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真爱---四九年以前的(文章是转的 名字是我填的)

一年了，从党政领导到普通读者再到文化界，很多人都在谈论一本叫做《苦难辉煌》的书，这部由国防大学教授、少将金一南耗费15年时间写就的大书，从 2009年1月出版到现在，已经印刷了16次，印数达到30万册，并入选了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党员干部学习推荐书目”。为了写作该书，金一南做了200多万字的笔记，读了500多本书，查阅了大量原始文献，运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资料，在许多重大事件上做了独特的解读和分析，最终将历史原貌和文学的生动性有机结合到了一起。为此，本报近日专访金一南，邀他回顾写作这部大书的动机和影响。

　　金一南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进修，并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赴美国国防大学讲学。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国防战略委员会专家委员，军队外事工作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学习时报》专栏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节目主持人

　　　　动机 重新探索党的历史

　　新京报：你在《苦难辉煌》这本书里面，表现出了相当新颖的历史观，同时这种历史观又得到了广大读者和高层领导的普遍赞许，你的历史观是怎样形成的？

　　金一南：“文革”开始我14岁，结束时24岁，正好是世界观形成的过程。那段时间我父亲被打倒，我由原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一下子就跌入到了黑帮子女的队伍中。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文革”让我们去思考，党真正有力量到底在哪里？那段时间党和领袖犯了那么多错误，把国家带到灾难里头了。

　　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这个党为什么会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短时间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信任？1921年建党时，才50多名党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剩下八百人，1949年就获得了全国政权，为什么？ 

　　新京报：从个人的境遇转变到对党和国家历史的思考，这中间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你这个过程是怎样完成的，最后又有些什么不同的发现？

　　金一南：毛泽东当年有个感觉，就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很多东西都是我创造的，现在我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我是从这里探索，这个党为什么能搞这么大的局面。一旦进入这个探索，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新京报：所以你对党和历史的理解，能够突破某些藩篱？包括能够看到其中很多并非一帆风顺的地方？

　　金一南：从一开始，我看党的历史的时候就非常摒弃传统的观点，比如“党的历史是路线斗争史，是统一战线史，我们是联合各种力量经历各种巧合才取胜的”。随着我对党史的探索，我就感到，何其艰难啊，多少人牺牲，多少人奋斗，一将功成万骨枯。

　　虽然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事业归功于少数领导者，但是一定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奋斗牺牲的人，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胜利就依靠他们。就像《国际歌》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我们自己。

　　新京报：在一段时间，“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似乎存在争论，你是怎么看的？

　　金一南：前者是英雄史观，后者是唯物史观。我觉得这一点不能把它绝对化，重大历史关头的重要人物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在这本书里，我重点写的就是关键人物的作用，各个集团里的领袖人物之间的博弈，高层决策所发生的碰撞。这些人的出发点都是救国救民，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这本书的材料准备和写作，我用了15年的时间，其实思想准备的时间更长。

　　　　史观 满脑子都是现在的人和事情

　　新京报：我在看《苦难辉煌》的时候，感到有很强烈的审美眼光和英雄主义的情怀，但是历史需要客观和理性的穿透力，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冲突的，你是怎么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

　　金一南：窥破这本书的是我们的刘亚洲政委，他说这本书看似写历史，实则写现在；看似问过去，实则问未来。我在写过去的辉煌和力量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现在的事情。过去的人都是真人，真人追求真理，我是在呼唤那一代的真理和真人。

　　党千万不能背弃过去那些最珍贵的东西，如果把这些背弃了，终究有一天党会被历史所背弃。

　　新京报：这种感怀，确实有很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不过在现实情境当中，重新呼唤那一代的真理，肯定有一个对当下现实的适应问题，对此你是如何理解的？

　　金一南：前不久在上海的时候，一位学者跟我说，描绘从1840年到2050年的历史，注定中国共产党绕不过去，因为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40到1949如果是以救亡为主题的话，完成这个使命的是中国共产党。1949到2050年是以民族复兴和发展为使命。

　　新京报：如你所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但是现在摆在党面前的民族复兴任务是不是同样艰巨？要完成新的历史使命，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

　　金一南：最终谁能完成（民族复兴）这件事，谁就能在历史上留下应有的地位。今天的共产党人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我们当然要建立监督机制和各种各样的制约机制。

