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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制度转型的历史拐点 马力
一、全球化及其影响
反全球化,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一语在眼下常常被提起,大意是某些发达国家想让制造业回归本国,减少资本和产业的全球扩张。由此看来所谓的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资本和产业的全球扩张。这里要说的是这种扩张不是因为发达国家主动的产业升级,更不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而是被本国的金融业压垮的制造业,在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离开本国迁至劳力和资源廉价的国家,以便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它们提高了所在国的GDP却减少了GNP,并卷走了大量利润;以此创造了所在国表面上的经济繁荣,却迟滞了它们的现代化进程。
以中国为例,如果假定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包括房地产,医疗和教育等开支的大头在内的市价上涨了三十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历史数据在不断修改中),GDP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前三十年的三分之二(只需解一个指数方程。读者可以自行计算,并欢迎讨论)。按照前三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中国的GDP在2012年就在当年的物价水平上超过了美国。如果考虑被外资带走的大量利润,经济增长的速度更低。说到这里很多人不肯相信。想想前三十年有那么多企业倒闭吗?一个全民就业没有一分钱利润被外人拿走的经济,怎么可能不如一个有大量人口失业无数企业破产,还有利润的大头被外资带走的经济?
资本经济的竞争可以提高优胜者的效率,但这是一种以其余企业的破产为代价的幸存者偏差。社会的总效率并不高。加上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破坏,社会效率就更低了。虽然创造了不少富人,但大多数人是更穷了。比较一下整体生活水平就知道了。改革前的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个人还有许多储蓄;国家还能为城市居民提供免费住房和免费医疗教育等服务。而现在国家和多数个人都负债累累,更别说有什么免费福利了。除了基础建设外,都在为内外资本家们打工。
二、产业链的转移和去全球化
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的同时,也把资本经济的生产关系和固有危机带到了其它国家。资本经济中资本积累与资本增值之间的矛盾同样会造成新兴国家的市场剩余,并使新兴国家走上了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所不同的是由于新兴国家所能占有的海外市场只有发达国家兴起时的百分之,千分之一,所能达到的发展上限较发达国家低。许多新兴国家因此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这不是经济政策的错误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依赖市场大小的规律决定的。
当外部市场趋于饱和时,越来越多的市场剩余要靠不断的涨价来收回成本,同时靠贷款消费来清除市场剩余。这就使物价越来越高,而贷款消费又使国家走向泡沫经济。最后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衰退前相同,在外贸中失去比较优势陷入自我封闭和经济危机。这时外资为了避免亏损而转向新开发的国家,并在那里形成新的供应链取代旧的。这对供应链被转走的国家来说就好像是去全球化,而对供应链转移的下家来说就像是迟来的全球化。随着供应链的不断转移,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工业化并能生产和出口越来越多的产品。
总有一天,世界各国的产能加起来会大大超过全世界的总需求。伴随着资本经济中生育率下降和人口的不断减少,大多数国家生产的产品都超过本国所需。外部市场越来越小,造成全球性的产能过剩。这时发达国家以及后起国家的产业与资本扩张已无处可去也无利可图。全球化的历史过程终于寿终正寝。由于资本积累与资本增值中间的矛盾,资本经济是不能在孤立系统中发展的,必须依赖外部市场。这时不是用战争来消灭或破坏竞争对手,就只有改变运行了数百年的,个体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究竟要怎样改变呢?新的生产方式又是什么呢?
三、历史的拐点和新制度的产生
在缺乏外部市场的情况下,新的生产方式应该是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一种有价市场经济和无价市场经济相耦合的国家经济。在这种耦合市场经济中,购买力的储存造成的市场剩余可以通过无价市场的按需分配来吸收。一些理想主义的国家可能会实行类似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耦合市场经济,历史证明这是一种可以在外部的封锁下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更多的国家可能采用一种过渡形式,就是前文介绍的私有化的或半私有化的工业合作社。还有的国家可能采取逐步过渡到形式,比如在个体资本经济中逐步减少资本家所占有的利润或剩余价值,代之以特权阶层的无价市场实行等级化的按需分配。
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被迫向合作社经济的转化是真正的逆全球化,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终结。这便是工业合作社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使命。它是资本主义向民族经济或社会主义转型的拐点。这个全新的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按供应链转移三十年一个周期来看,不再需要几个周期全球的工业产能就会严重过剩。转型后的世界依然会有产品交换和民族竞争,也会有争夺各种资源的战争。越早转型越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财富积累,并能在新的竞争中占的先机。
在这种耦合市场的内循环经济中,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按需分配占报酬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大。有人说这不就是趋向共产主义了吗?在这里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不能再适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就会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很相似,只是马克思没有揭示出实现这种制度的历史过程和自然规律。它不是一个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而创造的理想社会,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管你想不想它,它都会在历史前进的某个阶段呈现在人类的面前,为人类避免共同的危机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样的共产主义不一定是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也许要通过阶级的斗争来实现。就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未来吧。
四、生物和社会进化的减熵过程
明白了历史发展的自然逻辑,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前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受的失败。与生物的进化一样,人类社会也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用熵的理论来说,越复杂越高级的系统有序性越高,熵越低,能量转换能力也越强。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确如此。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有序更高级的社会,因此社会的总效率更高发展速度更快。然而一个高级的组织能够生存下来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否则它是会死的,蜕化成最低级的状态。这与高级生物的死亡是同样的道理。
这种高级的社会形态理应出现在低级形态之后。前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西方国家的封锁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设想建立起来的内循环经济。它的超前产生会有其难以避免的缺陷和必然面临的风险。它的主要问题就是在生产力不够强大时,不能在短时间内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因此容易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诱惑。在资本经济的生产关系还能继续的情况下,自由竞争的幸存者偏差造成的少数人的优势吸引着人们幻想自己也会成为赢家,过上比目前更富裕和舒适的生活。实际上更多的人成了失败者,不是破产失业就是加班加点地工作,过着不如之前的生活。
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生存所需时才会应运而生和存在下去。当生产水平强大到一定程度后,依赖外部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便再也不能生存下去。这时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会再次失败,因为没有退路,退回到孤立系统中的资本经济只有死路一条。但这一天的到来依然不是必然的。在这之前,难免会有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外部市场的战争发生。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来越强大和普遍,竞争中的人类很难跨过核陷阱,并因此毁灭在未来的战争中。今天核大国所拥有的核武器就足以毁灭地球人类。所以人类不仅需要发展生产力,还需要发展具有理想主义的现代文明,争取在利益冲突面前能够和平解决问题与各民族同富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