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阴影】--从人格看古代文坛巨人（4）范仲淹 欧阳修

（作者：Yi Yang）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入大宋王朝，中国古代文学迎来了继唐代之后又一个辉煌的时代。宋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地位与唐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统治阶层对知识分子的优待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也投桃报李，不仅把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更为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立下不朽功勋。

范仲淹和欧阳修，就是北宋初期文人从政的杰出代表。他们二人在文坛和政坛上是如此优秀，不仅显赫于当时，更彪炳于后世。

宋代，对文学，乃至整个文化领域，都是一个浓墨重彩的时代。但同时，宋代又长期为人误解，似乎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让人难以启齿的一个。因此，在品读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同时，也要多花一些笔墨，还原一个真实的宋代，尤其是北宋。唯其如此，才可能给宋代文人的人格和作品，树立一个准确的坐标。

每个朝代的文人，都会群体性地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在国际化的、开放的唐代，知识分子尽管有着所谓的盛世精神，但是与面临的生存环境、政治环境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的不统一，极易导致人格与作品之间产生严重背离。这种情况绝非仅只李杜韩柳，唐代大家中比比皆是。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再也没有摆脱藩镇割据的泥潭，直至黄巢起义，帝国崩塌。其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军阀混战，山头林立，城头变幻大王旗。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给中华大地带来深重灾难，直至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再度统一全国。亲历割据时代的赵匡胤，为避免大宋重蹈覆辙，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军事制度，且对宗室、后妃、外戚、宦官等四种政治势力极力抑制。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为起始，选择 “与士大夫治天下”，视其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使得士大夫势力在政坛上一枝独秀。宋太祖甚至立下誓碑，不许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足见其厚待文人之志。这种治国基本方针被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宋朝历代皇帝所遵循，从而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文治时代。

受《水浒传》、《岳飞传》、《杨家将》等小说影响，我们一般认为大宋是个无比糟糕的朝代。武力孱弱是大宋军事制度的必然反映，但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如果换个角度看，结论却恰恰相反。

宋代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实行兴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政府引导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投入商业手工业中，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赵匡胤曾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手工业高速发展，商业极为兴盛，由此宋朝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和银行（钱庄）。

这些变革使得宋代（包括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遥遥领先于其他朝代，皇权时代中只有清代后期勉强达到宋代平均水平，而其人口数量却数倍于宋代，可见宋代人均产值之巨。这还不算，宋代GDP的构成更惊人，作为农耕国度，农业产值只占不到三成，而工商业竟然贡献了70%的比例，商品经济之发达，足以令其他朝代望其项背。

虽然宋代由于外战成绩糟糕而口碑比较差，但黎庶富足，CPI长期保持较低水准（苏轼贬黄州时曾感慨，上好的猪肉，价格有如泥土），人民生活水平比历史上那些所谓的盛世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史书和小说中，我们每每看到宋代社会呈现出一派娱乐项目花样百出、精神食粮供不应求的景象。宋代从诗词文章、史学哲学、琴棋书画、医学茶道，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纺织、陶瓷，乃至航海、造船、工艺、农技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后难企及的高度。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最富裕的朝代。因此，不要轻信《水浒传》里民不聊生的鬼话，更不能轻信宋江如不归顺必将扫平大宋的臆想，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外族颠覆而非内部瓦解的统一政权（明代要记在李自成帐下），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

根据史料，宋代的农民起义次数和规模均远远落后于其他朝代，无论是被吹上天的水泊梁山，还是方腊、李顺王小波，兵力不过数万，地域从未跨省，足以说明宋代没有从内部被颠覆的群众基础。

我们熟知的唐宋诗词也有着绝妙的反差：顶着盛世光环的唐朝，诞生了杜甫这样的现实主义诗人，写下了大量反映民间凄惨生活的诗；众口抨击的宋代，却基本没有这类诗人，倒是产生了一大批陆游、文天祥这样力主抗击外寇的血性文人。

我们常常说起的盛世，有两个基本条件：国强和民富。从文景之治到康乾盛世，细览历史上的所谓盛世，国强者民不富，民富者国不强，真正两者得兼的，国强如贞观，民富如两宋，历数两千年而不见其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哀。

