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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一个世纪的宏伟壮丽的南辕北辙

作者：竹叶连于 2009-7-18 07:16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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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一个世纪的宏伟壮丽的南辕北辙

芦笛

适才看见小衲同志出来歌颂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社会，只觉得啼笑皆非：对时人来说，传统社会也和“彼世”一样，既可以把它描绘为西天极乐世界，又可以把它画作九幽十八狱，反正谁也没见过不是？

我于是指出：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西洋文明，则咱们至今仍处于那永恒循环之中，男耕女织，秦砖汉瓦，两三百年来一次大动乱，把全民杀得10停只剩1停，然后再重新开始。如果生在太平盛世倒不错，生在乱世似乎也没有什么幸福。”

这本是事实陈述，而且是老生常谈了。当年英国公使威妥玛早就道破了：

“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

而杨度也早就指出中国从无可持续社会进步，其历史曲线乃是正弦波：

“中国数千年中，岂无圣帝明王，然其治绩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国古代历史，亦岂无特出之英豪，成一时之伟业？然其不忽焉而灭者，又有几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

可小衲居然表示“完全不同意”，还说什么“金毛文明带不带有二三百年一次大动乱的因素，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漫说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就不曾动乱过，也不必说民主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能化解社会危机，消除动乱于无形，就算鬼子的文明也带有二三百年一次大动乱的因素吧，它毕竟是不断发展深化的，与中国以循环方式停滞不动是一回事么？

这种反应，加深了我的固有的强烈感觉，那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性质到底是什么，国人折腾了一个半世纪还没搞清楚，因此很有必要谈谈我的一孔之见。

一、传统社会不是西式阶级社会而是官僚社会

这是马教在中国制造的最严重的思想公害之一，毁灭性地污染了中国的智识环境。如今国人一谈旧中国，开口便是“封建社会”，闭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连史学家也要像煞有介事地争论那些伪问题，诸如辛亥革命那“资产阶级革命”到底是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又代表哪个阶级，等等，等等，当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看出此道荒谬的学者们也高明不到哪儿去。梁漱溟曾坚持认为，中国社会跟西欧不一样，不是阶级对立社会，而是“职业分途社会”，云云。

前半句话非常正确，“阶级”观念纯属西洋货，古代中国和欧洲完全不一样，朝野无一人有阶级意识，从无同一阶级抱成团与国王争利的习惯，而这在欧洲乃是深厚传统（如英国贵族在13世纪初抱成团，以武力强迫国王接受《大宪章》；中世纪工匠、商人们结成保障自己利益的各种行会；法国大革命因第三等级抗税而引发等等）。把周期性的游民/农民暴乱称为“阶级斗争”属于搞笑活动，因为它从来不为农民争利益，反而以农民为主要糟害对象。梁的后半句话也有一定道理：我在旧作中说过，中国传统社会是个“有一定流动可能的等级社会”。少数下等人可以通过科举制度 “鲤鱼跳龙门”，实行“农转非”。这与西方封建社会以血统定贵贱是两回事。

但梁说不过是皮相之见。我的观点早在议论吴思先生《潜规律》和《血酬律》的旧作中说过了，这里再系统表述一次。

我认为，远古文献不足征，无从断言，但中国自中古至今，从来不是阶级社会，一直是个官僚社会。无论是满清的“封建社会”，是民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根本特点不但没有改变，还极大地强化了。

所谓“官僚社会”，意思是说，社会的统治者是官僚集团，它不代表任何阶级，不为任何阶级支持，只代表自己，只靠自我支持，具有无限疯长扩散、疯狂掠夺社会财富的天然倾向，表现出与恶性肿瘤极高的相似性。它的产生和存在，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所谓“社会经济基础”毫不相干，并不因这些因素改变而改变，因此不符合马克思的“阶级” 定义。无论是传统社会的官吏，是过去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如今执政的共产党，都是官僚集团，都靠垄断资源，控制经济，以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实行不等价交换来聚敛财富，实质上是一个暴力敲诈集团。这种官僚社会与土匪山寨有规模与外在的典章制度之差，但并无本质之别。

