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南海外交宣传策略进行反思 / 黎蜗藤

      作为一个研究南海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学者，我对每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总是非常感兴趣。这个对话会以政要、学者和传媒共济一堂的形式，以非官方（或者半官方）的姿态把南海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拉到了圆桌之上，力图让各方畅所欲言地表达和交流他们的观点。

    由于这个对话会并没有“官方”这两个字眼所体现的严肃面孔和条条框框，所以各种观点，尽管可能是不合理甚至偏激的观点，都能在会场上出现并产生碰撞。但也正因如此，也正好能让各方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展示自己的理由，和力图说服不同意见的参与者。

     本届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同样在一片坦诚与热烈的气氛中落幕。以往中国对此论坛的参与程度一直不高（和其他国家相比），但在这次会议中，中国派出了以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中将为首的代表，提升了规格，其目的无疑是希望更好地在东南亚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在南海的姿态发声。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展开了很大的舆论攻势，其中最相关的有四个：第一是在国际范围内对日本展开了“谁是伏地魔”的批判；第二是宣传中国是一只“文明善良可亲的狮子“；第三是对东南亚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构想；第四是提出“亚洲的事务应该由亚洲人处理”的中国版门罗主义。中国的宣传目的无疑是要在南海问题上展示善意并把美日排除出南海问题之外。

   但是，在作为衡量这一年外交宣传成果的指标之一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在过去一年的外交宣传努力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形式反而更为较上一年对话会的形势恶化。

    在上一届对话会上，尽管会前的气氛是紧张的，但是在会议过程中各方都表现得相当温情脉脉。外国代表并没有对中国点名，而中国代表也提出了南海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继续“搁置争议”的观点。这表明，在上一年，各方对南海争议还基本是平心静气的。

    但是，在本届会议中，这些温情脉脉都被更趋激烈的言论所取代。

    首次作为日本首相出席该会议的安倍在30日晚间的开幕式发表基调演讲，考虑到中国，12次提及了基于国际法的“法律支配”。安倍在发言中强调在南海问题上应该遵从三原则：“相关国家应该在国际法的框架内提出自己的主张，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努力以和平手段解决纷争。这是必须遵守的三个原则，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并不点名地批判中国：“企图不断造成既成事实，从而使现状改变成为固定化的行为理应遭到强烈谴责”。在演讲后的提问环节，安倍被中国军方干部问及历史认识时回答称，“在对过去战争的沉痛反省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如今和平、民主的日本，对此深感自豪”，各国与会者响起热烈掌声。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更加点了中国的名：“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领土，正在造成地区形势不稳，中国和相关国家的纷争威胁到东亚的长期进步。”，并表示“当国际秩序基本准则遭到挑战的时候，美国不会视而不见。我们将坚持这些原则。”

   在中国最后一天的发言中，王冠中则脱稿指责美国和日本：“是美国和日本联起手来咄咄逼人，而不是中国。”并为中国辩护：“中国从来没有以武力威胁过任何国家，从来没有主动挑起事端，当然，中国也绝不接受他国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等旗号挑事闹事，为一己私利把地区搞乱。”

   从场下的反应来看，与会者对日本首相和美国防长的认同显然大大超出对中国副总参谋长的认同。在前两者发言后的问答当中，提问者的态度多是肯定他们对南海事务积极参与的立场，而在后者的问答当中，则是继续追问中国的真实立场。以致在整个会议中，香格里拉对话会几乎变成了中国vs各国的会议，就连中国的“准盟友”俄罗斯代表也对中国的声援极为有限，他在讲话中花了大部分篇幅在和南海无关的“颜色革命”上，仅仅指出在南海问题上，各国一律平等，并应该以运用现成的对话机制解决争议。他的发言，与其说是俄罗斯对中国的支持，还不如说为自己在乌克兰行为的辩护。

     我们还注意到在会场之外的同期其他声音。菲律宾与越南继续在南海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在话下。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更是明确指出南海的事务不是中国和部分国家双边的事务，而是东盟和中国的事务。印尼外长Natalegawa在此会召开期间更是强调：“南海不能成为一个中国湖”，并承诺要大幅增加军事预算以“平衡”在此地区的安全格局。可以说，在东盟最重要的四个国家（印尼，人口最多面积最大GDP最高综合实力最强；新加坡，唯一的发达国家；越南，军事实力最强；菲律宾，唯一与美国有互相协防的军事联盟），其立场已经相当趋向一致。

