是死路一条！ 

　　然而，全面移植了苏联模式而要将其完全剔除也不容易，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种政治统治或管理体制形成以后，都会形成路径依赖，形成现存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古今中外都有打江山坐江山的一批人，他们吃体制饭，力求巩固既有制度，阻碍一切改变现状的变革，即便是不得不接受某种改革，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变换手法使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权益。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苏式革命坐江山的人，百年革命60年红色江山，从官一代到官二代、三代有好几千万人，他们死也不肯承认苏联垮台红色革命破产的铁的事实，对苏联体制情有独钟，死抱意识形态“唱红”企盼“革命高潮”的到来，实际上是不顾国家利益民族前途只顾自己特权不失。当今改革最大阻力就是特权凝固化的干部“新阶级”，他们垄断了一切权力，横亘在改革之路上要买路钱，谁也得罪他们不起，中国要改革必须正视他们，必须满足他们的利益得到他们的同意。干部官僚“新阶级”是百年苏式革命的产物和获利者，是共产政治的百年难题，百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嫡传弟子考茨基、卢森堡就对其有深刻地分析批判，如今更成了中国改革的“老大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