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佳作：论大国形象的倒掉

      尽管我们的外交部门每天都在“努力”，但在全世界许多的国家，有许多的外国朋友基本认知仍然是：这次的病毒是中国起源的，中国的瞒报害了全世界。

       基于此，还衍生出对“中国制造”的攻击(正如外交部经常辟谣的那样)，对中国当前数据的怀疑，甚至针对中国本身的阴谋论。 就算我目前身处的中美洲某蕞尔小国，当地的朋友似乎也都认为我不回家，并不是因着没有航班的缘故，而一定是由于“中国太危险了”。

       我试图向他们解释：与两个月前不同，中国现在可能要算是全世界最最安全的国家；对方就经常一脸疑惑：“中国的数据不都是假的吗？其实死了很多人吧？”

       上述的情况，凡在海外的中国人，只要关注着本地的媒体，交着地方的朋友，自然就会有了解。

       与此同时，国内的舆论场，也呈现逆向的反弹局面，如我一位在国内作教职的阿根廷朋友观察到的：“中国的仇外情绪升至高点”。

  ——依着我们起初的想象：中国在全世界率先战胜了疫情(至少是阶段性的)，我们为全世界介绍经验，我们还援助各国不少物资……这还不能为中西长期的制度之争划上一个休止符么？毕竟现在我们胜利了，为什么“他们”还是不听我们的呢？

一，为什么我们总想让别人“抄作业”？

      有些朋友会讲气话：他们爱信不信，他们愿怎样看待便怎么看待，有本事不要用中国的PPE产品啊，我们就关起门来自己玩就好了嘛！

      但是，这也不是真实的局面；现下的中国，无论官方或民间，好像都“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

      此处我不想谈现实的情况——比如说中国同样希望借助PPE产品出口来带动国内目前不甚乐观的经济——关于出口外向依赖这些，已经被说滥了。

  我们仅仅讲：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全世界大概再也难找到一个像我们中国这样，如此希望被世界认可和接纳的国家。

      每一个古国，都有自己的政治传统与理想；能延续到今天的，就无不受它传统理想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在哪里？

   毋宁说，今日“中国”的概念，其实不过数百年；正如梁漱溟先生讲的那样：“中国古代没有国家”——他的意思是：古代中国没有西方今日所谓nation state一说，我们讲的是“天下”。

   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包括三重(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除去天子-诸侯这样传统的中原文化之外，还要算上周边的 “四夷”。四夷作为必不可缺的一部，同中原一道构成古代中国想象的“天下”：也就是当时所能认识的全世界了。

       “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放在今日，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样的理想，始终是中国正统王朝的追求，当是个“应该达到而事实尚未能达到”的愿景。

        因此，传统的中国也负有”教化天下“的责任，“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有无数这类“由一国而至天下”的格言，即使只是匹夫，他的责任都决不仅仅是国家——应当是整个天下的兴亡。

   当世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耶鲁的Lucian Pye(白鲁恂)认定中国“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那确是真知灼见：盖国家总要有边界，而文明却是无远弗届的。

       也许会有人误会：这难道不是在宣扬中国威胁论？不是的。中国天下思想的核心还在于“天子唯德”——天子应当实施“德治”。此处的治，不仅包括传统的华夏部分，亦应包括“夷狄”在内；天子用兵的目的，仅在于恢复天下的“伦序”，而非对异族领土或经济的掠夺。终于还是要以“德服天下”。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的“权威”(此处所指请参见历史记录)也便包括了被“天下”认可一项，“天下者 ，国之本也……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即使是在三十一年前，那么困难的情形下，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外交的努力；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不能为天下，被“四夷”认可的统治，它的合法性便总是有些可疑的。

   说一句旁的，这也是百年前中国在各路西式理论中，偏偏挑中了共产这一路的文化因素：Communism那“天下大同”的理想，原就是渗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的。

       因此，你看今日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何谓复兴？要复兴到什么样的地步？历史看，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天下观“大概是复兴的关键一部。