二、我们的“公”和他们的“公”

传统的“公”的观念并不是西式的“public”。古人的“公”与“官”不分，两者常常是同一观念。不信请看《诗经•小雅•大田》：

“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意思是：“云起了，快下雨吧，下到公田里，让我的自留地也能沾点光。”

这儿的“公田”是队上的么？也差不多吧。《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这说的是他无任向往的著名的“井田制”，亦即把大田划分为均等的九宫格，中间那块是官田，周围八块是各家的私田。各家先种官田，再种私田。私田的出产归各家所得，而“公田”出产的则是皇粮，那是用来养活贵族的，与公众福利无关。这和西方的“公”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指的是“公众”或“社区”乃至“社会”，收税固然是为了养活公务员，但大头还是用于公众福利。

证之辞书，这理解完全成立，按《说文解字》对“公”字的解释是：

“韓非曰：背厶爲公”

《康熙字典》：

“韓非曰：自營爲厶，背厶爲公。”

这是用经典两分法作定义：自己营生或营利称为“私”，私的反面就是“公”。请问“公”与“官”有什么区别？难道都不是私的反面？

《康熙字典》给出的“官”的定义也支持这理解：

“官：《增韻》職也，使也，公也。”

由此可见，古人“公”“官”不分，“为官”与“为公”不分，唐太宗的名言就很说明问题：

“（太宗）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上不许，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充，魏征等是也。今日之举，非私亲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

这里说得明明白白，好皇帝是“为官择人”，不是“为私择人”。连白痴晋惠帝闹的著名笑话都表明了这一点：

“帝文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晋书•帝纪》卷四）

不难猜出这笑话是怎么闹出来的：他的脑袋里自幼让帝傅塞满了“大官无私”的教导，被反复告诫“立党为官不为私”，因此活学活用，养成了追究一切行为动机的阶级分析习惯，连听到蛤蟆叫都要追究那动机到底是大官无私，还是自私自利。

因此，传统的“公”乃是标准的模糊概念。在古人心目中，“公家”、“官家”、“官府”等词乃是通用的，所以胥吏才会被称为“公差”、“公人”，而官事被称为“公事”、“公干”。有趣的是，有时这甚至指朝廷，例如“大宋官家”指的并非官府，而是皇帝本人。

这模糊概念一直沿用到今天，因此人们才会把“官有制”当成“公有制”，不知道中国所谓“公有制”乃是“官僚所有制”，为官僚集团控制，为官僚集团谋福利，与公众无相干，而若不是老芦说破，大概国人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察觉这问题：）

三、深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传统

在传统中国，私有制从来也不曾获得西方那样理直气壮的地位。官有制和“计划经济”并不自1949年始，这是官僚社会的“上层建筑”决定的。它决定了中国社会绝无可能自动长入资本主义社会。

古代中国奉行的“社会理论”，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理论上，帝国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帝所有，这就是许多新建皇朝进行全国规模的土改，实行“计口授田”的 “均田制”的“法理依据”，也是满清王公贵族入关后“跑马圈地”的“法理依据”。传统社会与现在的土地政策的区别只在于，虽然朝廷在理论上享有土地所有权，但“土地使用收益权仍旧属于它的占有者，他并且有转让使用权的充分权利；但是田赋既然依（原有的）土地租价为比例缴纳，所以领主权是被承认的”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32页）。如今谈论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如果实施，中国便在这点上完成对传统的回归了。

因为实行农本主义，土地是官府控制得最薄弱的一环。控制得最严密的其实是原始工商业。读过《盐铁论》的读者都该知道，早在公元前81年的汉昭帝时代，咱们就开始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由国家对盐铁实行垄断专营了。

