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桥梁毁于一旦的深层原因

　　《中日缺乏的不是理解而是信任和感情》

　　这次钓鱼岛事件在中国所触发的强烈反日情绪使两个国家多年小心修筑的友好桥梁几乎毁于一旦。在中国发生的多起民众砸日货，攻击日本人、攻击使用日本货的中国人的非理性事件使大多数日本人感到不解。

　　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魔力？唐辛子认为，中日之间还是缺乏理解；加藤嘉一的观点在日本可能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中日之间缺乏沟通，日本政府真正意图几乎完全没有传达给中国。日本做出“国有化”的决定是为了不让日本极右分子搅局，维护中日关系。由于日本实际支配着钓鱼岛，所以改变的只是岛屿所有关系。对如此简单的问题，中国居然“一直不理解，在‘国有化’一词上钻牛角尖”。

　　唐辛子和加藤嘉一评论的核心词是理解。按他们的观点，如果能理解、沟通，目前的局面就可以避免。他们自然没有说错，但问题是，理解是一个动态过程，涉及主体间关系，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它需要认知框架，需要具体的语境条件，需要基本的信任和情绪。

　　在日本的认知框架里，日本政府在钓鱼岛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个人所有权转为国家所有，所涉及的只是所有权转移罢了。野田的动机更多的是政治选举的考虑，其领土主张不一定是野心。虽然也有日本人对野田的沟通方法提出异议，但对事件本身一般都认为无可厚非。

　　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却不是这么被认知的。在中国，国家是一个被强化了的概念，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的含义大相径庭。再者，所有权转让的前提是所有权拥有的正当性。由于中国认为日本占有钓鱼岛是不正当《马关条约》的屈辱结果，而中国一开始就不承认日本政府与古贺辰四郎的第一笔转让交易，这次的所有权转让交易在中国人看来是不正当的。这就好像抢了别人的戒指不还，后来拿出去拍卖给政府，这种拍卖难道正当么？

　　就语境而言，极右翼分子为政府制造了很大的麻烦，钓鱼岛事件可能是他们在外交上难为政府的一个阴谋。野田将其实现“国有”，因而也就剥夺了他们制造麻烦的机会。根据这个语境看，野田的做法也有其道理。但问题是，这个语境条件，中国能接受么？

　　中国也进入了换届年，也进入了一个相对敏感的时期。野田为了选举所采取的举措对其选择有利，但对中国是否有利呢？日本坚持认为钓鱼岛是日本的，因而不会归还该岛。在中国文化里，国家是被强化的概念，国有化自然也就意味着所有权或者说主权的强化。

　　野田的貌似息事宁人的举措在这个语境里就会被解读为强硬主义的邀功加分表现。退一步说，野田能永远执政么？谁能保证他的所谓“权宜之计”不会是以后强化主权的有力步骤？根据不同的语境对该问题做分析，自然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理解是一个主体间的关系，涉事双方必须有基本的信任、合适的情绪和心情。

　　中日两国的交流史在近代很沉重。甲午之战和以后的抗日战争在两国的关系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作为受害国，中国人有着无比的情感伤痛。其实，中日双方都没能摆脱战争伤痛。钓鱼岛与《马关条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马关条约》与中国历史上的屈辱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作为曾受到屈辱的一方，这种联系自然很难忘却，这种联系自然会触动强烈的情绪。不愿正视中日这段沉重历史的日本政府或部分日本人自然不愿意带着历史的情绪看钓鱼岛。他们试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他们忘了一点，钓鱼岛不是普通房地产，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历史的，它象征着太多的情愫。

　　我说中日两国“小心修筑”的友好桥梁，这是因为从中日关系恢复一开始，横隔在中日修好的最大障碍并没有得到解决。老一代政治家实用主义地把它们搁置到一边。然而，由于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算，外加不同的教育后果，两国政治制度差异，文化习俗不同，民间的不信任并没有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而消弭。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强大，双方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反而被强化了。不幸的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像德国那样把自己和当时的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他们对历史虽然有反省，但他们的情感认同还在。战犯和战争英雄被一并供奉，这更让中国人很难把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区分开来。于是一小撮历史罪人的罪孽被加在了整个日本民族头上。因为一小撮罪犯的罪孽没有得到清算，整个民族成了仇恨的对象。

　　在不同的认知框架和语境里，外加那么沉重的情绪，双方没有基本的信任和心情，谈所谓的理解，可能么？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修好，这荒唐的民族仇恨是必须要踏过去的槛。实用主义只能解决表层之难，但它无助于信任和情感的建立，深层的问题是需要两国人民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解决的。

人物简介：

    曲卫国，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英语系教授。哈佛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2004-2005），曾多次应邀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香港等地讲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语用学、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修辞学等，已出版著作十多部，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几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