　　历史 中国共产党有一批“真人”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我之前看过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和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里面都写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国共合作的时候，共产党人的工作能力就远远强于国民党人，连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很佩服，这是不是因为共产党人献身和精神力量所致？

　　金一南：有的。一大的时候，毛泽东和李立三的发言举座皆惊，很有冲劲儿和闯劲儿，力量非常强。国民党当时已经官僚化了，老态龙钟。一旦官僚化了它的效率就极大降低。我曾经跟《建党伟业》的主创人员说过，一定要抓住共产党人年轻大胆的特点。当时的共产党人，年纪轻轻就办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李大钊被绞死的时候不到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博古25岁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当时，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很可贵。

　　新京报：这种感觉，就好像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金一南：包括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他的叔父没有儿子，要把一大笔遗产给他。陈独秀当时在北大当教授，他叔父就派人从家里来找陈独秀，就说少东家我们北京还有几个铺子呢，你先把北京几个铺子看看。陈独秀勃然大怒，说这和我没关系，不是我的，老子要搞革命的，要革你们的命。

　　《建党伟业》原来有一句话，毛泽东跟他那个很好的女同学讲，我将来要么飞黄腾达，要么如何如何。我就说这句话必须得改，飞黄腾达是我们今天这些世俗人讲的，毛泽东那时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当时年轻人的热血和闯劲儿，你以为一官半职和十万两就能买到吗？

　　新京报：不符合他当时的精神状况。

　　金一南：当时的人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学习，共产党人不要官不爱财。蒋介石，袁世凯也都不贪钱，袁世凯经手的钱无数，经常拿十几二十万两去贿赂别人，但是他从不给自己的家里攒钱，他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少钱。段祺瑞死的时候，家里也是穷嗖嗖的，都是这个劲儿。当年，这些人看钱就跟粪土一样。当时之所以能够搞成事儿，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这样的人。

　　黄埔军校门口挂着对联写着就是“升官发财请走别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是黄埔精神。蒋介石北伐的时候，之所以一批军阀都不是他的对手，就是凭着这种精神。所以我说黄埔军校建校时间最短，师资条件最差，办学条件最简陋，但是产生了一大批国共名将，就是因为它的黄埔精神，一扫当年旧中国的颓丧萎靡之气。像我在书里写的，当时武汉的街头富商都在呼喊世界革命万岁，当时是整个一个革命气氛，跟21世纪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蒋介石也很恼火，他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就剩你们这帮贪钱贪房子的人，把我大陆给丢了。　

　　历史不能重复，但是你要看我们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有过那样一种状态。现在我们抓到党内的腐败分子，说在北京弄个房子里面大箱小箱装的都是钱，他在北京最痛快的事情就是到他的房子里把门一反锁，坐在里面看着钱抽烟。你看看今天这人的追求。

　　 警示 今天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

　　新京报：你觉得你这本书能给现在的共产党员提供怎样的警示？

　　金一南：2009年被评为最牛话语之一的那个河南规划局副局长陆军质问记者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你看陆军研究生学历，正处级别，是党培养的干部，这种人连党怎么取得政权都不知道。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没有那么多牺牲，你能取得胜利吗？把我们的根都挖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之后，有人认为党与人民的关系就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我们今天政权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最大的问题来自内部，像陆军这种人丢掉了党的基础。

　　新京报：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温党的基础？

　　金一南：我2001年在美国讲学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国军官提问说，你们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应该是选出来的，你们政权的合法性在哪里？我当时就问他，美国建国的时候13个州，现在50个州了，你说后来那些州哪个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打印第安人，打墨西哥人，打西班牙人，一个一个州去征服，或者去收买，一个金钱一个武力，哪个是你们选举选出来的？那个军官回答不上来，我看他美国历史还没有我知道的多。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候50多个党员，建军的时候800多人，国内资源国际资源全在对手手里，后来却夺取了全国政权，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根本没有这个可能。人民群众不知道投票，但是他们用小推车支援，参军，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投了票，支持这个政党和政权。像陆军这种年轻干部丢掉了党的基础，好像为人民群众做点好事报纸一登就是恩，其实这是应该的，不做是不对的。很多老同志看了我这本书很感慨，很大原因就在这里，相当于一种重温。很多年轻人看了这本书之后说，原来共产党也挺不容易的，到了今天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给党史研究室的欧阳淞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非常感慨，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胜利 土地革命只是原因之一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是，两党都要获得革命的领导权，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金一南：我觉得这话有不对的地方。因为国共合作共产党是被迫的，国民党也带点被迫的意味，国共合作主因是，共产国际一定要把中共塞到国民党里去。共产国际考虑的是，共产党太弱小了，办不成大事。后来国民党就说共产国际有阴谋，正因为把共产党塞进国民党，共产党才借机发展起来了。其实，共产国际没想过让共产党改造国民党，最后取而代之，而且共产党也起不到改造的作用，因为孙中山一直在对共产党限制。就因为国共合作的事情，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吵了很多次，不想加入，不想跨党。但是，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只有加入。 