富而不强的北宋政府，有两个重要的基本国策。其一是岁币，即每年向邻国进贡，花钱买和平；其二是公务员的高俸禄高福利。

广受诟病的岁币，其实是很大误解。以《澶渊之盟》为例，当时大宋的岁入，大约是一亿两白银，岁币为十万两白银、绢二十万匹，即便仁宗时又有所追加，岁币仍是杯水车薪。这还不算，关键在于其中的两国开展自由贸易条款太厉害了，大辽除了卖羊卖马，几乎没有任何产品可以输出给宋，而宋朝的每一种商品，都是辽需要的。而且，当辽国发现卖马使大宋骑兵骤增之后，萧太后下令卖马者诛族，如此一来，辽宋呈现出更加巨额的贸易逆差。当年的货币战争，不但使辽国把岁币收入赔得底儿掉，还要数倍倒贴。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澶渊之盟》之得失，怕是未必如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吧。

俸禄方面，史料表明，宋代公务员工资之高，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以宋代官员中俸禄最高的包拯为例，有好事者按照贵金属价格测算，月薪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五万元人民币。如果加上物价因素，实际购买力更将是个惊人的数目，别的不说，对比一下猪肉价格吧。

随着重文轻武政治路线的确立，北宋政府进一步深化了科举制度。其中最为引人侧目的，就是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同时，宋代废除了“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誉录之法以严格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行为，保证了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为防范家族势力做大（即所谓“势家”），政府有意识地通过科举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甚至不惜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公平”原则。宋史中常有皇帝劝权贵子弟莫与贫寒者争仕途的事情，结果通常是贵族子弟“皆罢之”。

这样，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主体部分。他们出身寒微，没有势家背景，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这就是中央集权在士大夫阶层的体现。

说到中央集权，通常让我们感到不民主，而中央集权度最高的宋代，却恰恰是封建社会中最民主的朝代，君臣互不相让，官员修改皇帝诏书之事，在宋代屡见不鲜。

政策导向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使得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壮大，科举取士的人数随之水涨船高。从太祖时期的每次几十人，到太宗时每次的二百多人，到真宗时，一次录取进士就达六七百人，而且对屡试不第者大开绿灯，凡应试五场者，就算未中也可获得进士称号。知识分子如果有幸赶上这个时代，只要身体好，有耐心，都可成为公务员。更有甚者，中高级官员倘若退休或身故，其直系、旁系亲属，有时甚至门人都能到政府工作，此谓“荫补”，简直就是升级版的接班制度。

如此宽松的科举和吏制，造成北宋初年公务员泛滥，称作“冗官”。

当冗官遭遇高俸禄制度，一方面导致公务员队伍鱼目混珠效率低下，另外，再高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无法应付如此之高的财政支出。因此北宋政治经济改革一直没有间断过，绝非仅只众所周知的王安石变法。

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范仲淹登上了历史舞台。

范仲淹是个超人。

作为忠实儒家信徒的范仲淹极富传奇色彩，他以正统儒学为准绳，在学术和生活上长期磨砺自己。套用今天一句恶俗的话就是：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范仲淹的励志故事不胜枚举，每为后人津津乐道，影响极为深远。若论北宋后文人的偶像，范仲淹首当其冲，没有任何争议。

自幼丧父的范仲淹，成长之路异常坎坷，按照世俗的看法，其中不少都是“自虐”。比如“断齑画粥”的典故，以及拒绝同学施与的美食，安于白粥咸菜。要不怎么说范仲淹是超人呢？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犹胜孔夫子高徒颜回之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

真宗时期的公元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位于南京（今商丘，下同）睢阳的应天府书院（北宋时全国三大最高学府之一）免费就读，这对于穷困潦倒的范仲淹来说实属天赐。范仲淹恪守清贫生活，昼夜苦读，并许下了“或为良相，或为良医”的志向，成为后世儒生们前进的路标。很多金元明清的名医，都从中汲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公元1015年春，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1024年，范仲淹任江苏兴化县令期间，做了自己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与好友滕宗谅（就是《岳阳楼记》中的那位滕子京）一起，全面负责治堰建堤（后称“范公堤”），名震朝野，因而很快被调回京师任大理寺丞。

不久后母亲病故，范仲淹服丧于南京。南京留守官晏殊请范仲淹任教于应天府书院，自此，范仲淹每到一处，公务之余都会兴办公立学校，并身体力行，教书育人，不乏慷慨解囊资助贫寒读书人的事情。这期间，范仲淹写下《上执政书》,对政府的人才选拔提出尖锐意见，认为只重视科举而不重视基础教育，乃舍本逐末之举。《上执政书》标志着范仲淹成为封建社会最有作为的教育家，对宋代下层知识分子有着深远的影响。

公元1028年，服丧结束的范仲淹经晏殊推荐，荣升秘阁校理，相当于皇上的私人政治顾问，在宋代，这通常是为相的前奏。但是，其后八年里，范仲淹因直言谏议三度贬官，因地方政绩三度调回。范仲淹在诗中说“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贬谪不可易其志，与韩柳相比，有云泥之别。看似文弱之身，实则铮铮铁骨，这是北宋文人有别于唐代文人的所谓群体性格。

