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讨论安乐死立法问题

德国讨论安乐死立法问题

作者:谢盛友

2015 年秋季，德国联邦议院将一读主动安乐死法草案，这次的表决不受议会团纪律的限制，也就是说每个国会议员按照自己的智慧和态度表决，可以不与党内议会团意见 一致。此前于2015年6月1日举行了一次立法辩论，参加辩论者包括卫生部长，基督教主教，正反两方面的医师，高级法院法官，还有联邦政府思想库保守派德 语专栏作家谢盛友。

谢盛友在发言中指出，孔子“生事尽力，死事尽思” 是儒学伦理道德“孝”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这句话表达的是，父母健在时，作为子女尽可能效力﹔父母临终时尽可能在病床边，握着逝者的手，思念着养育之恩。 深受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熏陶的他，呼吁扩建临终关怀医院，阻止安乐死立法。

安乐死一词（euthanasia）原是希腊文，由good 及death二字根组成，即“好死”或“善终”之谓。古希腊所理解的安乐死完全没有现代的意义，亦即医生为了减轻痛苦，而对死亡过程进行的干预。德国学者 不太喜欢用 “Euthanasie” （安乐死）一词，而宁以 “Sterbehilfe”（死亡协助）取代之。

目前医学界对“安乐 死”无统一的定义，不过在操作层面，主要可分为：主动安乐死（Active Euthanasia），主动为病人结束生命（例如透过注射方式）。被动安乐死（Passive Euthanasia），被动安乐死是停止疗程（例如除去病人的维生系统或让病人停止服药），使其自然死亡。

以荷兰为例，目前在荷兰要执行安乐死，须出自病人意愿，且有医生证明病人正处于“不能减轻”和“不能忍受”的痛苦中，医生和病人之间也得先达成共识，确认安乐死已经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德国至今禁止主动安乐死，却视情况而定允许被动安乐死。重症病人可以以口头形式或者书面形式要求被动安乐死。当病人因病重无法表达意愿时，其亲属可以代替他做出决定。

安 乐死概念在历史发展中被赋予过许多不同的意义。从法律上来说，各国法律基本上都反对安乐死，视安乐死为所谓的受嘱託杀人或加工自杀，属于杀人罪或谋杀罪。 安乐死定义在理论上适用于自杀或他杀两种情形。但在实际上，安乐死一词一般是用于后者，指医生对末期病人或伤患所施行的致死作为或不作为。依此，安乐死是 他杀或致死他人。在这个意义上，安乐死不再是古希腊所谓的好死或善终的死亡状态，而是指促成这种好死的方法。

要精确地评价安乐死，还必须 注意到安乐死的几种不同类型与区分。首先要谈到的是，随着当事人对安乐死之接受与否，可以将安乐死区分为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即安乐死的对象自 己愿意或希望安乐死。各国安乐死或“尊严死协会”所推动的安乐死多属此类。安乐死意愿之表达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病危当时为之。这必须以病人意识清楚，能作 决定为前提﹔另一则是事前表明。近十几年欧美各国逐渐发展出的预留医疗指示、生存意愿预嘱或预立代理人等。这些方式之产生，是因为顾虑到，在病危或突发意 外时，当事人可能丧失意识，而无从表达自己的意愿。预留医疗指示及生存意愿预嘱，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头脑清醒、理智健全时，用书面表示的，关于临终医护的原 则性指示或愿望。 预立代理人则是病人赋予他人的一项授权，当病人失去能力作医护措施之抉择时，此被授权者可以根据病人的生存意愿预嘱，代替他作医疗方面的具体决定。

非自愿安乐死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没有表示或无法表示意愿的无意愿安乐死﹔一是违反当事人意愿之安乐死。无意愿安乐死不一定是违反病人意愿（例如昏迷、痴呆或儿童），因为病人的意愿无从知悉。
什 么是病人的推定意愿？在非自愿安乐死中，违背病人意愿的安乐死不道德，没有什么伦理的争议。有争议的是那些未表明意愿的无意愿安乐死，例如未留下生存意愿 预嘱或预留医疗指示而失去意识的濒死病人或伤患；又如无法表达意愿的婴幼儿或智能不足者等等。基本上，病人若无判断或意愿能力，医生的医疗措施只能依循非 委託之医事规则而行，也就是依循两项判准：一是病人可能的推定意愿，二是客观的诊断与预后。

基督教主教视安乐死为加工自杀，属于杀人罪或谋杀罪，她以《圣经》十诫为律法，生活和信仰的准则，呼吁阻止安乐死立法。因为第五诫《毋杀人》的法律条文在基督教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推定病人可能的意愿时，医生首先注意，不将自己的意愿投射，当成是病人的意愿。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一个愈来愈看重生活品质甚于生命尊严的时代趋势中，有不少医生常常不考虑病人或家属有什么意愿，就拒绝施予治疗，只因为他觉得病人的生活品质太差。

因 此，与家属商谈常常是必要的，特别是当病人未成年而有法定监护人的时候。当然，有时候医生可能会发现，家人或法定监护人的意见不一定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 此时医生有责任据理力争，甚至诉诸法律公决。最后，如果没有监护人或者情况紧急而医生必须自己作决定，那么应该採取的就是在疑惑中选择生命的原则，尽力维 护病人的生命与权益。

最重要的判准还是客观病情的诊断以及存活希望的预后。一般而言，诊断病情比预后要容易一些。预后涉及的因素比较複 杂，有许多也不完全在医学知识的掌握内。如果预后清楚显示，病人没有存活希望，不可逆的死亡过程已经开始，那么，医生处置的重点将不再是在量上延长生命， 而应在于如何提升濒死者残存之生命品质。 此时，道德上许可医生中断那些无效的治疗方式，或带给病人及他人过重负担的特殊医疗措施（例如造成病人痛苦或家人经济的重大负担）。不过，痛苦的症状控制 （例如止痛、止喘），以及基本照顾（例如营养、喂食、注射、输血等生理性照顾，以及心灵及感情方面的支持等），仍应该慷慨大量地给予。
安乐死合法 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荷兰所开的先例是否可行，就尚待进一步的观察与历史的检证。此外，即使从微观的道德角度能够达到安乐死，在某些少数个案中的可能 性，也并不意味着从宏观的社会角度看来，安乐死合法化是可行的。就立法技术而言，安乐死合法化是否会遇到一些不容易解决的困难，并且，这样的立法是否会衍 生出难以防堵的弊端，及对法律的滥用，都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国情的不同必须是立法的重要依据。以荷兰为例，它有与德国不一样的地方：

荷兰的医疗服务在全世界来说，可以说是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95%以上的老百姓有私人医疗保险。长期疗养也包含在保险范围内，而且涵盖没有私人保险的少数人民。缓和医疗非常进步。几乎每一家医院都有疼痛控制及缓和医疗中心。与之相较，其他国家的类似中心少而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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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曾用名：谢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德双语专栏作家，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班贝格民选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