   仅仅把中国的事情搞好，仅仅是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那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提出一带一路，会讲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个向往全球化，隐然打算引领天下潮流的文明。

       全世界有不少国家和文明，都是被“世界”(此处当然指西方的话语权世界)排斥的，小的好比伊朗北朝，大的例如俄罗斯和穆斯林世界，这些国家和文明的选择，大抵是“大路朝天，各向一边”，干脆放弃让世界理解自己，只过好自家日子便是。

   唯独我们的中国，孤立主义大概就不是可行的选项，“闭关锁国”在我们的语境也从来都是贬义词。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相当多的历史时期，我们都是全世界最优秀最繁盛，最为人所向往的国家之一。我们所愿的，是全世界都理解我们，景仰我们，从而实现”万邦来朝“的景象；甚至如盛唐一般，成为整个已知世界都仰慕的国度——这大概才是我们愿景的“复兴”。

       中国需要有朋友，需要有许多的朋友。但是，希望“天下布德”的，却为何偏偏向了相反的一路？

       这正是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

二， 中国故事讲给谁听？

       总有人喜欢说：“我们今天的困局，都怪他们不喜欢我们！他们对我们有偏见！”

   这样的说法，我看是把中国瞧的忒小了。

       中国发展到今天，东西的制度道路之争已经完全公开化了。

   一个大国的崛起，从来都是在斗争中展开，在荆棘中前行。古代的蛮族可有希望罗马胜利了？近世的欧洲可曾喜欢过美国吗？我们愈是强大，我们的“敌人”便愈是不喜欢我们。这只能是一个事实，是客观的局面，但绝不是我们失败的理由。

   ——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们还没能成功，他们才能继续表现的不喜欢我们。

   强者令人畏惧，弱者才令人喜爱。我们要问的问题，恰正是为何我们在疫情中的“胜利”，却未能够征服他们？

       “征服”大致有两种局面，军事的压制：如上文所引的图片；或文化的胜利，这一点便可举拉美的例子。

   西班牙和美国对拉美的殖民，再残酷也没有了。拉美的人民经过三百多年的努力，总算是独立起来；军事的看，西班牙和美国是失败了。

   但今日的拉美，最喜欢的国家却还是西班牙和美国；他们大都自豪西班牙的语言文字，顶爱看美国的文艺作品。就我所见的，中国的“一带一路”，拉美着实受惠不少，如巴西和智利两个在南美顶重要的国家，第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全都是中国——比例还远超过一般想象中的美国，但论政治的影响力，论民间的“好感度”，我们与美国简直望尘莫及。

       文化的胜利总要靠宣传的攻势，就是西人所谓propoganda的，那还要算是当年我们的党能获胜利的重要武器，但为何到了今日，我们对外的propoganda却总不能取得想象的效果？

   ——大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外宣，看似是“外宣”，但总是项庄舞剑，其目的完完全全还是对内的，它就从来未考虑过“外”的愿望。

       我这样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刚到哥伦比亚时，呆在一个海滨名城，叫作卡塔赫纳的。有一天，国内的部门辗转找到我，要我协助了解一件事——就是那本被翻译成多语种版本的《------ 书名与简介删除作为文章载入中国官网的条件——总裁判注》，他们希望我去调研本地的销售情况。

       在国内的也许不容易想到：许多外国人对这类书籍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如今取得相当的成绩，这令许多拉美知识分子羡慕和好奇。这样大的国家，昔年远落后于拉美，制度又不“民主”，如何能取得现在的成功？她的领导人亲自写的书，自然令人期待——对外宣的工作，显然这是个美妙的外部环境。

       实际的情况如何呢？

       那本书在海外共有九种语言版本，封皮设计完全一样。这一类的装帧在国内，当然具备天然的权威符号属性；但我肯定地讲——至少在西/葡语的国家内——由于深厚的天主教传统，这类形式的封面只可能是耶稣或圣母玛利亚，它必难调动起世俗读者的任何兴趣。