公元1040年，五十二岁的范仲淹戍边，抗击西夏入侵。范仲淹在西北边塞四年，打了很多胜仗，边疆形势转危为安，当地百姓歌颂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相比韩愈的“勇夺三军之帅”，范仲淹武功方面的贡献要大得多。

公元1043年，宋仁宗调范仲淹回京，决意变革。范仲淹上《条陈十事》，开始主持“庆历革新”，着手整顿吏治，改革朝政。

《条陈十事》直指吏制和科举弊端。吏制方面，大力精简官僚机构，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政绩品德调查；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则可能得到破格提拔。科举方面，一边重视基础教育，大量兴办公立学校，给下层人民以学习机会，一边在科举试题上下功夫，重点突出实用议论文的考核，使华而不实者淘汰，真知灼见者入围。

一如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庆历革新触及了方方面面盘根错节的利益，遇到强大阻力，范仲淹等因而遭到了守旧势力全方位的打击报复，致使革新最终失败，范仲淹再度贬谪地方。庆历六年，五十八岁的范仲淹在邓州写下闻名遐迩的《岳阳楼记》，为抒发自己改革失败的心情，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必须要强调的是，变革虽然失败，但是很多条款得以保留延续，这对后来北宋士风的转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以科举方面为甚。

公元1052年，范仲淹在调往颍州途中，病逝于徐州，终年六十四岁。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水浒传》夸宋江仗义疏财，在钱财数量和施与对象上跟范仲淹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在高俸禄的北宋，长期担任朝中要职，官至位极人臣的参知政事和枢密使的范仲淹，临终时穷困到如此程度，足见其风骨若何。

范仲淹死后谥文正，范文正公成为后世文人的偶像。范仲淹终生践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亚圣“养吾浩然之气”的训诫，重视儒家修身，视气节若黄金、钱财如粪土。嫉恶如仇，能言极谏，施政有方，兴学有法，文治武功皆有大作为，颇不负大丈夫之志。

范仲淹人格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刚直不阿、宁折不弯，这是他长期恪守儒家精神的结果，被视为“粹然无疵”的完人。但也正是这个完人，无法摆脱儒家自身的缺陷，导致一种完美的缺陷。范仲淹的一生，是奋斗和战斗的一生，先忧后乐，何其壮哉，然世之忧患漫无尽头，先忧后乐，不过尽忧无乐耳。

范仲淹虽然毕生信念执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但政治上主持庆历革新失败，仕途上几经沉浮大起大落，尝尽派系斗争之苦，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以其为首的改革派过于刚烈的团队性格。范仲淹精神上虽百炼成钢，正气浩然，然不知迂回不懂变通，只能无限扩大对立势力，最终与理想失之交臂。此乃国之不幸，更是己之不幸。

这位儒家的苦行僧，后世顶礼膜拜者众，效仿有成者寡，盖完人终罕见，超人不世出也。

欧阳修与范仲淹是北宋初年文坛政坛上交相辉映的双子星，他们彼此仰慕，相互提携，堪称一段佳话。

与范仲淹一样，欧阳修四岁丧父，童年很悲惨，幸运的是有位古代“四大贤母”之一的好妈妈，留下“荻沙教子”的典故。十岁时，偶得韩愈《昌黎先生文集》，手不释卷。这部书不受文体桎梏，言之有物，不仅深刻影响了欧阳修的文学理念，也由于欧阳修后来的文坛领袖地位，更影响了北宋文坛的发展方向。

欧阳修秉承韩愈言简意赅的朴实文风，坚决反对华而不实。有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时，与三个下属出游，见路旁有匹飞驰的马踩死了一只狗。欧阳修提议以修史方式记录此事，三个下属叙述皆冗长，欧阳修却道出区区六字：逸马杀犬于道。

欧阳修小范仲淹十八岁，堪称忘年交，二十三岁考中进士进入官场之后，十分仰慕范仲淹，但是仰慕的方式很匪夷所思，就是范仲淹有了施政举措，欧阳修击节叫好，范仲淹悄无声息的时候，欧阳修就措词激烈地写信，抨击范仲淹不谋其政。摊上这样的粉丝，范仲淹不玩命往上冲也难啊！

庆历三年，欧阳修任右正言、知制诰，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两年后，革新失败，范仲淹等相继被贬，其时新旧两派围绕范仲淹的贬谪争论不休，宋仁宗被吵得心神不宁，一怒之下诏命不得议论此事，欧阳修岂肯罢休？因《与高司谏书》为范仲淹抱打不平而被贬为滁州太守。