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生产是怎么管理进行的？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39-40页）里介绍的清代盐税的征收，给现代人提供了一个西式明晰图景。

据他介绍，清廷按生产、管理、分配上的要求，把全国划分为11个盐区。盐的生产、收购、运输、储存、销售等每个环节都处于政府严格的垄断、管制、监督之下，每个环节都要抽税。两淮区供应一亿人口的食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盐区，马士便以它为例，讲解了盐的产销和利润的分割。

生产和运销都为私营，但须由官府核准发给执照，并由官府规定价格，处于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之下。盐生产出来后，在官府严格监视下，运到官府办的仓库（称为盐栈）。盐商们凭官府发给的“引票”前往购买。只有官府指定的盐商才有资格领到“引票”。每省每年只发300-400张引票。盐商若想在计划外购买引票，则每张需付1万至1万2千两银子。

有了票证还不行，还必须排队轮候，有可能两年轮到一次，也有可能三年轮到两次。轮到时，盐商每次可凭票购盐3,750担，其支付的价钱包括盐的生产价格、栈租、官府正常税收以及塞给各级管理人员的“润滑费”。

盐商把盐买下来后，再运到目的地，存在省栈里，一面支付栈租，一面排队静候，等轮到自己时，才能把盐卖给官府特许经营的商店。在盐出栈进店时，又得对有关人员加以金钱“润滑”。

马士根据两湖平均零售价计算出，凭一张引票卖出的3,750担盐，成本为1,130两银子，最终售出价为12,545两，其间差额竟然高达11,415两。假定运输费用与合法利润为1,415两，其余的10,000两为官府所得。

正因为价格远远偏离了成本，私盐贩子才会多如过江之鲫，史不绝书。对这些试图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秩序的阶级敌人，政府的打击从来不手软，以致许多私盐贩子不惜扯旗造反，唐末黄巢、元末张士诚和方国珍都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从这例子不难看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

第一，商品价格含有远远超过成本与合法利润之和的“剩余价值”（在上例中约为前者的4倍）。

第二，该“剩余价值”与生产和交换毫不相干，乃是权力介入经济活动产生的，全部流入非生产者。获得者既未参加商品的生产，也不负责商品流通，唯一的贡献就是以暴力敲诈强行介入商品的产销，除了极大地抬高商品价格外，还人为阻碍了产销，使得产业和商业失去了自发兴旺可能。

第三，这种赤裸裸的掠夺，与“等价交换”、“公平竞争”、“供求决定商品价格”等西方市场法则针锋相对，而这些法则乃是从资本主义的“权利” 观念衍生出来的。因此，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观念及其衍生的“平等”、“机会均等、费厄泼赖” 等观念水火不相容。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官僚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兼容。只要中国不改变其官僚社会的基本结构，则自由资本主义就绝无可能从那烂污土壤中自发生长出来。

四、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

明白了中西社会构建的基本区别，则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的首要改革就是打压官僚集团，将其改造为西方式公务员，并切实保障民权，尽量减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扰，使得自由资本主义能迅速生长起来。这才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国家富强后，外侮也就不御自消了。反过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必然有助于“权利”观念的引入，进一步瓦解官僚集团。

晚清也确有郭嵩焘、冯桂芬、薛福成等先知先觉看到了工商业的重要，但他们始终没有看出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何在。最令人扼腕的是，民初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代，堪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而却似乎没有谁鼓吹过自由资本主义。相反，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 ”比比皆是，陈独秀、李大钊那些走火入魔辈不必说，就连所谓“自由知识分子”张东荪、张君劢等人也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孙文专提不开的那把壶，提出“节制资本”的悖谬国策就更不必说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南辕北辙的智力灾难？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传统读书人受下述伪托的孔子语录影响至深，终生无法摆脱：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焉，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
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
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从来是读书人的千载梦想，也是社会革命家们永久不变的理想。若改朝换代有点社会改造内容，则它必然要反映出来。明太祖大概可称为 “原始军事共产极权制”先驱，他制定的“黄册”户籍制度以户为单位，将人民按职业划为民、军、匠三大类，以管理军队的方式去管理手工业匠人，轮流摊派劳役，为官府无偿制作器物。

