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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党争一盏灯，莫把反腐当运动。

作者：异域堂于 2016-3-18 01:39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已有3评论

记忆中的共产党不是现在这样的，当然这记忆也是被洗脑和修饰过的，但是起码那里还有信仰和追求。本想查看一下我的老家历任领导还有几个不是坏蛋，却发现了如下这篇文章，因为都是同时代的人和事，所以有些感动，抄录下来。作为我对观察朝中黑暗的争权夺利的一盏油灯。

附录：原辽宁省省长杜者蘅生平简介：曾用名杜友蘅。奉天（今辽宁）开原人。1909年11月27日生。

早年先后在省立第一工科学校、奉天迪化英文补习学校、东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读书。

九一八事变后，曾返乡在金沟子组建“义勇军大刀会”进行抗日活动。1933年夏赴北平复读。1936年6月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同年9月，赴西安参加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在东北军总司令部工作。12月，参加了西安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赴华北抗日前线，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后调任冀西专署专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粮食总局局长。抗战胜利后，奉命回东北工作，1948年7月，任辽宁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副政委。回国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财委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辽宁省省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8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中，被定为“反党宗派集团”成员，下放到沈阳拖拉机厂任副厂长。1975年11月8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6岁。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回忆继父杜者蘅

1958年那个发生在辽宁省的冤案错案——“王铮、杜者蘅、李涛反党宗派集团”案，作为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家喻户晓。当时，我正读小学，便知道了杜者蘅这个名字，依稀知道这位辽宁省第一任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因为种苞米犯了错误，是辽宁省“反党宗派集团”的主要成员。但当时我绝想不到，这位赫赫有名的“苞米”省长，竟在6年后成为我的继父，对我正在形成中的人格产生终生的影响。
    一、初识继父
    那是1963年春天，是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饥饿的阴影还笼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在难耐的饥饿中不时提起那位“苞米”省长，甚至有位教师在全所就读的沈阳20中学的课堂上对学生们说：“辽宁这块宝地特别适合种苞米，高产！如果1958年后一直种下来，不至于挨那么多饿，死那么多人！”后来知道，这位教师因课堂上散布这种说法而受到党组织的严肃批评。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那场政治运动的影响，在辽宁人民的生活中曾是何等深远。
    一个周日的上午，阳光和煦。时任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的母亲张建军，吃过早饭后便匆匆走了。等我和弟弟凯斌坐在餐桌旁吃饭时，与我们同住的大姨在我俩身旁坐下，盯着我的眼睛，语气严肃地说：“一会儿要有一位重要客人来，你俩不许淘气，要有礼貌！”我歪着头，敲着筷子，看着她，觉得大姨的神色很好笑。大姨接着说：“这个人可能会成为你们的爸爸！”我和凯斌愣愣地看着她，她又凑近我们，压低声音说道：“他就是那位苞米省长杜者蘅，一会儿你们要叫他杜叔叔！”我一时无话可说。
    中午时分，未来的继父到了，他身材不高，有着当时大干部差不多都有的将军肚，浓眉、明目、方脸，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气质。他拉着我和凯斌的手，让我们在他身旁坐下，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洋溢着慈祥的欢笑。当从母亲嘴里得知我的贪玩与顽皮时，他竟笑得前仰后合，说顽皮能出点子那也是创造也是聪明啊，把这份创造与聪明用到学习上，那就有大成了！并转向母亲说，他当年念书时就是个不循规蹈矩的学生。