　　当时国民党一定要摆脱共产党，连同共产国际一并清除。蒋介石觉得自己羽毛已经丰满。共产党其实根本没有能力与他争权，当时的共产党想利用别人的力量，先想利用唐生智，唐生智当时要求加入中共，后来共产国际没批，说他是个军阀。为什么共产党当时和汪精卫的关系比较好？就是因为先想利用唐生智制约蒋介石，后想利用汪精卫制约蒋介石。你从共产党的选择中就知道，共产党知道自己没有制约蒋介石的力量，就总想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来制约蒋介石。蒋介石清剿共产党的时候是以争夺领导权为理由，但是其实当时共产党并没有那种力量。

　　新京报：两党争雄的时候，老百姓支持共产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成果所以送自己的孩子去参军，并在后勤上支援共产党，你认为土地政策是不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金一南：在国民党方面他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所以陈诚在上世纪50年代就在台湾比较成功地搞了土地革命。他叫土改，通过赎买的方式，减租赎买，他搞得很成功，后来世界各地学台湾的都很多。

　　当然，我觉得土地革命是（共产党获得胜利）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像斯诺讲的，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谁赢得农民，谁赢得中国。毛泽东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都紧紧围绕农民问题。中国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最先进的思想和最能战斗的群体的结合。我们胜利很大的原因就是依靠了农民。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把中国的问题揭示得非常深刻，窥破了中国社会的特点。

　　 远眺 寄望共产党人的可塑性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金一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问题如果让我今天来回答，第一马克思主义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三人民群众拥护，第四人民红军奋战。但是毛泽东回答的第一条是军阀混战，只要知道白色政权的混战是长期的，那么红色政权的发生发展以至于壮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所有的红色区域都是在白色政权的结合处。长征的时候，我们充分运用了蒋介石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矛盾、与广西军阀白崇禧的矛盾、与湖南军阀何键的矛盾等等，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个夹缝中求生存的过程，如果各路军阀一直对付我们，我们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你再土地改革也不行。

　　新京报：我听近代史学者朱宗震先生说过，在组织性方面，国民党是根本不能跟共产党相比。毛泽东在山沟里能够指挥远在千里之外的部队，但是蒋介石就不一样，他三番四次给部下下令，但是下面的人就是不听或者阳奉阴违。你怎么看这一点？

　　金一南：其实国民党方面的所有问题共产党方面也有，比如山头林立和不听指挥的问题，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林彪不听指挥，粟裕不听指挥，毛泽东气得暴跳如雷。但是他们的不听指挥与国民党将领不一样，他们不是保存实力，他们是有更好的作战方法，所以粟裕到城南庄一汇报，毛泽东说，好就按照你的来。蒋介石不一样，蒋介石说你不能按照你的来，必须听我的。其实美国当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就是东北三省根本保不住，必须全部撤退，蒋介石不愿意。

　　新京报：关于共产党今后执政的道路，你这本书能否回答？

　　金一南：这本书我回答的只是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政权，他们的力量来源于何处。在革命的时候，中国的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毛泽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如何继续存在的问题，还要靠今天的共产党人把这个命题继续下去。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法国《世界报》有个评论，我觉得那个评论说得不错，里面说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全球共产党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我觉得这个评价非常高，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弄到今天就是因为可塑性。在现在这种局面下，官僚体制不改革，监督体制不完善，人民顺畅表达意愿的形式没有建立，光说稳定是不够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本因就是怎样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