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几回伤往事，傻瓜依旧肯爱国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的这两句《西塞山怀古》，曾被曾慧燕小姐拿来做她《悲欢离合三十年》的结束语，所以给了我加倍深刻的印象。曾慧燕小姐是我心仪久之的名记者，我拜读曾慧燕小姐大作的时间超过二十年，最早从她的《湾仔码头水饺皇后》看起，以后几乎每天或隔几天都能读到她的文章。

可以说，我是看着慧燕的文章老起来的。

愚昧无知，经验之谈

曾慧燕小姐的《悲欢离合三十年》写道，“我不是右派，但我是右派的女儿。天上乌飞免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遥指，数英才多少兴亡成败。”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读得我鼻子发酸、两眼潮湿。今天再读她《三十一件西汉文物历劫归，十四名华人抢救国宝总动员》(《世界周刊》)的报导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篇歌颂文物回归的大作说，现居美国底特律的邓芳和来自四川省重庆的万红等十四名海内外华人，合力抢救国宝，并把这批共三十一件的陶俑、编钟等西汉文物捐赠送给汉阳陵博物馆，说“这些文物的回归，对于我们来说更深层的含义在于精神上的回归。爱护中华文物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任何愚昧无知都不是理由和借口，因为历史和传统是我们的前身，是我们存在的坐标。”

积我四十年不负责又“愚昧无知”的经验，发觉一，中国人当他还窝在中国的时候，大抵并不怎样爱国；一旦到了外国，便突然“不见飞鸿见长亭”地大爱其中国起来。其二，中国人在发达之前，也并不怎样爱国；一旦发了大财，便也把中国爱得激情澎湃。其三，中国的爱国者大抵都爱“男性裸体陶俑、着衣式女性裸体陶俑”、铜兽头之类的摆设，不惜“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及心力”，必要得之而后捐之而最后快之；至于那些遭更多劫难、至今还挣扎在温饱在线的“活国宝”----抗日国军、老右派分子，便不如这些死文物来得有趣了。更不用说失学儿童、艾兹患者、血吸虫病人、氟中毒者、矿难孤儿，当然「物以多为贱」，哪里还有吸引高贵眼球的魅力？

我不明白“年纪轻轻、国学根基扎实”的邓芳先生何以会认为“这批文物历尽劫难终于回家，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将“是它们最好的归宿”？尤其邓芳一段“骋思驰想这批见证中华民族沧桑历史的珍贵文物，行尽千山万水，万水千山，几经劫难与辛苦，终于再见故土山河，重新安身立命于汉阳陵考古陈列馆的新家，接受华夏子孙崇祖追远的礼拜，想象他们于尘封2100多年的记忆中搜寻过往的时光，亲眼细细辨认如许后辈。”更让我这个“年纪不轻轻、国学根基不扎实”的俗人，读出一身臭汗来。

从葬、陪葬等于祥和瑞气？

汉阳陵不就是汉景帝刘启的陵墓吗？刘启是什么东西！他生前驱使数十万老百姓和带着刑具的犯人，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长达28年之久。仅仅在1972年，就在阳陵附近发掘出有脖颈和脚腕上还套有刑具、颈部或腰部有明显斩断痕迹的刑徒尸骨，达万具以上。这也可以从“汉阳陵陵园主要由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刑徒墓地以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看得出来。这些尸骨，这些从葬坑、陪葬墓、刑徒墓地，难道就能「展现了西汉初年尚武有志的男儿抗匈安邦的豪气，与文景之治时期社会安定的祥和瑞气，艺术成就高妙之处，在于教人舍其形于外的生动之态，而聚神思于其精神内涵，令人油然而生向往之情”？(《三十一件西汉文物历劫归，十四名华人抢救国宝总动员》)

