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廢江河萬古流-------序唐寶林先生《陳獨秀全傳》

一、共產黨不准研究共產黨的創建人

唐寶林先生苦心經營了幾年的《陳獨秀全傳》要出版了，先生囑我寫一點東西。我有點心虛，因為我到底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也沒有什麼學術地位；大革文化命的緣故，我只讀了三年大學，而且還是工業學院；我充其量是一個“同學士”中共黨史校外研究生。但是，我畢竟在中國黨史中打滾了六十年，前三十年是被強迫灌輸，後三十年算是自覺研究，所以我又非常樂意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貢獻給大家。

我遭遇陳獨秀並且與唐先生“認識”是非常偶然的。二零零二年的一天，我在香港一家即將結業的書店裏淘寶，看到兩本《陳獨秀研究動態》，看著看著竟入了迷。從此，我和唐先生有了書信上的來往；從此，內地公開或地下出版的好書，便由唐先生源源不斷從北京寄給我了；收集了許多有關陳獨秀的資料，購買、影印甚至手抄了許多陳獨秀的文集、文章。雖然後來興趣變了，但陳獨秀的思想和唐先生的精神對我的影響卻是無法抹去的。

二零零四年三月底從北京傳來成立十五年的陳獨秀研究會被強行解散，而且釜底抽薪，其主要害怕的出版了十一年的會刊(即原《陳獨秀研究動態》被取締後的)《簡報》，也被迫停刊的消息，非常氣憤。就寫了一篇《陳獨秀身後再次蒙難》，哀歎“北京的政治氣候又進入昏天黑地的隆冬季節了。生前顛沛流離、倍受迫害的陳獨秀，在去世六十多年之後，再一次遭到他親手創建的共產黨的打擊。這個黨把自己第一任總書記視為洪水猛獸，連研究他的學會都要扼殺，使他在地下都不得安生……”（《動向》，二零零五年四月號）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真正的中共第一代領袖，居然讓他的接班人如見鬼魅。其實，不只陳獨秀，幾乎所有中共的總書記，都是共產黨的夢魘。每一個總書記的名字，都會使當權派膽戰心驚，豈不怪哉。

陳獨秀研究會最先是由學者、專家組成的純學術性的民間組織。成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研究陳獨秀，研究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蘇共和國際共運的關係，意圖透過歷史的追蹤，還陳獨秀真面目，“為陳獨秀正名”而已。

陳研會及其會刊由於堅持了陳獨秀所主張的“民主和科學”精神，反對專制，反對迷信，以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和現代化為己任，所以一誕生就深受各界人士的歡迎。該會及會刊在不用一分公帑的情況下，於多如牛毛的學術團體、報刊中突圍而出，不斷的發展與壯大。會員、讀者和贊助者遍及黨政軍文工商學各界。他們之中有龔育之(原中共中央黨史學會會長)、吳江（原中共中央理論顧問）、李普（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慎之（原新華社高級編審）、鄭惠（原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百年潮》社長）、潘田（原鐵道兵司令部副參謀長、總工程師）、范用（原三聯書店總編輯、人民出版社社長）、彭亨才（《科技日報》社長）、袁鷹（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曾彥修（原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劉備耕（原八路軍一二九師參謀）、鄭超麟（中共和中國託派元老）、殷成賢（安慶市政協主席）和各高等院校、各級社會科學院、各級黨校的校長、教授、研究員；並有安慶市陳獨秀墓園管理處、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各地陳獨秀研究小組和一些工廠企業為團體會員。陳研會及其會刊亦引起世界的關注，影響遍及香港、台灣、日本、英國等國家和地區。會員最多時達千人左右，並幫助了日本陳獨秀研究會的成立。

陳研會組織了多次全國性的陳獨秀問題研討會，出版了許多陳獨秀研究專著和論文，為摘去陳獨秀頭上“十大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恢復陳獨秀的真實歷史以及相關的一段重要的黨史和近代史，作出了不懈努力和貢獻。這些成果都已經更充分的再現在《陳獨秀全傳》之中。

二，陳獨秀是獨裁者的眼中釘

陳研會及其會刊這種“要同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決裂”的正義性，必定衝擊舊勢力，理所當然的成為專制獨裁體制下一批既得利益者的眼中釘和肉中刺。