   事实也基本如此。我跑了小半个卡塔赫纳，得到的回答都无法令国内满意。几位有货的书商倒是期盼发问：“您不想买一本吗？”

       我买了不止一本，打算将它们作为礼物，赠予身边对当代中国感兴趣的同仁们。很快我便得到反馈："Yi，请你告诉我，这本书在中国很流行吗？中国人都能看懂这本书吗？ "(此处删除278字——原注)

三， 滑稽的发言人们

   大的方面，也同样是如此。我就又希望举赵姓外交部发言人的例子：事实上，中国反复纠结“谁是病毒源头”，令人很难理解。

       疫情首先爆发在中国，这是全世界媒体，包括前期中国自己都已经肯定的事实。我们应当宣传或质疑的，是：“先发了就有错吗？”——疯牛病先发在英国，H1N1先发在美国，英美谁也没有表现过愧意。毕竟“先发”只是个客观的事实，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是个不幸的遭遇，这并不是谁的错。

       就譬如一大学寝室，同屋丢了两千块钱，而屋里恰好只有你一位。你自然获了最大的嫌疑，你当如何做？

   你应当证明的是：你虽然在屋内，但他的钱决不是你拿的——例如情感上，你们是莫逆的朋友；再如伦理上：你家里有两个亿，需要偷他的两千块吗？

   倘使各方面因素都不利于你，你或许就不再主动提及此事，指望同屋碍于情面不再纠结，未来再去“疾风知劲草”。

   但你一定不会跳起来，指着隔壁那与你平素最不睦的：“我看就是你小子偷的！”——不是你不想这么做，而是你清楚明白晓得，这指责若没有根据，不能一举将对方置之死地，他就必要发动强力反击：“整个上午只有你在，不是你偷的还能是谁？”，届时你的处境就极被动了。

       想要否定公认的先发事实，便必得有相当强硬的证据。没有任何明确的技术支持，我们的赵姓发言人却跑去大喊“是美国先散布的病毒！”——何等愚蠢的行为呵！这无异于是告诉全世界：“咱们来讨论是谁先布的病毒罢！”——这难道有丝毫可能于我方有利吗？

       从事后的效果来看，赵氏的发言当然使中国陷入了被动，创普反手一记“Chinese Virus”，中国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反击武器。迄今为止中文互联网上所有的“美国散布论”都被证实为断章取义或生编硬造。中国的驻美大使，事后面对美方记者的质疑，也只好老老实实承认“没有证据表明是美国散播的。”

      爱下象棋的会知道，有一招法唤作“解杀还杀”的：对方在对你“将军”时，你的一步棋，既可解将，同时还能反将对方，迫使对方再浪费一步棋去救自己，从而化被动为主动。 高手对阵，通常慎之又慎，要极力避免给对方这样的机会。

   这样一来，性质就全然变了。小B仅是一位议员而已，大使斥责他自理固宜然。然而，一国大使以“血亲复仇”式的民间态度，公然直斥对方元首是“病毒”，是“神经病”，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好像昭示着要与对方宣战似的。

       但中国到底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当然也不打算真同巴西动手。尽管B总统本人在巴西天怒人怨，但毕竟他还在元首的位置上，巴西的外交部门总得抗议一下——此时，我们的大使便怂了，他一言不发删掉了那条惹祸的推特。

   那位小B似乎受此鼓舞，继续大放厥词，越说越离谱。但这次我国便不再做什么动作；直至昨日，我也没见那位大使先生再作什么反驳，国内也假装没看见，不再大张旗鼓报道，许是自知理亏的缘故。

       与巴西的一役，看来我们是又输了。

四，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难道我们的外交人员就如此“愚蠢”吗？就仅从我身边的在外交部门工作的同学朋友来看，大概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是相当优秀而专业的人才。说他们都是失心发疯，不能控制情绪，我是不相信的。

