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校长丈夫不接受宋彬彬道歉 凶手仍逍遥法外 裕雄

经历了几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国百姓终于等来了对文革受害者的个人道歉。 在红二代中，继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诚恳道歉，认真反思之后；2014新年伊始，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和刘进等人也向当年被她们批斗的学校领导与老师道歉，成为海内外的爆炸性新闻。
    　　
    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长被学生殴打致死，紧接着校文革学生领袖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这是文革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如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所说，“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杀害的时候，……，文革以‘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来杀人的时代开始了。”而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并对宋彬彬说‘要武嘛’，更是一声全国范围的暴力与杀人的号令。这就是宋彬彬道歉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
    　　
    非常遗憾，读了宋彬彬的八百字道歉信后发现，洗刷与辩白多于愧疚与忏悔。
    　　
    笔者本人也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高宋彬彬一届，与她认识但不熟悉。七年之前曾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良知与责任——纪念卞仲耘校长遇难四十周年”，署名‘裕雄’。后又与同班同学华欣一道，倡议为卞校长塑立铜像。尽管我们多数人手上没有血，但身为‘喝狼奶长大的孩子’，谁心中没有愧疚？！我在文章中写到，“让我们这代人肩负起责任，告诉后代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的迷茫，错误甚至罪过，以及我们的觉醒。让我们为社会的进步尽一份力，以补偿卞仲耘校长和其他千千万万殉难者的牺牲于万一。”由于身在海外，我们两人未能参与具体工作，塑像从捐款、制作到安放仪式，都是由高宁、刘蓓蓓（已故）和罗治等人主持的。整个过程的基调，尤其安放仪式所呈现的，始终是‘忏悔’二字。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为毛主席献红卫兵袖章
     　　
    宋彬彬反而不同。几十年来，‘委屈’是她的主调。通过这次道歉她所传达的，第一，她没有参与暴力活动；第二，她没有改名‘要武’；第三，她一生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作人’的原则。
    　　
    作为对真相有所了解的校友，第一、第二条笔者不但相信，而且理解她有委屈。但第三条，一面道歉，一面信誓旦旦地美化自己；却令人不能不怀疑她的诚意。及至在互联网上看到她与张玉凤等人共祝毛诞的消息与照片，方知她一直是忠实的毛左，遂疑团顿释。
    　　
    宋彬彬不只一个人。几位女附中校友长期以来为她辩护，并多次攻击第一个写出真相、同为校友的王友琴博士。王友琴对于文革研究的奠基性贡献，已经载入历史。关于卞校长之死，她指出的是宋彬彬的责任，从未指控宋本人参与了暴力打人。她的文章在某些细节上或许有出入，需要修正和改进；但在基本事实和结论上，则不但正确，而且尖锐、深刻。宋彬彬和她的辩护者，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纠缠于枝节来掩盖整体。
    　　
    以下道理希望宋彬彬和其辩护者们能够明白：
    　　
    第一，宋彬彬乃文革初期的学生领袖。叫‘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也好，‘红卫兵负责人’也罢，没有本质区别。众所周知，所谓‘红卫兵’，是文革（主要是前期）参与造反的青年学生的统称，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宋彬彬给毛泽东带的，不正是红卫兵袖章？对其身份名称纠缠不休，除了辩论中抓对方的辫子外，有什麽意义呢？
    　　
    第二，工作组时期学生中的掌权人物，工作组撤走之后可能风光不如往昔，但仍然是学校唯一的掌权者。卞仲耘遇难前后全校范围内对校领导的批斗、卞校长死亡的宣布与处理都是她们决定并执行的。追究其在该事件中的责任理所应当。
    　　
    在此抄录卞校长丈夫王晶垚保存多年的一份知情人谈话记录：
    　　