陳獨秀後期特別是晚年對蘇共和斯大林的揭露、對無產階級專政和領袖獨裁的批判，如《我的根本意見》等幾篇簡直就是對他所親手創建的那個黨寡頭政治的宣判書。陳以無比銳利的洞察力預見了十年甚至五六十年之後今天的暴虐、殘忍、血腥、黑暗和腐敗，自然引起權貴集團、既得利益者的仇視。

陳獨秀在一九四二年就已經指出：“至於現在的蘇俄，不但它的生產力不能勝任領導國，它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可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之後仍實行向蘇俄一邊倒的國策，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大會上仍宣稱蘇俄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頭。

《陳獨秀全傳》展現的是陳獨秀光輝、光明磊落的一生，不啻是一座豐碑。《陳獨秀全傳》又是一面照妖鏡，讓一切法西斯主義者、賣國賊無所遁形。

三，誣陷陳獨秀的首惡是毛澤東

歷史事實也證明，最恨陳獨秀的正是大做皇帝夢的獨裁者毛澤東。最恨陳獨秀研究的是非法地統治著這個國家的毛澤東的“接班人”們。

毛澤東在一九三五年發表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就以“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給託派定了性、戴上反革命帽子了。《毛澤東選集》中該文的註解三十說：“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於一九二九年形成了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散佈國民黨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類的反革命宣傳，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污工具。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公開參加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在九.一八事變後，他們接受托洛茨基匪賊‘不阻礙日本帝國佔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

這種注釋源於一九三六年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團長和副團長王明、康生在巴黎辦的《救國時報》，後來王明垮臺後，為了討好主子斯大林，被毛澤東所繼承，毛在一九三七年陝北公學的演講《論魯迅》說：“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他用顯微鏡和望遠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膽的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瞭他的見解是那樣的穩定，那樣的清楚。托派成為漢奸組織而直接拿日本特務機關的津貼，已經是很明顯的事情了。”（《七月》雜誌，一九三八年第十0期，轉引自陳研會《簡報》停刊號，二零零四年）

四，作賊心虛，欲蓋彌彰

毛澤東憑空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和他後來誣陷高崗“反黨”、潘漢年“是特務”、彭德懷“裡通外國”、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是一脈相承的，都是血口噴人、無中生有，都是站不住腳的。特別是林彪，先是毛親自定他為自己的“接班人”，並寫進了《中共黨章》，繼而又誣其為“篡黨奪權”，可谓中共黨史上“翻手為雲，複手為雨”的又一“傑作”。

所以此文於一九八一年在《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以及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時，都刪除了“托派成為漢奸組織而直接拿日本特務機關的津貼，已經是很明顯的事情了”一句。一九九一年第二版《毛澤東選集》也對《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注釋三十作了根本性的修改，否定了託派是漢奸的說法。可見毛澤東共產黨作賊心虛，終於想到收起這條狐狸尾巴。豈知欲蓋彌彰，倒是徹底暴露了他們下流卑污的整人手法。

積我六十年學習和研究的經驗，一部中共黨史只需要八個字就可以概括，這八個字就是“無案不冤、無反不平”---我姑且名之為“武宜三第二定律”（《武宜三作品集（一）“陈毅是个好同志”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二零零九年）。從陳獨秀到趙紫陽，從閩西肅反到天安門大屠殺，從殺AB團到反右派運動，從延安整風到鎮壓維權運動，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也不知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民因此被殺死、被打死、被害死、被逼死、被餓死、被自杀死。陳獨秀案，就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個典型的冤假錯案。

前幾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文件曾經把誣陷、迫害、打擊陳獨秀的責任推到王明、康生頭上；可是，這是徒勞的。因為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發表《論魯迅》演講的時候，王明、康生還在莫斯科。王明、康生回延安是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是為了爭權奪利，企圖打倒毛澤東，在毛一度想與剛從國民黨監獄中出來主張抗日、擁護抗日統一戰線的陳獨秀合作的事件上，向毛發難，說“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四一八—四二三頁；王明：《中共五十年》，第一九一頁）康生這條惡狗緊緊跟上而發表的《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更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份的事，是在毛澤東演講的三個月之後了。何況，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又在《論持久戰》中提出“鎮壓漢奸托派”，一九五二年底毛澤東終於下令把在大陸的託派一網打盡。（《簡報》停刊號）

