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外推的局限性

1、外推法的局限性

对未来事件的预测有两种基本方法：外推法和原理法。所谓的外推法就将重演过去的历史，把之前发生的事在时间或空间上向前推移。比如目前对飓风和龙卷风未来途径的可靠预报基本上是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外推。简单的外推是一些动物都具有的本能。例如蜻蜓捕捉飞蚊时必须根据飞蚊的飞行速度和方向来判断未来短时间内会到达的位置，并把这个位置作为攻击的目标。人类则可以用联想、比较和分析等表象思维对简单外推加以订正。比如往年的飓风在某些点上会突然改变方向，因此当新的飓风出现在这些点上时就会预测有转变方向的可能。

原理法是只有高等动物的人类才具有的预测方法，因为这需要使用人类的抽象思维功能，根据事件发生的机制和条件来判断何时何地发生的可能性。掌握了真实原理后，原理法应能比外推法提供更精确的预报，并可纠正用联想、比较和分析等表象思维对简单外推加以订正时可能出现的错误。例如，许多人，包括主流经济学家，把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与以往的危机或大萧条相比。然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就从原理出发指出美国当时的利润危机不同于以往可以不治而愈的过剩性危机。危机的进程不同、解决的方法不同、其预后也不相同。利润危机只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或制造人为通胀来解决；而人为的通胀有导致滞涨的风险。当美国通过企业裁员和增强劳动强度仍然无效后，联储局不得不大规模发行美元纸币以期用人为的通胀和工人的相对贫困来提高企业利润。由于原材料和石油也因美元贬值而涨价，限制了通胀对利润的提升作用并将美国经济引入了滞涨阶段。于是，西方国家只好抛出石油储备以期降低能源价格摆脱利润危机。

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在一个的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多的国家是发人深省的。注重眼前利益的欧美经济学是实用主义的。他们的经济学主要为了寻找最大盈利的捷径。这样的经济学最关心的是怎样建立一种快速盈利的企业或金融模型，用巨额投资来营造人为的盈利条件和局部环境，甚至可以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因而对不受人为控制的客观经济学或背景经济学缺乏兴趣和研究。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设计人为的盈利模式，不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属于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而研究客观经济学或背景经济学则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轻视使诺贝尔奖级的经济学家不理解局部环境安全的条件和对背景经济可能的反馈，甚至幻想有看不见的手在暗中调整，可以在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下把个人的自私和贪婪转化为社会总财富。由于背景的变化常常是缓慢的和长期的，许多人相信用简单外推就足以预测未来的趋势。根据他们的外推，美国确信自己今后几代人的超强地位，并以此制定了单边主义的国际政策，包括人权高于主权、快速反应先发制人和同时进行几场战争的全球战略。在这种外推法的误导下，美国稳操胜券地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外推法不仅没能准确判断美国未来的战略前景，及时预测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其顽固性，也没能预见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据南美洲和非洲的殖民经验推测政治制度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在它们的科技封锁下，也会被西方安全地压榨和利用近百年，而不致形成对它们的威胁。然而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速度大大超出了它们的预期。大失所望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速发展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只好把它当成是经济泡沫，并一次次地预告中国的经济泡沫即将爆破，中国也将随之崩溃。根据同样的外推，西方国家还把中国的科技发展诬蔑成是盗窃西方国家的结果，并捕风捉影地到处抓间谍。然而它们不去想一想，从来不对自己实行保密或科技制裁的西方国家本身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发展速度？由于外推法的误导使美国严重低估了中国发展的速度和力度，于是不得不临时抱佛脚手忙脚乱地进行战略转移，惊惶失措地让各种高新武器重回亚洲，力图破坏中国周围的和平环境，阻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向中国大量输出纸币制造非对称贬值，用一切办法破坏中国的持续发展。

为什么外推法在最近二十年中连连出错？这是因为历史外推受以下一些主要因素的影响：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整体发展的后发优势和理性科学的无记忆特征。