       最大的可能还是在于：他们讲的话，本就不是欲给外国人看的。

       我就想起我刚工作的时候，行长开会，忽然向我开炮：“小李你注意考勤！再迟到这月绩效全扣！”我一阵莫名委屈：我一个新人谨小慎微，从来都是早来晚走，何曾有一日迟到？

   会后行长找我温言劝慰：别往心里去，不是针对你的。我便明白了他的意思：其时我们的副行长经常无故迟至中午才上班 。

       赵姓的发言人，从海外看愚不可及，但以国内部分观却是大快人心，这不关乎事实，只是立场心态而已。

   赵所欲传达的，大抵是“看：中国怼了美国！”——这样的怼，偏偏是愈不讲道理愈好，愈能引起本国的“敌忾”。其实国内不少朋友亦明白：赵氏怒怼根本毫无根据，但似乎反更令人高兴：“瞧呀！我们中国也可以和创普一样，也可以不讲理了！”

   毕竟弱者才需要讲理，强者只要晃晃拳头就好了。

       巴西的大使先生大概也是类似心理，他同样 希望给国内传达”大使硬钢反华势力“的强硬形象，直接怼总统当然是更大的“扬我国威”。至于给中国在外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便先说不得。

       然而，李代桃僵也要看对象的，我们的行长骂我固可以，他就不能在行务会上指责同僚：“李行长你以后可别老迟到了！”，对方一定勃然大怒：“你他妈才天天迟到呢！”——这就无法收拾了。

      那些莫名其妙的操作，都在推特这样的全球平台上展开，全世界都看在眼里，对中国的印象就不能不受到影响。

   像我一位素来厌恶创普(美国凡念过书的，支持创普的不多)，爱穿红色CCCP恤衫的美国胖子同僚，便好奇地问我：中国为什么要推卸责任？和我住在一起的巴西朋友也略带失望的问我：“中国最近这是在干啥？”(倒不是因为骂他们总统，他是失望竟然就这么认怂删推了)

      有一些个新闻，好像不大利于“国内立威”，那就只好指鹿为马——如我们的喉舌，上月就有这么一条儿：

显然，官媒不致不识得外文的China。大概他们觉得中国人被拒绝入境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情罢。面子既然一时无法找回，那就假装没发生，反正只要别让国内知道便好。

       凡此种种，都只使人觉得：中国的国际声音从来都是指桑骂槐假道伐虢的把戏，他们考虑的仅仅是国内的反应。至于国外怎么想，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为何我们明明嚷着”天下“的理想，作着“全人类”的追求，到行事时却全然变成了另种样子？ 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明明是要睦邻友好，要打造形象，要传递声音；我们的行为却总是偏偏往反的方向去呢？

       那或是因为，尽管古代中国有两千年的“天下”传统，但唯独最近这一百来年，却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今日的诸位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中华民族”一词，决不会早于晚清，极可能是由梁启超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我们所谈的，还不单单这一个词，就整个“中华民族”的概念，都不会较晚清更早。

       中国古时的”天下“梦想，并不强调“民族”的问题，而是有德者居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实际上这也成为异民族可以治理中国的理论依据：中国的“天下”从不对民族设限，只要能够“明德”便可入主中原；例如王猛可以辅佐氐人苻坚，韩德让亦可官拜辽国三公；为着是他们认为上述君王较当时的中原君主更具德行，更加“德配天地”的缘故。

       但是，上述的天下观，在晚清和民国的时代，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那时的中国，首要的并不是天下，而是救亡——古时天下，其实总有个天然“权威”，那就是华夏的文明。无论哪个民族，终究要以“中华正统”自居——然而梁启超他们面对的敌人可全然不同，洋人是不尊什么国统的，“中国”头一次真正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了。

       在那个时候，日本的成功便引起了中国先进者们的注意——日本要算是当代民族主义的开山鼻祖，“大东亚共荣”便是基于种族主义，欲联合黄种人对抗白人的。

   彼时的大革命家，如章太炎如孙中山，全都是种族主义者，其目标皆是唤醒其时国人的“民族情绪”，口号便诸如此类：

      这些说法在今日看了，无疑都是racist。但在那个时期，就自有他进步的意义，就能令散沙的族人凝聚一起——在积弱的国家，民族主义确是良方。整个民国的运动，实是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

