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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被检察院勒令停业立案侦查时,是个账上盈余近百万的优质公司,因此开始书记处曾让我在当地跟踪此案,看看是否能为公司早日复业提供帮助。可当三个月后,负责此案的经检科在公司不仅没查出所谓经济大案,甚至连真正能放上法律天平的小案都没查出,但他们不仅没结案迹象甚至还强化查案力度时,书记处认为我们已无能为力把我召回了京城。
当公司经过十六个月胡子式侦查,最终由银行通知我们派人参加检察院经检科的结案通报会时,我正被书记处派在南方某经济特区为基金会自己的公司救火擦屁股。由于过去只有我接触过此案,因此书记处认为还是我前往最合适。
我到当地后很快得知:我们和银行合作的商贸实业公司经过十六个月的停业侦查,终于如某些人所愿“扭盈为亏”,由一家盈余近百万的优质公司变成了一家亏损过百万的劣质公司,因此被银行名正言顺以“经营不善严重亏损”宣布倒闭!
根据公司善后小组提供的资料,公司之所以如此,百分之三十原因是公司停业后,办公楼商场批发部和三大二小五个仓库都一如既往付租金,以及近百名公司正式员工不上班仍需按月发薪;百分之七十原因是因为公司停业后,存放在仓库的从汽车家用电器到日用百货品,由于长期无人看管而大量损坏变质被窃!------
在这个被勒令停业立案侦查长达十六个月,曾被市检察院吹嘘为“XX年XX市第一经济大案要案”的葫芦案中,最终共有两人被判刑入狱。
第一个被判刑入狱的是公司老总。他是那位名作家的好友,进公司前是一家工厂的工会干部和业余作家,曾在一些地方刊物发表过诗歌散文。他能当上公司老总主要得力于名作家的推荐。他的罪行是“受贿三千元行贿二千元贪污一千元”,因此根据当时刑法规定的“经济犯罪二千元立案一千元量刑一年”标准,这位老总被以“贪污贿赂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如果只看表面,这位老总按照中国法律标榜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似乎是罪有应得。然而如果知道了这位老总具体的犯罪事实和经过,也许我们就不得不为这种中国式的“葫芦僧葫芦案”,而拍案而起拍案叫绝了!
原来在公司成立初期,这位老总曾带领公司批发采购财务商场部经理以及名作家顾问,南下当时举国瞩目的深圳特区观摩采购。他们先来到一家中港合资电器公司,订购了三百台该公司组装生产的“宝深”牌台式收录机,由于该公司为促销每台提供十元钱现金回扣,因此公司得到了三千元现金回扣。后来他们来到另一家家电公司,想订购二百台该公司进口的日产原装“声宝”牌手提收录机,由于这款收录机紧俏对方索要每台十元钱好处费,因此老总让财务部经理从三千元回扣中拿出二千元给对方。由于当时公司执行的是内地差旅费标准,在特区半个月住的是招待所吃的是大排档,因此在离开深圳前的最后一晚,老总让财务部经理把剩下的一千元现金回扣拿出来,带大伙上招待所旁边的一间餐厅吃了一顿海鲜餐,并到餐厅附设的歌舞厅欣赏了一次特区歌舞。
以上就是这位老总“受贿三千元行贿二千元贪污一千元”的所谓犯罪事实和犯罪经过!——
第二个被判刑入狱的是公司一位客聘业务员。他是公司老总的邻居朋友和儿子所在小学的音乐老师。由于进公司前他因咽喉炎已长病假在家,因此他在公司不拿工资只领职务津贴和报销差旅费。他的罪行是“诈骗二千元非法谋利一千五百元”,因此根据当时的刑法,他被以“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说起来这位业务员似乎命中注定有牢狱之灾!他在公司被检察院勒令停业立案侦查的前二天正好到外地出差,因此对公司变天一无所知。大概半个月后,他从上海某招待所写信给公司老总,大体意思是:外地的任务已完成,为了参加几天后上海丝绸公司举办的服装展销会,他准备在上海多留些时间,因此希望公司老总能派人或电汇些差旅费给他。这封信被送到负责公司案子的经检科,经检科科长认为此人和公司老总关系不一般,从对方身上很可能找到打开公司老总甚至公司弊案的缺口,因此决定派副科长和一名科员两名法警开着检察院的囚车,连夜到上海把这名业务员用拘传的方式押回XX市。
