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我在沈阳；由初中考高中，虽然是中考，可是学校的劳动仍然很多，到处是“3年赶英15年超美”的“大跃进”放“卫星”和歌颂“三面红旗”的“赛诗会”。因为粮食亩产“成千上万”，所以，前半年没觉得粮食紧张。后半年，突然发现商店的东西越来越少，要“票”的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肉每人每月由一斤，改为半斤。油改为三两，（这个定量一直保持很多年，所以北京人把东北人叫东北虎下山，东北人管陈锡联叫陈三两。）鸡蛋只有过节才给半斤。后来几乎“绝迹”了。油水少了，吃的自然就多了，所以开始盼望快到吃饭时间。那年的冬天是难过的，因为城市的“盲流”开始多了。（现在的人们知道什么叫“盲流”吗？就是盲目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我亲眼见到小饭店的一幕：一女子刚买来2两馒头，就被一个“盲流”打落在地，还没等那女子反应过来，那人已跪在地上，一面吃，一面磕头。那女子气得一跺脚，走了。

    1960年才是全国困难的“高潮”。我的粮食定量是34斤，弟弟30斤，母亲27斤，父亲32斤。因为没有蔬菜和副食品，所以家家户户都有浮肿的，尤其是老人和妇女。沈阳夏季又“发大水”，有定量却买不到粮食，最困难时每人每天二两粮，足足有三，四个月。中学生还要下乡“支援农业”，我就是那时尝到“生黄豆”和“生苞米”的滋味的，（不敢明吃，借口撒尿，跑到别处，赶快吃一口，就擦干净嘴，再跑回来，如果被民兵抓着，就完蛋了。）

    1961年是困难的尾声了，这时才听说饿死人的事。因为消息闭塞，所以的报纸都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所以只知道周总理在大会堂吃饭也舔盘子，毛主席不吃肉了的新闻。那时挨批评的是习仲勋，说他在中南海“摆大盘子”了。这时也才知道，我姥爷是头年饿死的。母亲的浮肿已经不能穿鞋了，我和弟弟到处挖野菜，打零工换菜票。干菜卖到3元一斤，粮票3.5元--4元一斤。

    后来人把这段历史称“三年困难时期”，据说万里讲他在安徽调查过，这期间死有上千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