    那次继父没在我家吃饭，临走时给我和凯斌各送了一份礼物，记得我的那份礼物是一个缎面日记本，一支英雄钢笔，这在当时是很珍贵的礼物了，珍贵得有些奢侈。还有一双我梦寐以求的回力篮球鞋。
    那年7月，他正式成为我的继父。暑假，他的女儿杜颖来到我家，接着，小儿子援朝、大儿子东临，也先后来了，我们以恩爱的母亲和继父为核心，组成一个和谐家庭，彼此都不称兄道弟，而是直呼其名，至今也是如此。对于母亲和继父，则在一段时间后共称妈妈、爸爸了。
    二、书生意气
    继父是当年东北大学的毕业生，这个学历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而能冲锋陷阵，带兵打仗，自然很快就成长起来。他是邓小平的部下，在扼守太行期间，率部打过几次硬仗，被同志们称为“杜大胆”，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同志也称赞他说：“一个大学生，作战这样勇敢，真不简单呀！”继父脾气倔犟，说话率直，认准的理绝不轻让，当时的战友们又称他为“杜倔子”，这些情况都是后来为继父抄写寄给中央的申诉信中才知道的。
    继父的戎马生涯并没有淡化他的书生本色，他酷爱读书，精研马列，满书架的马列全集，他不仅一本本地细读，而且都有圈点与眉批。听母亲说，继父经常指定篇章要她读，写下心得，两人讨论。在我的记忆中，继父在台灯下拿着放大镜逐页读书的形象极为深刻，那些红蓝铅笔写下的眉批，那个久经使用，镜片松脱用线绳缠紧的放大镜，时常唤起我对于继父的追忆。继父有直接阅读英语的水平，书架上的牛津英语词典是他常翻用的工具书。继父的历史知识与地理知识也很渊博，他对先秦典籍有深刻的领悟，对杨荣国、冯友兰的著述，也都能谈出自己的看法。他曾给我讲过孔子，讲过秦始皇与汉武帝，继父谈这些史事的语气并不慷慨激昂，而是象讲故事似地娓娓道来，常举些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加以说明。这对于正读中学的我是极有影响力的，非常感叹他的学识！有一次，我就当年在农村倡导种苞米的事问继父，他笑着说：“50年代辽宁的粮食产量不高，能不能让家家户户有足粮可食，这是第一位的大问题，要先吃饱后吃好，辽宁的土质情况适合种苞米，苞米又耐寒、抗涝、高产，这是有大量的调查根据的。”他引用明史中筑城积粮以强国的经验加以说明。我对此所以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继父所说的筑城积粮以强国，与几年后毛泽东发挥明史所提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正相应和。
    继父几乎每天都练习书法，专攻魏碑，每天的辽宁日报，参考消息，是他演练书法的纸张。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备受压抑的情况下，他每天书写不辍，我们几次提醒他有领袖像的版面不能书写，他就在参考消息和各派办的小报传单上写。可惜的是继父的墨迹没有留存下来，留下的只是他站在写字台前俯身书写的身影。
    三、冤而不沉
    继父的冤案起于当时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间工作意见不一致，工作意见的不一致被上升为政治态度，置放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中，就有了“反党宗派集团”的判定。1978年9月份邓小平来辽宁视察工作时，专门提出为此冤案平反，指出当时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间工作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反党”一说绝不成立。由此，继父的政治声誉得以恢复，历史功绩得以肯定。
    然而，令我长时间感慨不已、长叹不完的，是继父那临逆不萎、蒙冤不沉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我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浩然正气。
    继父蒙冤下放到沈阳拖拉机制造厂任副厂长，从我结识继父，到他辞世，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厂子的工作人员。每天早晨兴致勃勃地去上班，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归来，在家里的餐桌上，与家人的闲聊中，工厂常常是他谈话的主题。他特别爱谈那些工人们如何关心厂子、如何关心他的事，他房间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书架里，到处可见各种拖拉机产品的照片和画页。从对于厂子的倾心与投入，无法能想象到他是一个蒙冤下放的省长，他就是与这座工厂休戚与共的副厂长。