最无耻的是刘启还出卖、残杀了最忠于他的晁错和晁错全家；晁错“削藩”的建议，显然有利于刘启的“提高执政能力”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单方；晁错还是他从小便在身旁的近臣，也是言听计从、宠信有加的爱臣。然而，到了要牺牲晁错的时候，刘启却处晁错以腰斩酷刑，而且还要“无少长皆弃市”。(《汉书卷四十九》)这种刻薄寡恩、阴毒残忍的暴君值得“华夏子孙崇祖追远的礼拜”吗？把“总动员”“抢救”“回来”的国宝交给如此残民以逞、无信无义的东西保管、陈列，不是明珠暗投吗？

再说，那里也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吧；君不见，那里正是“焚书坑儒”的发源地！正是“2100多年”以来破坏文物、打砸抢抄烧的“示范基地”！四十年前神州大地大破四旧、红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就是楚霸王项羽同志火烧阿房宫的传统发扬光大的结果呀。与其去发“2100多年”前的思古幽情，我更愿意读曾小姐二十年前的文章：“塞外的隆冬，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在营房里，虽有热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十时开始，都要外出劳动十四五个钟头。人们开始百病丛生，先是感冒，继而肺病、心脏病接踵而来。最可怕的是冻僵病，脚趾一冻伤，就要钳掉。幸运的，即使医好也变成残废；不幸的，染上破伤风，便要向阎罗王报到了。知识分子怎经得起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疾病侵袭，父亲的身体不到三个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晕倒，醒来才发觉躺在病床上……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一年下来，同来的人中，死掉的已约有六分之一。”

人为猪狗，何爱文物？

这样的文字在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也可以读到：“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生都不如！’李定国向朱凤藻叹息着说，‘猪和牛马都喂得饱饱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是啊，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而不是牛羊猪狗。但在具有奴隶主意识的人看来，则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这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度尤其如此。”

失之活人，弃之尸骸。汉阳陵的万尸坑，在新中国更是无处不在，仅甘肃省就有酒泉夹边沟农场、酒泉安西农场、酒泉边湾农场、甘肃饮马农场、小宛农场、酒泉十工农场、酒泉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敦煌棉花农场、玉门黄花农场、下河清农场、丁家坝农场、长城农场、新华农场等十四处；全中国则更多，著名的有850农场、团河农场、415筑路队、塔克拉玛干农场、马宗山煤矿、万胜山林茶场、白茅岭农场……数以百千计的“右派屠场”遍布国中，不，整个960万平方公里的炼狱就是一个阶级灭绝、滥杀无辜的搅肉机。一个漠视生命的国家、一个以百姓为刍狗的政党，会让几个烂陶俑所感动了吗？

无病呻吟，还是自作多情？

所谓怜其“失之交臂”，引为故里相知，为之目疑神迷，相送时分难舍难分，不见“飞鸿”见长亭，犹如置身永恒的时光隧道，演绎出一则始于凄楚而终于圆满的故事。“如今，只要忆起曾与之朝夕相处的可爱陶俑与秀巧编钟，我们不复喟叹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尽管在时光的沧海之中，我们永为一粟，我们却曾一苇航之”，如果不是无病呻吟，便是自作多情。和共产党打交道、套交情用得上如此回肠荡气、缠绵悱恻的资产阶级情调吗？

谓予不信，请看看张伯驹、吴祖光的下场。张伯驹、吴祖光可是当年响叮当的捐献文物顶级模范呀，结果又如何？这可能不属“国学”范畴，“年纪轻轻”的新爱国者们，是耻于闻问的吧。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所垄断的中国，轮不到你们来爱，如果你们偏不识趣、要自作多情，那就绝没有你们的好下场。

张伯驹自30岁开始收藏书画，直至60岁，前后凡30年。最后他将所有收藏品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隋代名画展子虔《游春图》是中国现存的最早山水画，堪称国宝，便是张伯驹捐献的。此画当年索价800两黄金，最后以黄金220两成交。张氏为抢救这一稀世珍品，卖掉了自己的豪宅。陆机《平复帖》开口就要20万大洋，张用4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张用110两黄金购来。(章诒和：《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迭影》)还有《自书诗帖》、《章草千字文》等珍品多达27种；从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张伯驹潘素捐献收藏书画集》看，单价便是人民币9,800元，可知其份量。“张伯驹毁家保护国家文物的精神，颇为友朋称道”，但却不为党和毛主席称道，党和毛主席让他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堆！

