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阴影】--从人格看古代文坛巨人（1）

【常与舍弟隔洋锵锵。近日谋得弟两篇文字，与各位分享】

中国古代文学，灿若星河，其光彩夺目之成就，岂是当代诺贝尔文学奖可比？千百年来，经典佳作层出，巨匠大家林立，令后人高山仰止。浸淫于内，何其快慰。

魏晋时代，是古文学的分水岭，之前是文、史、哲和合，之后相互剥离，各自向纵深发展（民国国学大师刘师培语）。单就诗词散文而言，至唐宋登峰造极，或为后世永久不可逾越的极限。

从纯粹的艺术角度，无论用什么词藻去赞美我们的古文学，都不为过。寸管之内包藏万象，尤素弦箫洞，在指下唇间百转千回，又尤黑白对弈，于尺牍之上妙到毫巅。

但是，倘若我们沿着历史的通道索引这些伟大作品背后的文坛巨人，勾勒他们的人格，我们又会惊奇地发现，在人格这束冷峻光线的映照下，很多备受推崇的作品会褪去其绚烂的艺术光环，仅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作品，反会更加熠熠生辉。

这时候，我们才会恍然发现，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纯文学。历史之于艺术，可使历久弥醇，更可使发霉变质。

文学对我们而言，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范畴。探讨偶像的阴影，并不在于诋毁，而在于换个视角重新审视。

人如其文，人文一也，从这个视角，我们或能甄别出，什么样的作品才真正值得我们倾慕，什么样的文人，才真正值得我们崇拜。

让我们拉开历史的大幕吧，这是不折不扣的偶像剧。

第一个出场的，当然是李白。

李  白

李白，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青少年时代的李白，非常崇拜汉武帝时期的风流人物司马相如，在自己的诗中多有提及。这一点，对于研究李白后来的行事风格非常重要，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李白终其一生都在向自己的偶像看齐，不仅在文学上“作赋凌相如”，更体现在政治理想、尚武精神以及爱情婚姻上。

司马相如直至唐代仍一直在文坛上享有盛誉，后来大概被严谨的宋代文人发现其人品有重大问题，方才淡出了大众偶像的圈子。李白在试图复制司马相如表面光鲜的时候，不经意间将其内心的阴暗也一起复制了，就像在电脑上复制文件时，不小心感染了附着其上的病毒一样。

关于酗酒、打架斗殴、桃色新闻之类，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主要看李白围绕自己理想的所作所为。

李白的理想是入仕参政，而且不是一般的官职，李白自比管晏，“愿为辅弼”，做宰相。或者是“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就是说如果皇帝象周文王请姜太公出山一样请我，那我做个帝师也可以考虑。

李白的理想不俗，想出的办法却俗不可耐：走后门。据记载，李白一生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或许李白是想由布衣一步登天吧？要想一步登天，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见到皇帝并受赏识。可是一介布衣，要想见到皇帝，谈何容易？因此，走后门是不二捷径。李白真如自己标榜的那样清高吗？其实一点都不。

李渊父子得势后，不能免俗地要给家族脸上贴金，于是拉出老子做门面，称自己家族是李耳的后裔。老子被尊为道家鼻祖，所以李唐王朝道教兴盛，道教政治化之风甚炽，连科举都有专门的道举。唐王室中修道者甚众，连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都做了道士。

从后面李白的动向上可知，李白一直在打玉真公主的主意。

李白在三十岁的时候，初入长安，找到了唐玄宗的女婿张垍，想通过张垍结识玉真公主。不料苦等数月，最终被张垍涮了，抑郁而归。其时所著《玉真仙人词》，细细揣摩可发现，李白不但暗中抱怨张垍人品不好，也透露出自己的以玉真公主做政治跳板的用意。

李白四十二岁那年，再入长安，这次李白可谓有备而来，托其结为至交的好友，当时的著名道士、与皇室交往密切的元丹丘将其引荐给玉真公主。

元丹丘此人，出现在李白很多首诗中，尤其是其著名的《将进酒》中也有提及，可见两人交情深厚。

李白献上了十多年前写的《玉真仙人词》，玉真公主大为感动，李白最终如愿见到了唐玄宗。可李白对自己走后门的事情不但只字未提，还说得以面君是因为“久在草泽之间，诗文名动京师”。由此可见，我们的诗圣，人品的确不怎么样。而且盛唐时代的诗人中，这类事情绝非李白一人所为。相比北宋文人，实在直不起腰杆子啊。

唐玄宗的确很赏识李白，李白在其诗文中多有提及，后来还给了李白一个名头响亮的官职：翰林。

有证据表明李白在其诗文中有意混淆了翰林的概念。唐代，更具体说在唐玄宗一朝，有两种翰林：翰林学士和翰林待诏。真正有政治地位的，叫翰林学士。而翰林待诏，另有来历。待诏一词源于汉代，特指与政治无关的御用有才之士。由于唐玄宗极度热衷艺术，给自己组建了庞大的待诏班子，包含琴棋书画等各种项目，随叫随到地供自己娱乐。我们必须承认唐玄宗对艺术的热爱与尊重，他甚至为这个待诏班子贴上的一个漂亮标签：翰林待诏，足见其重视程度。

