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曾是江南第一富（真人真事）

      四人帮当道时，已经落实过政策，我家发还了两次抄家物资（两次被抄）。

      第一次被抄是1966年，红卫兵打砸抄的理由：我祖父是大资本家。

      第二次被抄是1969年，公安局持搜查令来抄家的理由：我有个亲戚与林彪死党李作鹏是对立派。

      第二次被抄去的物资，就是第一次发还的物资（只剩一半）；等第二次发还，可怜连一半都不到，一辆三轮车就可以拉着跑，而最初抄走的那一次，几十个红卫兵搬了近一小时，卡车都装不下。

      最后还来的这批东西，在家里藏了7年，直到1981年某日，我父亲找来苏州文物商店一位资深估价的，很高兴地握手谈妥，次日即换成204元人民币。我只记得一幅梅兰芳的画，卖得9块钱；直径7寸的正德年官窑粉彩瓷盘，卖得15块，等等，我爸爸当月便买了一只190元的9英寸黑白电视机，他为这一生一世做的第一笔生意而四处奔走相告，不断请亲友来家看电视，他说：“还是共产党好，做梦都想不到能坐在自己家里看电视”。

      我家很快就成为江南第一富。

      本来我不懂得这个算法，为啥我们家破落到极点，却反倒成为第一富。但只要说清楚就很容易理解：粉碎四人帮，为了彰显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当时各单位在市委统一部署下，实事求是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调查并登记每户家庭的收入和贵重物品，比如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等都由各单位基层党组织统计汇总。我家值钱的东西没有了，已经被神经病爸爸卖了，我很难过，很伤心，要知道我不仅是个财迷，更喜好文物收藏，这一听到要统计各家的贵重物品，心情不会比刚被抄家扫地出门时的心情好多少。

      下面是当时的一段对话，擦把眼泪，作为本文的结束：

      党支部书记：“你跑到哪去的，找你都找不到，就剩你一个了，快快！家里电视机有的吧？自行车还有-------”。

      本人：“我不登记，我姐和父母单位已经登记过了。”

      党支部书记：“你怎么老是自说自话，我们单位管我们单位的”。

      本人：“你不是知道我们家是首富啊？要登记的话，光电视机就四台”。

      党支部书记：“认真点，别开什么玩笑，这次统计是政治任务”。

      本人：“我没开玩笑，象现在这样的统计法，全家总计足足要翻四倍，不是第一富是啥？”

      党支部书记：“你别以为你会辩，你根本轮不到首富，人家全家工作的7个8个都有，不比你富啊？”

      本人：“老倪，你心里也是这样认为？”

      只见倪书记在一旁愣着，他肯定不知说啥好。

      接下的事我记不清，就是记得也没多大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