吴祖光，1954年受共产党“感召”，全家迁到了北京；而到了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父亲吴景洲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兰教授用了三天时间亲自鉴定，241件文物装了几汽车拉到故宫博物院。但是三年后，他被田汉出卖，他被他所痴心追随的共产党打成了右派分子，从此入地狱22年不见天日；其妻新凤霞因拒绝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诱劝、不肯与吴祖光离婚而得罪了刘芝明，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于是，其子女也成了人人得而骂之、人人得而打之的“狗崽子”！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爱国者的报答：献文物、送国宝，固然打你成右派；说三道四，甚至只是说“老爷您脸上有灰尘，洗洗吧”，也打你成右派没商量。总之，“凡爱国者都没有好下场”，这是从血淋淋的现实中得出的钢铁定律；然而仍有许多痴心痴情的新爱国男女，乐于徃火炕里跳，乐于担盐腌海，乐于把雪花膏搽在人家的屁股上。

人才流失更甚于文物流失

爱国的邓芳、万红们也知道：文物先从大陆走私到香港，然后流往各国骨董商手里。他们痛心处于“中兴阶段的中国”，迫于国际政治压力，未能在香港严密执法，使得贪官奸商钻法律漏洞，造成中国珍贵文物流失。原来中国已经从“乞丐大国”、“文盲大国”、“艾兹大国”、“廉价苦力大国”变成“中兴阶段的中国”了，真是可喜可贺！中国之所以未能“严密执法”，原来是“迫于国际政治压力”，倒也令我大开茅塞。但我可以预告，邓芳、万红们长亭短亭、万里关山送回去的宝贝，不要很久，又得让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再破费的----如果他们还想把又到了外国的宝贝再“抢救”回去的话。因为贪官越来越多，法律漏洞越来越大；所以文物的“中国---香港---各国骨董商---爱国商人或掮客---中国---香港”循环，肯定会不断地进行下去；于是，想发达、想求名或要名利双收的，便得其所哉！

然則，有沒有另一樣命運呢？有的。那就是2005年11月15日上午，北京市热力公司位于西长安街的热力主管道的热水，突然汹涌澎湃地冲进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地下书库、博物馆地下文物库的壮观场面了。当是时，60多万册图书文献、数十万件珍贵文物顷刻被高温热水浸泡、熏蒸。受损的有馆藏文物、典籍和胶片等，其中包括镇馆之宝、有300多年历史、4万多页的《大藏经》，一些线装书及五十五个民族的历史文献。(《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8日)

《新京报》指出，国家近几年来多次斥巨资，购回流失海外的多件珍贵文物，(当然也包括类似邓芳、万红们这样的爱国者“抢救”回去的)；也并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连巴金赠给国家图书馆的“巴金藏书”、“巴金赠书”也流入旧书摊。文物甚至国宝级文物被随意封存、幽闭弃置、束之地下、永不见天日；文物利用率极低，民众甚至专家、学者都无缘阅读、参观。既无细心周到地保存、保护，也没有发挥其历史文献和现实教育功能。珍贵文物被糟蹋、被盗窃，古城市(如浙江定海、福建福州、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被摧毁、被破坏的恶性事件不胜枚举。倒是被“帝国主义分子”奥瑞尔‧斯坦因、斯文‧赫定、特林克勒、贝格曼等人“掠夺”到英、美、俄等国家的中国文物，还可以得到精心收藏和周密保护，并得到充分利用。例如，当你走进美仑美奂的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时候，你能不为包括中国文物在以的各国文物在那里过着“幸福的生活”，感到欣慰吗？

从我以前读曾小姐文章的印象，好像人才流失和受到摧残要比文物的流失和受到摧残要严重得多。只是现在，似乎没什么人肯再说这些丧气话了。阿弥陀佛，真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傻瓜”依旧肯爱国！

（11APR2007于流浮山寨，首发《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