    刘进在广播中这样讲：“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种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段话所透露的信息，与刘、宋道歉中‘阻止不力’、‘没有保护好……’的轻描淡写形成巨大反差；她们在学校中的权势亦一目了然，证明‘权力真空’实属谎言。
    　　
    第三，抛开卞校长遇难事件不论，宋彬彬等作为文革打手整人、迫害人的历史事实无法否认。对一个在文革中呼风唤雨、荣极一时的学生领袖，在全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堪的一笔；要求她作出诚恳的道歉与深刻的忏悔，不更是天经地义麽？
    　　
    文革结束后，宋彬彬等人侥幸地未曾受到惩处。蒯大富等大学文革领袖们付出的，可是多年铁窗的代价。过来人都明白，文革中的大学领袖皆为平民出身；而中学领袖和打人杀人者，多为红二代。并非后者罪行轻于前者，其刑事责任其实更易于认定；然而后者不但逃脱了惩罚，而且很多人后来平步青云，身居高位。这正是中共不肯清算文革的隐情之一。
    　　
    第四，据报道，卞校长家人拒绝接受宋刘等人的道歉。这是为什麽？怎样做才能得到受害人的宽恕？宋彬彬又如何洗刷‘冤屈’，撇清‘杀死七、八个人’之类的谣言？
    　　
    第一位的当然是事实真相。没有真相，谈不到宽恕。其实局内人早已知晓：哪几个学生致卞校长于死地，夺命的最后一击出自谁手？然而，真相被刻意隐瞒，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四十八年了！为了替妻子讨还公道，王晶垚老人奔走呼号，泣血力争；你让他如何接受一个不明不白的结果？正义又怎能伸张？！
    　　
    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日，就是宋彬彬‘打人杀人’罪名洗刷之时。我们希望知情者揭发，更盼当事人良心发现，主动坦白。惩罚也许会有的；然而接受了惩罚，也就卸掉了包袱，得以在人生路上再出发。
    　　
    宋彬彬道歉了。尽管诚意有限，毕竟为清算文革打开了局面。 更多的人会勇敢地站出来。同时更重要的，如不少人所指出，中国百姓期待着对文革的彻底清算，和国家的正式道歉。
    　　
    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发动领导，目的在于以青年学生开路，利用民众力量来打倒政敌——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为此不惜将整个国家搅个天翻地覆，不惜夺去千百万人的宝贵生命。至于刘邓，既是受害者，亦是害人者。刘邓领导下的工作组，对各级领导和群众按左、中、右排队，整肃，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是第二次反右。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毛泽东正等着抓其把柄，一举打倒呢。
    　　
    卞校长遇难，正处于刘邓与毛此消彼长的过渡，使事件更显复杂，扑朔迷离。事实是，卞校长先被刘邓路线整肃，后死于毛泽东教唆与支持的暴力狂潮。与此同时，由于其特殊的出身背景和主动积极的表现，宋彬彬为刘邓工作组倚重在先，变成毛泽东的暴力符号在后。她之被钉上‘历史耻辱柱’，和王友琴毫无关联。
    　　
    文革对人的迫害规模空前，残酷至极。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整肃，被打倒，被迫害致死。整个国家几乎无人不受波及，不是受害者就是加害者。即使旁观，也免不了违心地呼几句口号，令受害人痛彻心肺。卞校长是无数文革受难者的一个代表。她为共产党的事业奉献一生，却被其政治风浪无情吞没；为青年一代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最后竟惨死在学生手中。
    　　
    “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宋彬彬此话说得很好，我们希望她身体力行。
    　　
    在‘良知与责任’一文中，我这样写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九四九年以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斗争哲学泛滥，道德标准颠倒，人类的同情心泯灭；加上宗教般狂热的造神运动，和血统论的推波助澜；文革只是这一切合乎逻辑的总爆发。文革是思想奴役的结果，是人性扭曲的必然。成年人尚且把握不住自我，何况这样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可偏偏文革之初，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将尚方宝剑交给一群不知人间疾苦，优越自负的贵族子弟；导致了一幕幕的人间惨剧。”
    　　
    “经历了文革的大起大落之后，我们忽然发现，神是不存在的。其实真神在我们心中，那就是人类的良知。只要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人生之路就不致大错。”
    　　
    愿以此与女附中校友共勉。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