    继父在国家各部委有很多老战友，他们都肩负要职。所以，当拖拉机厂遇到困难需要向上级说话时，继父便承担起向上联络的任务。我熟悉继父因工厂难题得不到解决时的焦虑，也熟悉他每完成一次出使任务时那种由衷的欢愉！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爸是个不知愁的人，那么大的冤屈压在身上，又那么乐观地工作，这才是革命者的气魄！母亲的话语间充溢着尊崇之情。

    继父对自己的冤案充满昭雪的信心。他多次说，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这个案子一定会翻，或迟或早，事在必然！他不曾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屈从，不做违心的认错与致歉。他对我说，做人须磊落，没有错的要敢于坚持，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原则！这些他经常说的话，化入他一封封写给党中央、中央领导的申诉信。申诉信字迹要工整，我因字迹工整而担当起部分申诉信的誊写任务。每次当我把写着毛泽东主席收、周恩来总理收、邓小平总书记收的信拿到邮局前的邮筒投寄时，总是激动得心跳，不安地四顾，因为毕竟是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发信啊！然后在返回家的路上，我便不断地想象，邮局的人见到这些信会怎样，这些信怎样邮到北京，领导人是否会看这些信等等。而回到家，总是能看到继父坦然地坐在那里，或是读书、或是写字、或是谈笑风生地说他的厂子。
    今天想来，继父对他冤案的坦然态度，来于他磊落的襟怀，来于他的一般人无法达到甚至难以理解的人生信念与革命信念。
    四、铮铮铁骨
    文化大革命是腐蚀灵魂的灾难，也是展示灵魂的时空场所，怯懦、奴卑、冷酷、凶残、善良、坚强，各种平时深藏不露的品格，都在这场浩劫中表现出来。我对继父的人格了解与深厚敬意正是得于这场灾难性的运动。
    继父以蒙冤者与工厂领导人的双重身份，使他无论在全省造反派活跃的大环境中，还是在拖拉机制造厂的小环境中，都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1958年震动全省的“反党宗派集团”案，成为造反派批斗当时省级走资派的难得材料，这些材料如果能带上蒙冤者的复仇情绪就更会有变本加厉的效果。作为可以掏出这类材料的理想人物，不同名头的造反派们，不约而同地锁定了继父。一时间，继父成为辽宁省三大造反派——“辽联”、“八三一”和“辽革站”争取的焦点人物。
    一段时间，每天都有造反派的头目前呼后拥地冲入我家，继父被围困在他的沙发上。他们都同样地宣布所谓“反党集团”案是一场颠倒黑白的冤案，是走资派对于革命派的迫害，并表明他们要彻底翻案的决心。我听得热血沸腾，以为这是继父平冤昭雪的大好时机，然而继父却沉默着，只向造反派们提供了1958年处理此案的省委决定，至于前因后果，其中恩怨，则闭口不谈。我问继父为什么不向他们讲述更细一些的情况，继父坚定地说这里有组织原则，平反冤案是党组织的事，不是造反派的事，冤案要翻，但不能这么翻。
    继父的不合作态度令造反派们恼羞成怒，翻案的信誓旦旦转为围攻、谩骂、推搡、威胁。继父几次被造反派们强行带走，几天杳无音讯，母亲便带着我们四处奔波、寻觅。记得1967年冬季的一个下午，我和一位同学在自己房间里下棋，忽然听到院外汽车声、院里零乱的脚步声及房门被用力拉开的震动声，然后便是继父厉声喝问：“你们要干什么？”我赶紧冲出来，在走廊里看到继父被几个造反派押着带出院去。外面北风呼啸，继父光着头，白发在北风中飘散，我急忙抓过衣架上的棉帽挤出门去。看到继父已被他们推上敞蓬卡车，我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喊着：“爸，帽子！”继父回过身来，注视着我，说不准是告别还是叮嘱，但绝没有惊慌与恐惧！我把帽子扔过去，但车开走了，帽子在风中飘落。继父那在瞬间投来的目光，深深的印记在我的脑海中。
    1968年9月份，继父已经被关在沈阳拖拉机厂里很长时间不准回家了。我和杜颖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奔赴康平县的前一天，带着告别的心情来到拖拉机厂看望继父。当时继父被关押在车间隔壁的一间小平房里，一个造反派模样的人把继父带出来，我第一次看见继父因不准刮脸而留下的一寸多长的络腮胡子，胡子是白的。曾听母亲说过，继父在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后勤部副政委，长期钻山洞，才白了头发和胡子。这时，继父隔着围栏站在我们面前，笑着说他挺好，每天干力气活都是工人代他干，并叮嘱我们，到农村去你俩要相互照顾。从继父疲惫的眼神里，我知道他不愿让我们知道他的困难处境，我看到的是满脸的慈爱。
    五、儿女情长
    母亲张建军在她的回忆录中说，与继父共同生活的几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几年。
    继父辞世后，母亲曾指着卧室写字台上的电话对我说：“你爸爸每次外出，每天都要打几个长途电话回来，告诉我按时服药，告诉我注意休息！”说话间热泪涌出，充满了怀念之情。