      我们的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中成长，她也便不能不沿袭这民族主义的传统。毕竟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国都是个弱国，根本无力去“竞逐天下”，能够“振兴民族”便已然不易了。

   民族主义的工具可相当好用，日本藉着它一度走到世界枭雄的地步；我国亦发现借助“民族”的大旗，更易培育统治的“权威”，这一套手法我们现已用的精熟圆满。

   终于捱到今日之“盛世”，那大的家长又重拾起“天下”的梦想。

       然而，天下不是从前的“天下”，我们亦不再是从前的我们了。

       民族主义同“天下观”，必是不能调和的。 我们总喜欢说“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这话不对；凡民族主义就没有不狭隘的。你看日本，你看德国，民族主义的坚持，必然要向世界的反面去，这是为无数历史家证实的。

   而中国的历史诉求，那“更高使命的呼唤”，偏又是全球化，是天下大同。没有这梦想的领导，他便不配做中国的领袖。

       故此，“中华民族”要“复兴”，逻辑上实则存在问题。中华民族这概念提出始，恰恰是中国最为黑暗和危难的时刻——自有“中华民族”以降，它就从来没有兴过，何谈复兴？

   我们所指中国历史的复兴，当是“天下”的时期，是那最不”民族“的时期，连李唐王朝自己都极可能带突厥或鲜卑血统——你要讲“天下”，要实现“伟大复兴”，就非得将“中华民族”这概念淡去不可；就譬如你要办个群英会，又规定上场者必须得姓曹孙刘，那谁还愿跟你玩儿呢？

       我们现在的大趋势，固是要“重构”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然而，近百年的积习可不易改，脱开民族主义的枷锁，又该如何去赢得“天下”？这却是个全新的问题。

六， 由“民族”而向“天下”

       今日的中国迹近一个宗法制的巨型家庭。凡家庭必得有边界，人为构建的“中华民族”事实上便是家庭的最大范围。家庭的权威，也就在这一范围中发挥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的统治模式都是依赖“家长权威”的，这也是我们的封城决策容易成功的原因 。

       但是，在家庭的范围以外，当“权威”的力量不能再发挥时，怎么办？该依靠什么？

   同外国文明的对话，这并不单只是本朝的疑难。你看古代中国的“外交”，它要么是天朝上国的朝贡册封，要么便是兵临城下的屈辱求全。与“同等文明”平等交流的经验，在整个中国的历史，都算是新鲜的事情。

   不单如此，我们现在最最熟练的，不是与”天下“的交往，倒是以天下作”民族“的情绪出口，令内部的权威不堕且益强，你去看中日最近四十年的交往史，双方相互用的都是这一手，可算师徒之间切磋练功。

       大概也正因了此，我们的对外政策才总呈现出首鼠两端的样子：我们固然希望去竞逐天下，造成“万邦来朝”的局面；可是，一旦到了外面，失却了“权威”共同话语体系的庇护，便立即惊慌失措，忘了自己所为何来。

   我们就总还是会不自觉的利用熟悉的那一套权威系统——譬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封面，好像这个样子的书能令天下人都信服一般；或是端起架子来怒骂呵斥一番——就如那发言人，或巴西的大使。无它，靠想象”共御外侮“以避免可能的”兄弟阋墙“，这一套我们最娴熟不过。

       对话究竟有多难？一例：外国对中国疫情数据怀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拒绝公布总检测数量——外国的检测大多是抽样式，已知的病例数不是实际的情况，要参考总检测的数量，才可以得出相对准确的全国病例来。

       在外国人看来，只提供total cases-病例数而不提供总检测数量，便如同只有分子而没有分母一般，你的数据当然是不可靠的——应当说，这是个合理的质疑。

       但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按照我们的报道，我们的路线本就是“应收尽收”，“应测尽测”，凡有可能接触病例的疑似，全部收归隔离检测。理论的说，中国的检测不需要考虑比例——凡是有可能患病的，都已经检测上了，我们说八万例，那就应当是八万例。