毛澤東確確實實是誣陷、迫害、打擊陳獨秀的罪魁禍首，他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擁護左傾的李立三中央開除陳獨秀。陳研會為陳獨秀正名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揭露毛澤東罪惡的過程，靠毛澤東餘蔭篡黨竊國者，為維護毛的“英明、偉大”形象而為自己謀利益者，則一定要置陳研會及其會刊於死地。一個光明正大的民間學術團體就這樣被扼殺了！一本追求民主、科學的刊物就這樣被扼殺了！

五，與民為敵、與民主為敵

唐先生“希望中共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不斷有所進步”，中國“既需要安定，也需要民主”。(《我的聲明》，《動向》二零零五年四月號)但是二三十年來的中共當局，講安定多，講“民主”少，甚至根本不講民主，害怕民主。特別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中國在民主化道路上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後退了。而且赤裸裸地公開迫害主張民主的人士。

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這樣寫道：“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應當放在國民大會和憲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毛澤東選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二三七頁）

當時的中國，外有日寇入侵，內有國共紛爭，可謂風雨飄搖，國難當頭，國家處於最不安定的狀態。即使如此，毛澤東和中共卻並不放鬆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事實也證明，民主並不妨礙抗戰。如今可是“形勢一片大好”，為什麼反而害怕民主了呢？

馬克思說：“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無處不在的喉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6卷，中央編譯局，一九九五年，第二七四—二七五頁）然而，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新中國”居然容不下一本研究陳獨秀的學術刊物，先生的《陳獨秀全傳》要到香港來出版，可見中國共產黨的權貴集團仍然堅持與民為敵、與民主為敵的反動立場；什麼馬克思主義，從來也只是被他們當作騙人的破幌子而已。

六，陳獨秀研究中的一股逆流

陳獨秀研究歷來有一股逆流，唐寶林先生和他的朋友們曾與之做過不懈的論爭。然而這股僵化、唯上、唯心、崇尚蘇俄的逆流，憑藉著權力庇護和民脂民膏的豢養，仍然盤據著幾乎所有歷史學的陣地。

例如，南京財經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金怡順，竟然在二零零五年還說出這樣的話：

“陳獨秀對所謂共產國際‘機會主義’路線的指責是否正確，我們這裏姑且不論，但不妨推論：中國大革命即使是由於執行了共產國際‘機會主義’而導致了失敗，中國共產黨是否可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從當時中國的客觀條件來看，我黨尚處于初建的幼稚階段，沒有共產國際的支持，中國革命是不可能獲得成功的。因此我黨在總結革命經驗教訓時，必須要自覺地維護共產國際的聲譽。這實質上也是維護黨的聲譽，是中國革命利益之所需。因此，當時客觀上需要有一個代人受過者。陳獨秀作為當時黨的最高領袖，充當這一‘代過者’是責無旁貸的。但是陳獨秀出於其學者的倔強個性，不願充當這個角色，這便促成了他個人的悲劇。”（《從〈告全黨同志書〉看陳獨秀與中共中央的分岐----兼論陳獨秀被開除出黨的原因》，《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零零五年第二期）

陳獨秀對所謂共產國際“機會主義”路線的指責是否正確？蘇共檔案的解密，為回答這個問題提供了大量證據。唐寶林先生和陳獨秀研究會的許多專家、學者的答案也是明確的。為什麼要“姑且不論”而“姑且不論”的目的又在哪裡呢？

既然“是由於執行了共產國際‘機會主義’而導致了失敗”，為什麼又不可以“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呢？“陳獨秀作為當時黨的最高領袖，充當這一‘代過者’是責無旁貸的。”這話什麼意思呢？要這話成立，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中國共產黨是蘇共的兒子黨；二，陳獨秀是奴隸，史達林是奴隸主。否則，責無旁貸，從何而來呢？

為了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為了所謂“中國革命成功”，就可以不擇手段，就可以放棄原則，就可以靠說假話、謊話來“維護共產國際的聲譽”嗎？用這種辦法來維護的所謂“黨的聲譽”、“中國革命利益”，恰恰證明瞭這個黨是賣國的黨，這個“中國革命利益”正是出賣國家、出賣民族的賣國黨的利益。難道事實不正是這樣麼？

七，御用學者竟是沒有主子的奴才

中國共產黨是在蘇共和蘇共控制的共產國際所催生和扶植的，中共在二大之後就正式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服從共產國際指示、聽從共產國際指揮，是中共“鐵的紀律”。實際上不服從、不聽從也不行，因為中共的思想路線、組織人事、方針政策、工作計劃，特別是活動經費，是掌握在蘇共手中，蘇共和共產國際是中共的衣食父母；蘇聯顧問和共產國際代表就是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是史達林派在中國黨內的“監軍”和“奴隸總管”。例如，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一百二十二次，作出了七百三十八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產國際做成決議、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監督下，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貫徹。”(唐寶林：《近年中國陳獨秀研究簡況》，《二十一世紀》總八十七期)

