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無愧，但不能無怨無悔--------讀黃紹甫《老兵沉浮记》（注）

[注：当年抗日的热血青年、没有得到平反和赔偿的右派分子黃紹甫先生已经于今年5月去世，从此，阳间少了一个英雄，阴间又多了一个冤鬼。] 

  等待著我吧

    當一輪紅日冉冉升起的時候                                        

    我正打好背包

    去抗擊來犯的敵人  

    等著我吧

    在烈日當空的時候

    我正在與敵人拚死搏鬥

    誓用鬼子的鮮血

    洗刷民族的恥辱  

    等著我吧

    當夕陽西下時

    我正在追殺鬼子

    要為祖國復仇雪恨  

    等著我吧

    當夜深人靜時

    我趁皓月當空

    要與敵人決一死戰

    為的是保衛你和我們的母親  

    等著我吧

    當絢麗的陽光灑向大地

    我會戴上一枚燦爛奪目的勳章 

    我們自豪

    我們榮耀

    我們激昂

    我們流淚

    那是等待得到的欣慰  

這首名為《等待》的詩，寫於抗日戰爭時期的一九四四年，今天讀來仍叫人熱血沸騰、熱淚盈眶。這首詩的作者是今年八十三歲的黃紹甫先生，那年他才十九歲，還是個在學的高中生。黃紹甫不像時下那些一面高叫“愛國”、一面把妻子兒女送到外國的口頭革命家；而是坐言起行，放棄“高幹子弟”的優渥生活，告別用兩根金條買來的心愛小提琴，報名參加了遠征軍；為了不再被家人抓回家去，他從成都步行四十餘公里到新津機場乘飛機赴印緬戰場與日軍作戰。

    一九四七年，因為不願參加“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國內戰爭，冒充復員從東北逃回成都，進入四川大學讀書；並且兩次放棄去台灣的機會。然而，國家和控制了這個國家的政黨又怎樣對待這個愛國家又真心真意等待共產黨“解放”的青年和他的一家人呢？

    一個抗日救國的英雄、一個風華正茂的翩翩公子、一個天才橫溢的大學生、一個能歌善舞的音樂天才，到了號稱“自由”、“民主”、“發出萬丈光芒”的“新中國”，竟淪為“歷史反革命”、“右派分子”、“黑五類”，在歷經了二十一年的勞改奴役生涯之後，再成為“刑事犯”而被判無期徒刑。在遭了三十四牢獄之災之後，他成了無妻、無子、無房、無退休金、無處訴寃屈的“五無人士”，在所謂“和諧”的社會中繼續受岐視、被遺棄。

    這是什麼道理呢？

    幾年來由於收集、研究抗戰和反右史料，這樣的故事可謂耳熟能詳，數以百計了。但是，讀了黃紹甫《老兵沉浮记》仍令我興白樺之問：

“我愛國家，國家愛我嗎？”

    作為社會現象，黃紹甫的不幸不是個別的。五十多年來，不知多少包括地、富、資本家在內的富裕階層，不知多少受過現代教育的社會精英，不知多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不知多少美好的東西在階級鬥爭的恐怖中被消滅、被摧毀、被拋棄，極左路綫給幾代中國人製造了無窮的災難。

    黃紹甫的父親黃存輔老先生，他長期偷聽延安電臺，並且癡心以為“我們這家跟共產黨沒有冤仇，他們會跟我和睦相處的”，而不許他二弟把他唯一的兒子帶去台灣，結果黃紹甫一生盡毀。當然，那時像黃存輔老先生這樣的人還真不少，重慶美豐銀行的康心如老先生兩兄弟，因害怕“被蔣介石集團脅迫、綁架去台灣”而“躲到了重慶遠郊北碚”，並在那裡“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還“頓覺曙光照目，陰霾盡掃”；不曾想，一念之差竟至傾家蕩產，一家子被劃了六個右派分子，由富甲一方的工商大戶變成了被鬥倒、鬥臭的右派大戶。至於盧作孚、傅雷、老舍等，更使我有“盍乎歸來”之嘆。

    其實一九五O年去香港還很方便，黃紹甫先生的朋友陳德騏到当地派出所開了到深圳的路條，就跟他哥到香港去了；臨別前他對黃紹甫先生說：“你也跟我們一起走吧！拉一輩子小提琴有什麼意思？”然而黃先生又失去了一個機會。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

    輕信，讓說謊者奸計得售、陰謀得逞；輕信，陷自己於水深火熱之中；在經受了家破人亡、九死一生的煎熬之後，還能“無怨無悔”麼？

    所以，對如今許多人高唱的“無怨無悔”濫調，黃紹甫先生是嗤之以鼻的。他只說“有幸為孫立人將軍部屬，終生無怨無悔”。這是一个士兵對統帥的敬仰，是一個愛國者對另一個愛國者的熱愛，這有別於那所謂的“媽媽打錯了孩子”受虐待狂們的阿Q心態。

    《老兵沉浮记》記錄了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日，也記錄了在徒有虛名的“人民共和國”裡老百姓的苦難更甚於外敵入侵之時的慘狀；描寫了人性中許多閃光的亮點，也揭露了更多人性中的卑劣和無耻。它將喚起更多人的覺醒，認清製造這段歷史的罪魁禍首的醜惡真相。

反右運動也過去五十年了，今天必須客觀地檢討反右運動甚至所有社會現象的成因和每個人的歷史責任，吸取應有教訓。如果僅因右派分子受過迫害，特別對右派分子的頭面人物，只一味同情之或歌之、颂之，而不反思自身尤其是知識分子群體的責任，那悲劇就有重演的機會。

    同样，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六十年了，六十多年来从重庆谈判、国共战争、暴力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到文革、六四事件；从对所谓两种命运的选择，对中共革命的期望，到所谓改革开放憧憬，都应该认真检讨；对每一个无辜被牺牲、被杀害、被遗弃的人，都要重新审视。这其实也正是我收集、研究抗戰和反右史料，以及编写《右派分子名录》的目的所在。

欠債必須償還，食言、失信並製造了無數災難的執政者，必須向歷史作出交代，必須接受真理的審判，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因為我看到了黄紹甫先生和許多受難者已經站在歷史法庭的原告席上了，《老兵沉浮记》和這一类越來越多的苦難記憶正是無可辯駁的呈堂證供。 

    還歷史以公正！ 

二OO八年三月寫於香港流浮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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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老兵沉浮记》将由某出版社安排出版，本文是为该书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