    文革前那几年里，只要有时间，继父和母亲总是在一起闲谈、一起就餐；一块儿上街买菜购物、一块儿拜访同事战友。他们在一起，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在那几年里，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母亲的脸上洋溢着明朗与欢愉！那明朗与欢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灰暗日子里也仍然存留，只要他们坐在一起，谈在一起。母亲曾回忆过继父与她一起作为走资派被“保护”在沈阳军区的那段日子，他们被隔离开看管，当时母亲情绪很低落，继父总是能想办法来到母亲身旁，哪怕几秒钟，说一句话。一次，继父看出了母亲情绪不好，加上社会上不断传来老干部自杀的消息，在擦肩而过时，继父递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坚强地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母亲常说，是继父这张深情的纸条使她坚持了下来。
    继父对孩子们充满了爱，他爱的主要方式是和我们聊天，给我们讲述他在前线打仗的往事、讲述历史故事；讲马克思和燕妮、讲列宁和他的夫人，也谈论诗词书法等。记得有一段时间杜颖患了角膜炎，继父便每天给她用药水冲洗，扶着她的头，一点一点地滴，一遍一遍轻轻地擦洗，那种耐心，那种细腻，非亲眼所见，难以想象这是一位曾驰骋疆场又历尽苦难的老干部所为！
    1965年春天我得了一次重感冒，昏迷两天，高烧不退。这次感冒使我大悟人生，从浑噩顽皮中顿醒，从此便有了学习成绩的蒸蒸日上及智能的全面开发。在那次感冒的昏迷中，我恍然知道，刚出差归来的继父到医院来看我，他坐在我的病床前，握着我的手，默默地看着我。母亲说，我是两小时后清醒过来的，我醒后第一眼看到的是继父，他睁着那双慈爱的眼睛，看着我说：“行，你烧不垮也拖不垮，能成个大材！”多少年过去了，我总觉得我此后的顿醒感悟，是始于继父的这句话。
    六、病塌情深
    继父病倒了。继父病危的消息，是母亲或者东临打长途电话，通过全所下乡的大队会计传达给我的。当时我正在地里拔麦子，听到消息我眼前一黑，过了一会儿，我转身就往生产队队部跑，因为我知道生产队有辆拖拉机要去县城。
    我坐在拖拉机的后车斗里，想象着继父的病情，说是病危，但那常常是安慰的话语，而实际上是噩耗！继父还在吗？这是我无法驱散的追问，伴着这个追问，继父的往事接踵而来……记得上次回家，正是继父从外面回来，他一边换着拖鞋，一边对我说：“就是想你们！看来真是岁数大了，你妈在彰武，你和杜颖在康平，援朝在开原，天天惦着你们，想着你们！看十几遍《英雄儿女》了，看一遍流一遍泪，一看到战场上的那份父女情，就受不了！”然后继父给我倒了杯红茶菌，说尝尝这个，消暑解乏！继父说这番话的语气我还记得，现在，他怎么样了呢？我禁不住阵阵地担忧。
    回到家里后，在我家工作十多年的保姆孙阿姨告诉我：“你爸爸昨晚突发心脏病，你妈和东临把他送到南湖医院，现在还在抢救！”听完孙阿姨的话，我立刻跑到无轨车站，乘车前往医院。这时我心情平静些了，知道继父还在！我怯生生的走进南湖医院的高干病房，继父躺在病床上，鼻子、胸前、胳膊上插了些莫名其妙的管子。继父这时很清醒，看见我，嗔怪地挥挥手，说：“这么忙，回来干什么？”然后他转向坐在一旁的母亲：“你看把孩子吓的！”这时我才注意到，病房里还坐着我生父当年的警卫员呼景文叔叔，他把我拉到门外，对我说：“我差点闯了大祸，昨天到你家，看见杜省长，讲了你爸当年的一些事，他挺高兴的，也讲了自己当年抗战的一些事，可讲着讲着就不行了，这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不都是我乱说话吗？”我安慰他说：“这不是你的事，我还常和继父谈起生父的事呢，他总是很高兴地听。”
    后来，继父几次病危抢救，当时南湖医院高干病房的主任姓车，叫车轼衡。按照继父当时的身份，又正是被批斗的走资派，是进不了这个高干病房的，但车主任出于对继父的尊重，担着风险把继父留下来，并说一旦上边来查房，还要转移出去，这种转移发生过两次，就是把病床推到走廊看不见的拐角处。由于是这样一种身份，抢救时一些稀缺药品便无法从医院的救治渠道开出来。一天，车主任把母亲叫到一旁，为难地说：“救治的药方我开给你，你们得另找渠道去买，很对不起。”
    继父高烧不退，车主任安排一位很瘦的女大夫，姓高，给父亲诊治后说：“再这么烧下去，要出大事，现有的西药控制不住了，要从速买到牛黄安宫丸或者羚羊犀角。”听完大夫的话，母亲立刻让凯斌回到彰武县通过关系购买羚羊犀角。我到铁西北两栋桥附近的特药中心，寻觅牛黄安宫丸。当时特药中心的负责人好像姓张，他在处方单上看到继父的名字，立刻站起来惊呼道：“杜者蘅，老省长吗？”然后深思片刻，对我说：“这是严格控制的药，要军代表签字才能批。这样吧，军代表不在，不能等了，我就批给你一盒，救人要紧！”
    继父高烧过后，便是严重的心律不齐，车主任焦急地对母亲说：“老杜的病情非常危险！我知道有位老干部从德国进口一种药，专治他的心房纤颤，有效，他可能还有备用，求求他吧！”我现在几经苦想，也记不起那位伯伯的名字了。只记得敲开他的家门，报出继父的名字时，那位伯伯的激动神色，他连声说：“那是我们的老省长啊！那药，我还存有一些，快拿去！”那位伯伯的老伴当时很为难，说这是你的救命药啊，伯伯挥挥手说：“拿去吧，起码我现在还没有问题！”当我把当时的情况告诉继父时，他流泪了，默默地拿着那盒药，长久不语。
    我惧怕病房里抢救时的紧张忙乱，惧怕那监护器监护心跳的声响。那该是我青年时经历的最大恐惧，我恐惧继父会突然撒手离我们而去。继父病情有所稳定时，我们把继父扶起来，我*在继父身后，让他靠在我的身上。继父微笑着对我说：“你是我的亲儿子！”我对他说：“你是我的亲爸！”
    继父病情稳定了，我也得返回青年点了。临行时我与继父告别，他穿着蓝白条的住院服，送我到楼梯口，微笑着对我说：“我没事，你安心回去吧！”那天，继父身后的那扇窗子外，正压下来重重阴云，要下雨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去，想不到，那就是我和继父的最后一别。
    七、故里情怀