发匪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圣库制度”更具体而微地推行了那“大同理想”。他们对基督教文明一窍不通，其政治改革灵感除了从未得到洪秀全批准的《资政新编》外，都来自于儒家典籍。《天朝田亩制度》完全是上述“大同境界”的具体而微的再表述。定都南京后，他们不但按朱元璋的老办法，把人民按职业分开，实行军事管理，强迫他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且还literally地实行了“男有分，女有归”，拆散家庭，实行丝绸产业国有化，把产品拿到国统区去换 “外汇”，构成了抢劫之外的次要GDP来源。

因此，我党的“社会主义革命” 并非纯粹的舶来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国人的千载“大同情结”。哪怕是今天的读者，恐怕也要认为上述语录描绘的确实是一个理想境界。即使看出它的推行需要一个万能的强大的政府，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认同，却不会想到那就意味着引入一个万能的强大的官僚集团，使得原有的社会弊病更加恶化，社会现实偏离“大同”更为遥远，变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官”。而这不幸恰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的悲剧。

五、缘木求鱼的整整一个世纪

如上所述，传统社会实质上是官僚社会，其基本结构是：

皇帝
|
官僚集团
|
士绅集团
|
平民

其中官僚集团是实权实惠集团，与GDP的产出毫不相干，却负责吸纳GDP的大头。如吴思的杰作揭示的，该集团具有无限疯长趋势，最后是把皇帝和平民都抢穷了。良民活不下去变成游民，起来暴乱，而皇帝又因为需要军费平暴，被迫加剧横征暴敛，形成恶性循环，最后把大量良民化为暴徒，皇朝便被倾覆。皇帝与官僚集团都被毁灭了，但新皇朝又再度孕育出恶性肿瘤式的新的官僚集团，开始下一轮治乱周期。

吴思没有指出的是（当然也可能指出了，只是我没看见，苟如此，则在此道歉）：

第一，维持这个金字塔的稳定不光是靠暴力，主要还是孔教赋予的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已经化成了一种宗教信仰，中国人对皇帝和上司的绝对服从，堪与西方基督徒对上帝的服从相比。它构成了维持国民思想统一、进而维持国家统一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

第二，在理论上，皇帝拥有对官僚集团的生杀大权，其对官僚集团的制衡只受到技术性困难或主观上缺乏兴趣的阻碍。

第三，吴思遗漏了重要的士绅集团的存在。我已在旧作中指出，士绅集团不但构成官僚集团实施统治的终端，是官僚集团的候补池与退休池，而且代表了传统的“舆情 ”，具有不可无视的能量。他们既与官僚集团狼狈为奸，又可能与之发生冲突。徐继畲因开罪巨绅林则徐而丢官，耆英因士绅集团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婉拒英国人按《南京条约》规定进入广州，都是这种官绅冲突、官不敌绅的显示。

因此，上有皇帝，下有士绅，虽然程度有限，毕竟还是对官僚集团起到了某种制衡作用。

辛亥革命的悖谬，在于它的革命对象乃是鞑子皇帝。其实晚清贵族不过是一群吃喝玩乐的废物，根本也就算不得什么政治势力，更谈不上是统治阶级。真正危害百姓的不是他们，也不是皇帝，而是官僚集团。可惜辛亥革命倒行逆施，把皇帝搞掉了，却弄出了个更加庞大的官僚集团来。

这危害是两重的，首先是官僚集团再也没有皇帝的制约了，其次是彻底破除了皇帝的宗教式权威。这维持国家统一的唯一的精神力量一旦去除，则国家自然只能解体，并且再也无法统一。民国想以武力统一天下者大有人在，什么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甚至冯玉祥都曾跃跃欲试过，但谁都不成功，只有蒋介石成功了，歪？