    可以说在整个会议中，中国代表的任务并没有成功：中国既没有能在会上说服其他国家的代表，也甚至没有能进一步澄清中国自己的立场。比如在最为引人瞩目的南海九段线问题上，即使在这个非官方的场合，中国还在继续打太极，没有明确中国的对九段线的解释。

     当然，正如我在一开始说的，在这个非官方的论坛上坦诚相对并非坏事，但我们也确实看到了经过一年时间的舆论战和外交战，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愈趋孤立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由得不让我们反省，到底中国为什么在外交舆论战上经常性地处于下风。

     就在年初，我写过一篇《为什么中国在伏地魔论战上无法占上风？》一文，里面指出中国在这场对日的舆论战中将不会是赢家。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我的结论基本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中国在这一年内和日本互相在各国“挑拨离间”，最后被证明日本“挑拨离间”的功夫更胜一筹。在东南亚这一块，日本日益被各国视为重要的“再平衡”的力量而欢迎；在美国眼里，日本对集体防卫权的解禁是被欢迎的；在欧洲的眼里，日本也被视为可靠的同盟。

     并不是日本人的游说功夫更好，原因很简单地只有两个：第一，中国的着眼点在于历史，日本在过去70年来都是一个和平国家，中国再反复提70年前的恩怨又有什么用呢？而日本的着眼点在于现实，现实是如何才是各国最关心的；第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一再表现出单边主义的行为（防空识别区，南海休渔区，赤瓜礁建人工岛和西沙争议海域勘探等等），而日本却一再强调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第三国，你是欢迎一个守规矩的同学呢？还是欢迎一个崇尚力量的同学呢？

     中国鹰派传媒不合时宜的鼓噪也是重要的因素。每每国家领导人发表善意的讲话之时（文明可亲的狮子，命运共同体等等），各种主流的鹰派传媒就置讲话的百分之九十九不顾而强调当中的一两句话（“捍卫国家利益”、“不惹事也不怕事”等等），在各种宣传中营造极为强硬的姿态。就连奥巴马发表的被广泛认为是极为软弱的西点军校讲话时，国内传媒也居然能把它歪曲为“美国强硬表态要在南海动武”之上。这些国内传媒，惟恐天下不乱，一天到晚炒作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已经偏离了领导人发言的本意。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现在这个社会并没有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的区分。偏偏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传媒性质的理解，这些言论也被广泛被外界解读为官方的强硬态度，从而更加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这些鹰派媒体的所作所为全面地抵消了一些正面的外交宣传工作所作出的努力。

    此外，在战术上说，中国专家缺乏让别人可以接受的方法展示自己的理据的能力也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难以服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平心而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方面亦有相当的理据。但问题是，中国从来没有把这些理据用让世界信服的道理说出来。中国方面的逻辑经常和世界的理解有难以沟通的困难。

     以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军官的发言为例。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会议的中将姚云竹对哈格尔发问关于钓鱼岛的立场。她认为：

     “他（哈格尔）虽然说美国在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却把钓鱼岛的管辖权纳入了日美安保条约范畴，把管辖权和主权实际上变成了相同的东西。按照他的逻辑，韩国对独岛拥有现实管辖权，而且也受韩美安保条约的保护，日本就没有理由对其再申张主权。”

     关于美国在钓鱼岛上的立场美国已经重复过无数次，也有不少专家分析过无数次。这就是美国在“最终主权”上持中立态度，但是其管辖权现在属于日本，任何一方不得以武力改变现状。

     “管辖权和主权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上的中立并不等于美国在（可能的）中日钓鱼岛冲突中保持中立。美国鼓励中国和日本以和平及符合国际法的方式解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日本就是这样和韩国交涉的，日本亦屡次向中国提出根据国际法解决钓鱼岛问题），但不能通过胁迫和武力的方式。

    这个再三阐明的浅显道理居然被姚中将所不能理解。我不怀疑姚中将在军事方面有足够的能力，但是在这个逻辑上的认知缺陷却使她的逻辑难以被其他国家的专家所接受。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王中将在问答环节的发言。王中将在7分钟时间内对中国九段线的回答可以用令人“抓鸡”来形容，单是他用了足足一分钟的时间去反复表明他“仅仅”拥有七分钟的发言时间就令人抓狂。