滁州期间，欧阳修写下了名篇《醉翁亭记》。

欧阳修的仕途象范仲淹一样，也是几经沉浮，数番贬谪。作为忘年交，欧阳修的脾气禀性与范仲淹还真类似，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别人贬谪不说哭天抢地，至少也垂头丧气，欧阳修不然，他不但大谈自己决不后悔前途依然光明云云，还以韩愈为例，痛斥那些虽敢于直谏、一经贬谪却哀求乞怜者。

爱其文而恨其志，欧阳修一分为二看待韩愈，泾渭分明。

不止是对韩愈，欧阳修对所有人都是这样，无论亲疏敌友。昔日仇人落到手里，仍然认真调查，发现没什么大过错，立刻放人。为朋友写墓志铭，决不稀里糊涂象多数人一样毫无原则地赞美夸大，为求客观不惜得罪朋友家人。在欧阳修的眼里，恩怨情仇大不过自己心里的那杆正义之秤。这一点，欧阳修比范仲淹要好，范仲淹号称完人，其实也不是没有污点，好朋友滕子京贪赃枉法坑害百姓，范仲淹不仅积极护短，更在《岳阳楼记》中鼓吹什么“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令后来的司马光很不以为然。

欧阳修四十二岁那年，仁宗爱其才华，召回京城，又觉得欧阳修这个人政治上是个刺头，不容易驾驭，于是给了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官衔，欧阳修一边兴学修史，一边负责科举。这期间，欧阳修已成为北宋文坛领袖，通过科举这一枢纽，彻底扭转了北宋文风，提携了一大批优秀文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北宋文坛、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如苏轼兄弟、曾巩等。

由于政绩卓著，受仁宗再次提拔，官位扶摇直上，直至参知政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政治理想始终难以实现，萌生退意，多次辞职，仁宗不准。英宗即位后仍多次上表请辞，亦不准。

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96年），王安石变法，当年的革新派欧阳修，因反对青苗法，再次请辞，为保障变法顺利进行，宋神宗批准，赐太子少师，赴任蔡州。熙宁四年，辞掉全部官制，闲居颍州。

晚年的欧阳修，政治上不能施展抱负，屡遭陷害，虽皇帝垂怜，却因刚猛性格不容于朝堂。回归田园，以“书一万卷，金石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吾老于其间”，而自号“六一居士”。但欧阳修毕竟不是陶渊明，醉翁之意既不在酒，又岂在山水之间？他无法摆脱政治。六一虽美，其实却并不真正属于他，因而下野一年即病逝。

欧阳修以贫贱出身而位极人臣，是多少读书人可望不可及的事，但这一切对欧阳修而言，并不意味着太多幸福。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给与欧阳修沉重打击，以其始终如一的个性和追求，虽官职不断提升，精神上却日益沉重。

欧阳修比范仲淹要风雅些，写过不少艳词，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却被政敌当成脏水兜头浇下，真是透心凉啊！欧阳修一生做过不计其数的大事，也遭到了不计其数的诋毁，可悲的是，这些诋毁，同时来源于敌我。

欧阳修就象一辆马力强劲的跑车，狂飙不止，没有余暇，或者也没有机会停下来加油歇息，最终在长期的透支中，耗尽了自己的能量。

欧阳修的人格，一如范仲淹，虽一身正气，却直来直往，不谙迂回驾驭之道。政治不比做学问，哪里有一帆风顺的变革？用力越猛，后坐力越大，欧阳修与其说是被政治所伤，毋宁说是为自身所累。

范仲淹和欧阳修都是令人尊敬的文人，有着万众景仰的品德，但是，难以善终的人生，是人格乾刚有余而坤柔不足的体现。作为率直的政治家和富有激情的文学家，当然是值得推崇的，但如果从偶像的角度看，他们的人格并不特别值得效仿。

当然，放眼历史长河，他们的结局并不算坏，这得益于宋代相比于其他朝代显著宽松的政治环境。宋初名相寇准，有一次上奏激怒宋太宗，太宗拂袖而去，寇准竟拉着龙袍不撒手，让赵光义很没面子，这在皇权时代简直难以置信，这就是大宋的朝堂风格。如果他们置身其他历史时期，结局似乎并不太难预料。

本文一直强调的是，北宋知识分子们人格的群体特点。既称群体，当然就非止范仲淹、欧阳修如是，前有寇准、包拯，后有王安石、司马光等皆如是。当我们遥望王安石下野后骑着青驴的落寞身影，以及司马光不问政事白首修史的孤烛，心中生出的，又何止一屡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