那原因很简单：野心家们再也没有了“天命论”赋予 “真命天子”的绝对权威。因此，军阀们的部下在羽翼丰满后便要闹独立，拉杆子自立门户，于是便由原来的一个大军阀变成许多小军阀。这构成了民国史最显著的特点：吴佩孚是从曹锟手下拉出来自立门户的，冯玉祥更是终生倒戈，最后他的部下也仿而效之，让他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军阀变成孤家寡人。一言以蔽之，只要军队扩大到一定程度，它就必然要裂变成几个小军队，于是便如同“遗产均分制”一样，谁也无法积累足够家当，变成大款。就连二等军阀都遵循这“裂变律 ”：赵恒惕叛谭延闿、唐生智叛赵恒惕、何键叛唐生智……

由此不难看出，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维经斯基千里迢迢给我们送来卢布和马列主义，则中国只怕到现在还处于军阀混战中。

解决这难题的办法，便是老毛子教会咱们的以党领军，亦即以集军队与黑社会为一身的党组织去领导控制军队，使得人民军队永远听从党指挥。不仅如此，党组织还渗透到民众中去，以组织军队的方式把人民组织控制起来，把内战化为“总体战”（total war），亦即把治下的所有人力物力精神资源都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

蒋介石始终没有真正学会这一套。而且，国民党派系林立，他也没那本事去彻底改造。所谓“国民革命军”更是十分松散的同盟军。因此国民党始终如高华所说，不是中共那样的“动员型政党”。蒋介石虽然解决了嫡系军队的裂变问题，却始终无法消除非嫡系部队的裂变，抗战以前他就从未停止过南征北讨，鞍马倥偬地忙着荡平层出不穷的前盟军倒戈： “福建事变”、“蒋桂冯阎中原大战”、“两广事变”等等。他完成的不过是国家名义上的统一。即使是在抗战后，国军仍然保留了那特色，此所以在内战后期军队又纷纷发生裂变。

这是从军事上说。从政治上说，国民革命除了制造出个新的官僚集团来外，倒也不曾真正实行党天下，更不曾扫荡民间社会，把全民纳入党组织的网络之中。传统士绅集团仍然存在，继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制衡功能。因此，即使是在国府真正控制的地区，也谈不上“党天下”。这种社会虽然没有皇帝来制衡官僚集团，其组织不如传统社会合理，但官僚集团的权力毕竟有限，并不能罔顾舆情为所欲为。

我党的优势就在这上头表现出来了，无论怎样山穷水尽，或是怎样急剧膨胀，共军从未发生过大规模裂变。更重要的是，我党在当国后把“解放区”那套推向全国，彻底扫荡了一切民间社会，根除了一切党外精神权威（尤其是宗教权威），消灭了传统的士绅集团，将全民编织进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使得党官僚获得了操控百姓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空前权力。这结果便是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权力空前的官僚集团，垄断了所有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精神文化资源，而原来具有微弱拮抗作用的政治势力却再也没有了。

剥58年某首“民歌”来描写便是：

“上面没有皇帝，下面没有士绅。我就是皇帝！我就是士绅！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剥鲁迅的诗来说则是：

“寂寞新天地，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物，獠牙独煌煌。”

所以，当初就算要革命也罢，那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好了，却昏聩到去把可以制衡官僚集团、对百姓并无直接侵害的皇帝赶跑。要宣传西方价值观也行，那就宣传“人权天赋，官商平等，机会均等，费厄泼赖”好了，却热昏到去宣传“总统人人可做”（袁世凯语）、“民主就是人民做皇帝”（孙文语）。这些倒行逆施蠢动的伟大成果，便是造出了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独霸天下的官僚怪物，使得实质性政治改革基本丧失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