帝王的热爱与尊重，并不意味着政治地位。这与李白的初衷，落差极大，但是李白还是极力渲染着自己在长安的得意。

李白有大量反映这一时期与帝王将相交往的诗文，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会觉得诗文豪迈洒脱令人艳羡，但是了解这个背景之后，真令人相当无语。谎言与牛皮，使浪漫主义变成皇帝的新装，诚可叹也。

一边满篇皇恩浩荡，一边心中牢骚满腹，长达一年半的内心煎熬，李白终于挺不住了，向唐玄宗辞职。玄宗对待艺术家真是没的说，毫无“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思想，“赐金放还”，李白离开长安。

向唐玄宗辞职容易，可是怎么向粉丝和看客们解释呢？总不能说自己以前的诗文都是骗人的吧？李白有办法，一句“君王虽爱峨嵋好，无奈宫中妒杀人”，飘然脱身。然“妒杀”一词使后世百般猜忌千般演绎，编出无数诸如脱靴等美化李白丑化他人的段子，这些经不起推敲的诋毁竟能经由历代拥趸添砖加瓦而流传千古，真令人哑然失笑。

离开长安前后，李白写下了著名的《行路难三首》，隐喻仕途艰难。第一首以名句“直挂云帆济沧海”结尾，可谓不屈不挠；第二首悲观了很多，抱怨玄宗不识英才，自己只能效仿陶渊明“行路难，归去来”；第三首则说“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似乎超脱了些，其实不过借酒消愁。这三首诗，从顺序上展示了李白离开长安时的思想变化，也彰显了李白善变的性格，同时也间接否定了自己的“妒杀”说。

我们长期以来同情诗人的政治遭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李白诗文才华盖世，政治能力亦如是。可是后面的事情会说明，唐玄宗至少在不用李白参政这件事上，是绝对英明的。

离开长安后，李白四处漫游飘零，从政之心不死，几经努力却了无成效。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天下大乱。朝廷一边抵御外患，一边祸起萧墙，唐室宗亲在战乱中上演了自相残杀的闹剧。尤为可悲的是，李白居然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卷入其中，彻底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安史叛军攻下潼关后直指长安，唐玄宗逃往成都，留下太子李亨在西北地区主持局面。七月十五日，唐玄宗在成都颁布分制置诏，命李亨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收复长安、洛阳等黄河流域的失地；永王李璘，负责经营长江流域的军政事务。

永王李璘立即奉旨从成都奔赴江南筹措兵马。为扩大声势，特意征调躲避战乱于庐山的李白从军，从舆论上为其助阵。

李白自离开长安后苦等了十一年，终于又等来了一个政治机遇，兴奋不已。妻子不愿李白从军，李白以超豪迈的一句“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应对，开始再次追逐自己的政治理想（莫学苏秦不下机，这句诗引用了战国时期苏秦的典故，疑为传抄错误，窃以为“苏秦”或为“苏妻”）。

而时局却在此时发生巨变，远在宁夏灵武的李亨，在分制置诏颁布前三天自行称帝，尊唐玄宗为太上皇。由于当时信息传递缓慢，玄宗一个月后方才得知，无奈之下只得认可，于八月中旬将玉玺送给李亨。

等到消息传到李璘处，李璘势力已经做大。李亨感到威胁，诏命李璘回成都侍奉太上皇，遭到拒绝，由此兄弟自相残杀的序幕，难以避免地拉开了。

在这种背景下，李白展示了其政治白痴的本色。

或许政治白痴这样的言辞过于尖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时局动向与李白在李璘军队中做的十首意气风发的诗（统称为《永王东巡歌》）对照，我们看到令人唏嘘不已的一幕：政治风暴席卷而来，李白却懵然无知（作为李璘幕僚，李白不是不能知道时局变化，只能说其政治嗅觉麻木），还高谈阔论自比谢安。相比以前的好友，边塞诗人高适，政治水平真是天壤之别啊。

以“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名扬天下的高适，能文能武，安史之乱期间任淮南节度使，奉旨讨伐李璘，一举平叛，李璘父子被斩首。

李白一夜之间从官军变成叛军，直至沦为高适的阶下囚才如梦方醒。李白不得不拉下脸写信托人送给高适求情，而时势决定了高适不可能有回应，政治上的幼稚，让李白再取其辱。每念及这情何以堪的一幕，我都会为李白感到深刻的哀伤。

抨击李白的言辞越尖刻，我自己的心其实就越悲凉。既是为了诗人，也是为自己曾经付出的热爱。我依然喜欢“黄河之水天上来”，但仅限于艺术范畴。

凭借诗缘，李白终于逃得一死。后来朝廷收复两京后算安史之乱的总账，李白遭发配夜郎。途中遇大赦，再度燃起希望之火，一边抒发自己“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美好心情，一边借自己的偶像司马相如憧憬着自己不死的政治梦想：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与论文章。

李白的仕途理想，在申请加入李光弼军队东征叛军却因病未果后，终于完全破灭，不久辞世。

李白的理想正如一盏灯，距离越近，背后投射的阴影越大。单读李白诗文，天马行空桀骜不驯，结合史实，其人格缺陷，昭然若揭。或许李白受司马相如蛊惑而不觉，后世亦受李白蛊惑而不察，倘不还原其本，效尤不止贻害无穷。

如果把李白的言行不一和政治幼稚视为人格缺陷的话，那么杜甫，谓之人格分裂，一点不为过：下面我们有请杜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