    继父有很重的家乡情怀，经常谈起他的故乡，谈起他在那里度过的童年与少年。他说那里有两道山梁，登上山梁能看到大片粮田，翻过山去顺着道往前走，就是开原县城。他说他的家乡产蒜，那蒜辣味十足，名震遐迩，铁岭葱，开原蒜，辽宁一绝。继父不止一次对我说这些故乡的事。
    继父对故里亲属与乡亲格外热情，在继父的热情款待中，我结识了与继父一脉又与我同辈的乃佐哥、道佐哥，他们每年都带着乡间土特产而来，每次来都与继父畅谈家乡的往事与新事，继父听完后，经常前仰后合地笑，并让故里来的亲戚把这些事讲给我们听。
    我在继父的故里情怀中，找到了继父革命生涯的乡土之根。继父当省长时，曾在辽南盖县当时称作太阳升公社的地方蹲点。或许，继父当年大种苞米、先吃饱后吃好的发展农业的构想，就是从那里产生，当时的情况继父没有对我说过。全所看到的是几年之后，继父早已离开了省长的职位，太阳升公社的基层干部、父老乡亲，仍然不断地来到我家，带来他们的土特产，来陪着他们的老省长唠些乡里的家长里短，唠他们的收成，唠他们的期待。我曾看见继父送一个挽着裤腿的中年汉子到大门外，回到屋后，面对那汉子送来的一筐果蔬，深情地对家里人说：“他是我蹲点时扶植起来的大队干部，58年批判我时他也受到株连，吃了不少苦。”然后又感叹到：“我这个老杜呀，也连累了不少人呢！”
    八、天诀地别
    继父辞世于1975年11月8号凌晨。病因，心脏病突发。地点，北京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魏振武叔叔家里，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冬末春初，寒气犹重。久蹲牛棚的继父，带着可以回家的轻松，由母亲和大姨陪同，前往北京，怀揣第二天畅游十三陵的美愿，安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我作为县政府工作队成员正在康平县山东屯公社工作，正待下生产队，工作队长韩锐叫住我，说：“电话传来你家里来的电报，你父亲去世了，让你速归！”
    我一路颠簸一路流泪，奔赴回家，杜颖已经从青年点返回，东临、援朝、凯斌前一天都去了北京。
    几天后的清晨，沈阳南站。我从未感受到那样的寒冷，北风如刀，裹挟着冰霜透入我的肌骨。在接站口，我远远看见母亲在援朝、凯斌的掺扶下缓缓的走来，东临抱着蓝色包袱皮中继父的骨灰盒。我迎住母亲，她哭喊了一声“你爸走了!”就抽泣着弯下了腰。我从未见过一向刚强的母亲此时是那样瘦弱，那样无力，那样绝望，那样万念皆灰。我扶起母亲，把目光投向继父的骨灰盒。我这才确信，那个全所仰慕、全所依偎的精神巨人，我的历经磨难的继父，真的与我们天诀地别了……　（史金龙整理）作者：高凯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