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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79年我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我的同事——一位在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做内勤、统计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上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多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14.7%。
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此数据，还得到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时为止当过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同志的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我谈过此事。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1962年初，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的材料，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递交报告，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多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
全国饿死人情况严重，数量多，占人口比例高的有四川、河南、安徽、甘肃、贵州、青海、河北、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区，富庶之地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饿死了不少人。造成如此严重饿死人情况，与各地封疆大吏紧跟不紧跟极“左”的政治路线有极大关系。
比如，四川省的李井泉，河南省的吴芝圃，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北省的刘子厚，贵州省的周林，甘肃省的张仲良，青海省的高峰，山东省的舒同等省委的第一把手，都紧跟毛泽东的脚步，跟得越紧，带来的灾难就越大，饿死的人就越多，这已经成了定律。
周林，贵州仁怀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6月任贵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肆虐，又以共产风为主，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这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
据杨继绳先生的专著记载：周林“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和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共贵州省委在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主要内容是：1.粮食问题，说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