第一次革命失敗了，陳獨秀被迫下臺、被“清除出黨”。從此中共路線就正確了嗎？當然不是。所謂“我黨在總結革命經驗教訓時，必須要自覺地維護共產國際的聲譽。這實質上也是維護黨的聲譽，是中國革命利益之所需”、什麼“客觀上需要有一個代人受過者。陳獨秀作為當時黨的最高領袖，充當這一‘代過者’是責無旁貸的”，只是奴才的囈語。因為，共產國際和蘇共早已灰飛煙滅，可憐的御用學者，現在已經成沒有主子的奴才或者叫喪家之犬了。

八，陳獨秀是反對共產國際凡是派的第一人

實際上，據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回憶，陳獨秀是中共反對共產國際凡是派的第一人。一九二八年，陳獨秀拒絕到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他說：“中國問題要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我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証---司馬璐回憶錄》，明鏡出版社，二零零四年)

“中國歷史是中國人懂得還是外國人懂得？你以為中國問題還要請教外國人，難道外國問題也請教中國人，中國人能懂嗎？”(任建樹：《陳獨秀大傳》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真是振聾發聵呀，陳獨秀這些話，是那些“全盤蘇化”、在史達林面前低三下四以及今天還在為史達林歌功頌德的喪家狗所能聽明白的嗎？ 

而且“代過人”也解決不了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不是“機會主義”的問題。陳獨秀後面還有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人。他們統統都替斯大林背過黑鍋，都做了斯大林亦即共產國際的“代過人”、犧牲品，但于事何補呢？

金怡順的“責無旁貸”說，不但是強人所難，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我想，還是陳獨秀說的對：“他們要我寫悔過書，‘過’從何來，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不要斯大林悔過呢？我是執行他的訓令的，他悔過我也悔過，要我做替罪羊，於情於理說不通。”(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一輯》，中華書局，一九八零年)

陳獨秀在這裏表現了他服從真理、不畏強權、寧折不彎的高風亮節。總書記可以不當，黨籍可以不要，要寫“於情於理說不通”的悔過書，他堅決不幹。這決不止是什麼“學者的倔強個性”，如今那些掛著“學者”牌子，而幹著卑躬屈膝、附炎趨勢勾當的人，不知凡幾，他們身上可有半點“倔強個性”的麼？

對於蘇聯的解體，蘇共的消亡，我們貴國從上到下，確有那麼一幫人如喪考妣，他們對蘇聯、對蘇共和斯大林都懷有一股難割難捨的眷戀之情，總是千方百計地為蘇聯和蘇共招魂，挖空心思地維護斯大林的“光輝形像”。為此，他們可以不看事實、不講邏輯、不擇手段、不顧道義地繼續往陳獨秀身上潑髒水。

陳獨秀在《致〈新華日報〉》中說：“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陳獨秀對毫無誠信的中共一夥講“做人的道德”，當然是奢望。從“反對一黨專政”、“耕者有其田”到“人民共和”、“聯合政府”，從“引蛇出洞”、“畝產十萬斤”到豆腐渣校舍、三鹿奶粉……

中國共產黨自從與陳獨秀分道揚鑣後，在沒有道德底線的瘋狂中，已經越走越遠了。

九，不廢江河萬古流

學會可以被解散，刊物可以被關閉，但陳獨秀作為一代偉人的形象已經無法否定。拭去了毛共潑在他身上的污水之後，陳獨秀更贏得了中國和世界有正義感的人們的尊敬。安慶、江津的陳獨秀故居和墓園早已修復並開放給人們瞻仰。

幾年以來，有關陳獨秀的展覽會、報告會時有舉行，電視、電影節目也不斷出現。特別是唐寶林先生傾力撰寫的《陳獨秀全傳》的出版，將還給大家一個“更真實、更豐滿、更新鮮、更深刻”的陳獨秀。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陳獨秀研究是撲滅不了的。民主和科學也絕不會就此斷種，民主和科學已如星星之火散播於中華大地，必有一天會匯成燎原之勢。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日初稿、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二日定稿於流浮山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