     在回答问题时，王中将又反复重提了诸多各国所不能认同的“事实”：

     比如，他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主张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从2000多年前的汉朝就开始发现和逐步完善了对南海、特别是南沙诸岛礁以及相关海域的管理。”

     这点就难以让各国信服。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早，更不可能从2000年前就开始。“开始发现和逐步完善”这个字眼掩盖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实际控制和主权主张都很晚的事实。其实，中国直到1909年才第一次声称对西沙的主权；而南沙的主权是由法属印度支那在1930年最先主张的；英属文莱政府在19世纪后期已经有对南沙部分岛屿实施有主权管辖性质的举动；菲律宾对黄岩岛的实际管辖亦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仅仅强调中国在南海的“传统权利”而不理会南海也是周边国家的历史悠久的生命之海这种说辞是不符合事实的。

        比如，他说：“关于南沙群岛包括西沙群岛及其相关海域，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周边国家并未对中国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提出质疑，只是在1970年代以后才出现这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海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这方面的历史，诸位可以去查。”

     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查一下历史就知道了，越南（法属印度支那）早在30年代已经提出对西沙和南沙的主权，一直不间断地坚持这个立场到现在；而菲律宾在1946年也提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说什么1970年代发现石油后才出现这个问题显然是罔顾事实。

     比如，他又说：“在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侵占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1946年，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从侵略者手中收回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1948年划定和宣布了现在所说的九段线。”

     事实上，无论《开罗宣言》还是《波茨坦公告》都没有提到西沙和南沙问题。所谓中国根据这两个文件收回了这两个群岛也因此是没有根据的说法。所谓“划定和宣布了现在所说的九段线”也是似是而非，中国是划了这么一条线，但从来没有说这条线是个什么东西。

     可见，王中将的短短几句话中几乎所有观点和描述都无法和与会者找出一丝共同的立场。在连基本共识也缺乏的情况下，也难怪与会者对这些说法基本无法接受。

 

     我不认为国内专家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在国内专家的“研究”，面向的对象几乎都是国内的领导和群众。他们大部分在发表意见或者文章的时候，都倾向挑这些对象喜欢听的话来说，而不顾那些“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的事实，那些理论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在国际法上站得住脚。

     国内缺乏在公开场合发表另一面意见的空间，也缺乏能够就这些问题公开辩论的场合。这些专家也没有和外国专家直接“辩论”的责任，因为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法在国际场合解决这些问题的意愿。这使这些专家在“温室”中发展而成的理论往往缺乏在国际上的说服力。久而久之，这些还变成了国人甚至领导心目中“理所当然”的真理。在此一厢情愿之下，难怪这些理论无法和周边国家找到公约数。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专家不能继续采用这种面向国内的姿态来研究东海和南海问题，而是应该更多地认识外国的理论，换位思考外国的立场，方能调整自己的理论，达到更好地和邻国沟通与说服的目的。

     当然，这些问题到最后还是归结到一点，这就是中国愿不愿意和邻国根据国际法解决领土与领海的纷争。不愿通过国际法解决这些纷争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长期处于下风的根本原因。你一边说自己有理，一边又不肯和别人讲理，这怎么能说服自己是有理的一方呢？

     事实上，很多国人也对中国不愿以国际法解决纷争感到不解。对此很多历史和国际法“专家”常常在国内宣传国际法是针对中国的。根据他们的说法，尽管中国对这些争议有着“无可置疑”的证据，但是一旦走上国际法的途径，中国还是会输的。因为，国际法是“西方人”制定的，国际法庭是“西方人”把持的。因此，中国在国际法庭上必定会失败。

     我不明白，如果一个国际法专家研究了一辈子国际法仅仅能得出一个“国际法是没有用”的结论，那么他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这些专家难道不是应该渴望在属于自己的战场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吗？

     事实上，这种冷战思维是很可笑的。这罔顾了国际法庭不是西方人把持的事实：它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法官所组成，法官名额基本上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而分配。作为五常之一，中国经常性地担任法官的职务，而中国人史久镛还曾担任院长。这也罔顾了和南海问题最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两个国际法：《联合国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有中国深度参与制定的事实。

    现在，连在国际社会上属于“矮穷挫”的越南也正准备拿起法律武器，这更加令人质疑属于“高富帅”级别的中国还在坚持拒绝以法律为解决途径这一原则的正确性。

    王中将的认识肯定不是他自己研究得出来的结果，而是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这就牵涉到国内专家或者“智库”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