无庸赘述地球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是有限的。今天世界各国对有限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保护意识和保护措施是几百年前资本主义兴起时完全不可比拟的。正是这个原因使今天的资本积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困难，而且会越来越困难。推行西式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重复几百年前自由资本主义靠掠夺和奴役进行廉价的原始积累，从而获得迅速发展的历史。非洲和南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发展现代工业，不得不饮鸩止渴深陷于西方国家利滚利的高利贷中，最终耗尽国家资源仍然改变不了贫困的面目。由于地球资源的限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家史无法外推到今天的世界各国，使西方制度在第三世界国家难以获得成功。即便是那些发达国家本身在原有的制度下，其发展速度也难免走向持续的衰退。这样的趋势是难以改变的。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凡是积累都不是可以快速赶上的。发达国家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不只是积累了财富，而且积累了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搬来的。因此落后国家的追赶不能是一个模仿的过程，而必须是一个跳跃的过程或创新的过程。这些新的过程常常不是以往历史的简单外推。换句话说，必须有勇气打破发达国家建立的发展程序和规范，找到一条新的捷径，充分利用前面所说的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在世界上的主要殖民地差不多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后，美国却在其它国家废奴之后长时期实行奴隶制，开创了以奴隶制发展资本主义的先河，很快便赶上了欧洲发达国家。同样，为了打破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对市场的垄断，十九世纪的美国、德国和北欧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利用盗版、仿造和伪造等手段削弱英国名牌产品的市场地位，最终把大英帝国从世界工厂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一战中的战败国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后使国家经济和军事从大萧条的影响中迅速恢复过来，也不是因为模仿欧美国家成功的历史或罗斯福新政，而是实行了号称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今天，西方国家极力向新兴国家推行它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用各种国际条约和规定束缚新兴国家的手脚，正是为了把新兴国家限制在西方走过的老路上一步步爬行，防止它们独辟蹊径赶超西方。

科技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也有某种相似之处：不总是需要经历一个相同的积累过程。除非有赖于经验积累和黑箱作业的生物学实验、材料开发以及高度依赖于材料的制造与加工工艺等，绝大多数理工科的研究和应用取决于基础理论而不是经验，因此很少出现代沟现象。人们常说第几代产品，但很少说第几代理论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理性科学的无记忆特征。而产品开发的阶段性也不完全因为技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需求的改变。一向重视基础理论的中国能在科技理论和应用中迅速赶上并超过欧美国家看起来匪夷所思，实际上却是理所当然的。例如，本人虽不是经济学家，由于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美国金融危机开始时就及时指出危机的性质、解决的方法和演变的过程。在全世界气候学家对目前的气候变化及其原因还在瞎蒙瞎猜时，我早就用复杂的数理方法推导出以往纬向对称的气候将转变为极不对称的单波气候；而目前的所谓气候异常不过是新气候模式下的正常状态。而我的民主系列文章可以使西方国家在几十年中耗资无数的绝大多数论文和论著成为一堆废纸或谎言。近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在最新需求的引导下，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大大缩短了产品的代际年龄。在材料和加工工艺允许的情况下，还可能越代生产最新产品。

有人不同意理性科学的无记忆特征，并举例说西方的社会学或人文学总是要求学生通读几十甚至几百部经典文献，因为这些学科发展到当代的形式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遗憾的是西方的人文学只是概念和资料的有机构成，而不是真正的理性科学。在常用英语里，科学(Sciences)通常只是指自然科学。例如西方国家的许多科学图书馆不包括人类学和人文学的书籍资料。而中国人是把社会学理解成社会科学的。理性科学研究的是事实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在理性科学中，一个概念没有确切的内涵或定义，或者它的内涵在不断改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理性科学的基本概念来自对特定范围和条件下的真实世界的确切表达。真实世界在这种特定范围和条件下必须是固定的，至少它被研究的属性是不变的。然而在西方的人文学中，概念的变化是经常的，甚至被看成是这种学科发展的自然过程。这是因为西方世界实用主义的人文学或社会学研究的是观念之间在逻辑或联想上的联系；而这个观念的确切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定义而不是事实认证。例如，西方社会学中的“民主”一词就没有普遍接受的固定涵义。它的内涵可以来自循环定义、特点选述或主观约定，并因此经常变化并与事实相冲突。而西方的民主学对事实中的矛盾并不感兴趣，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只热衷于这种理论的实际功效，比如是否可以因此进入主流社会或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因此，西方社会学中的很大部分严格地说来属于艺术一类，与西方经济学大同小异。只不过专注于盈利模式的经济学描绘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图景而不是政治图景。在不同制度的国家里，这样的学说，不像数理化那样，是一种多余的学说。它们是服务于特定目的的公理体系，并不受事实的检验。没有它，国家也能发展(像前苏联)。有了它，发展速度反而会减慢(如现在的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