       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打算将这一事实讲给别人听。我自己便是查阅了相当的资料，又问了些一线的国内朋友，才勉强了解了一点个理由。老外若是不懂中文的，我不认为他能晓得其中的道理。

   我们的媒体，也不肯在内部讲外人怀疑的原因。当别人质疑我们的时候，它们便只管怒骂回去：“你辱华！”，我们的人民也便跟着骂：“你瞧我们又被欺负了”——这还能好得了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将这道理讲出去呢？

       有些朋友又会说，反正讲了他们也不会听——讲了固然不一定都听，但不讲就断然不会有人听到，这不是最最简单的道理吗？

      或又有朋友会问：你说了这半天，始终在挑刺在批评，难道偌大的政府就都不如你吗？按你所言处处不如意，中国难道就不能“伟大复兴”了吗？

       那倒也不是。

七， “抓猫论”与后现代

       中国的主张，看来大概就类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类。

   既然空谈总是鸡同鸭讲，那就事实胜于雄辩，且让我大中华做给你们看。若我做的较你们好，你们总该承认我们的“制度优势”，就要“远邦来服”了罢。

       无论对内或是对外，新代的中国似乎都是这一策略。例如著名的口号：“不管黑猫黄猫，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这一“功利主义”的态度的确成功避免了“姓资姓社”的路线讨论，将中国的经济带上了高速的道路。

   可是对外，这一策略却不大顺利——这大概也是本次疫情中，国内民情激愤的部分缘由：“我们做的那么好，你们怎么还是不服气？”

       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我们好的时间不够久：新中国能够被称为“成功国家”，也不过那么二十来年。如果二十来年的好就能令“四海宾服”，那全世界早就该学习一番“委内瑞拉模式”、“阿根廷路线”了。

   中国如果能好个一二百年而不堕，我笃信世界形势定有大不同。然而，我们的目标偏偏是“伟大复兴”，而不是“一百年后再伟大复兴”——可能有些人等不起。

   其二，或许也更重要的一点：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结构都表现出强烈的二元特征：政治的保守化和经济的开放精神并存(这也是海外中国研究的热点话题)——我们是打算以经济的成功，传达政治的模式理念，大概也是所谓“制度自信”的内涵。

       “你钱多我听你的”这一套办法，在非洲之类确乎有些效果；然而，我们最最在意也最希望宣传的那些国家，恰恰是处在后现代阶段的：它的突出特征便是解构权威——也包括经济的权威。

       通俗一点讲，便是“钱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对于大量所谓的“白左”，令他们将政治观点和经济利益区分开是有难度的，“赚钱，还要以正确的方式赚钱”是一部分国家中下层的普遍共识。

   远的不说，单论拉美第一阔国：智利，我们已经谈到中国成为智利第一大出口对象国，然而就在去年下半年，由于国内最南的某事件，智利出现了数起大规模的声援活动，抗议本国政府“助纣为虐”——仅仅“秀肌肉”，显然不够。

八， 谢谢您能读到这里，结束了

       总之，依我的想法：近期我们的一些情况，它体现我们中华帝国自古以来的“天下”传统，同晚清以降一百余年的“民族”精神的矛盾；体现在“盛世”愿景下的上层意志，同以“稳定”目的的基层执行的矛盾；也体现以“权威”立国的当代宗法制国家，同“契约“式的代议制民主政权之间的矛盾。

       上述的每一项矛盾，都处在相当基本的位置，都不是容易解决的。

       我的西语老师最近正布置我读《双城记》，狄更斯的诗在这里或许恰如其分：“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糟的年代”——对于“民族”的中国，现在便已是最好的年代，自晚清以降，“中华民族”可算是再好也没有了。

   然而，对“天下”的中国，这却是不能更糟的年代，我们不仅没能够“万邦来朝”，甚至连那天下的本身，都逐渐模糊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