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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现实生活中,现在老百姓对改革这个字眼失去民心。”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报告最后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