因为这位业务员活了大半辈子从没和无产阶级专政打过交道,所以当法警给他带上手铐时他立刻吓得泪奔,而当他走出门看到来接他的囚车时更是吓得尿奔!因此在从上海回XX市的囚车上,这位业务员无需任何人对他拍桌子瞪眼睛,就把自己的犯罪事实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主动坦白交待了。
原来一年前,公司老总的朋友向公司订购二十万条麻袋,约定半年后交货。当时老总把采购任务交给了这位业务员。这位业务员通过浙江的表弟和当地一家公司签了合约,规定双方到时如果违约都必须支付对方两万元违约金。然而交货前夕老总的朋友说因买家毁约他不能要麻袋了。由于老总和朋友只是口头约定,因此只能派这位业务员前往浙江,希望能通过他表弟用请客吃饭的方式求得对方谅解。哪知他一到当地,原本和他签约的对方公司老总立刻把他请到最好的饭店。酒过三巡后对方打躬作揖向他表示:因生产厂家欺骗二十万条麻袋合约他们无法履行,希望这位业务员能向本公司老总多多美言,放他们这种小公司一马!由于形势突变,原本诚惶诚恐低声下气赔足笑脸的业务员,立刻抬头挺胸翘起了二郞腿。他告诉对方:公司老总是他多年好友加邻居,取消合约没问题,但公司也有买家需要疏通赔偿,因此两万元违约金还是要付的!最后经过双方讨价还价,达成了对方一次性支付业务员两千元疏通好处费,而业务员则当场把自己公司的原始合约付之一炬。
此外,这位业务员的父亲是本地人母亲则是浙江宁波人,由于他舅舅当年是上海滩有名的红帮裁缝,因此小学毕业后他被父母送到上海拜在舅舅门下学艺。出师后,他曾跟随舅舅在上海南京东路的培罗蒙西服公司工作多年,直到公司公私合营后才返回故乡,凭自己爱唱歌会弹琴当上了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社会原因,他从没想过利用自己的手艺赚外快谋私利。直到改革开放后,很多人慕名上门想拜师学艺,他才利用长病假在家偷偷开办起裁缝训练班。根据他在囚车上回忆,非法谋利大概有一千多元,最后在经检科副科长的指点下,以“非法谋利一千五百元”签字画押。
以上就是这位业务员“诈骗二千元”“非法谋利一千五百元”的犯罪事实和经过!——
尽管和公司老总的“空对空”相比,这位业务员确有诈骗和非法谋利的情事。但第一他是主动坦白交待;第二虽然他押回经检科就被批捕了,但他还是写信让老婆按他承认的金额立刻进行退赔,而他老婆也在收到信的第二天,就把家中二千多元存款和彩电冰箱洗衣机送到了检察院。因此,根据中国司法机关挂在墙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量刑标准,对这位业务员的最后判决和量刑,还是属于“葫芦僧判葫芦案”!——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过很多司法刑案,也见识过很多葫芦僧葫芦案,然而像如此葫芦的葫芦僧葫芦案我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因此在经检科的公司结案通报会休息期间,我特意来到经检科诸科长面前,一本正经问他:诸科长,你在我们公司两位被判刑人员的公诉量刑书上签字后,回到家会不会有心不安或晚上难以入眠的情况?
结果这位长得活像《地道战》中汤司令的经检科科长,瞪着他的蛤蟆眼望了我一会,然后突然牛头不对马嘴地蹦出一句:请问你是不是党员?
我一愣马上反问:请问你是不是党员?
他笑着回答:我当然是喽!
我也笑着回答:你既然我当然就不会是喽!
从诸科长脸上不难看出:如有可能,他恨不能立刻给我签发一张拘捕证!——
然而我也就只能和他们打打嘴仗过过干瘾,对于真正发生的一切,屁用也没有!------
后记:大概过了十年,我以外商身份到深圳特区投资皮服公司。由于那位名作家也定居在深圳,因此我在他家遇见了两位出狱后也到深圳闯码头的“劳改释放犯”。当时,那位昔日的老总已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号称能在全世界融到资的“国际金融融资公司”的董事老总,而那位红帮裁缝的传人,也成了一家港资服装公司的执行厂长。因为交谈之下觉得对方都不是十分靠谱之人,所以我并没和他们保持来往。
两年后,那位名作家告诉我,说两人都出事了。那位融资专家因为到处骗取企业和个人的所谓融资活动费,累积起来已超过了百万,因此不久前在云南被捕。而那位港资公司的厂长,则在去年年关前利用老板对他的信任,带上厂里用于年底发工资奖金的二十万元现款不辞而别,结果被特区公安追到老家逮捕归案!——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