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培养奴才和蠢材的中国教育

培养奴才和蠢材的中国教育


芦笛


难以卒读的《收买人格的免费高等教育》https://www.backchina.com/space-260533-do-blog-id-68174.html，和其他马著一样，反映了作者的概念混乱和聚焦隧道思维方式。这篇长文传达的思想，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用几句话就能驳倒。

马悲鸣先生认为，免费高等教育由全民掏腰包，却只有一部份人受益。这受益的少数人靠劫掠他人取得了生存竞争的优势，实在是有欠公平。而政府通过与受益者坐地分赃，成功地收买了知识分子，使他们变成充满匪气的娼妓。因此，在所有人都能享受前，必须废除免费高教，以实现社会公平。

这其实是中式共产公平观，跟西方的费厄观没有什麽关系。我在《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中指出：西方的费厄，强调的是规则的公正和机会均等，并不是结果的均匀。在不发达国家，许多家庭没有能力支付子女的高教费用。因此，国家择天下英才而育之，以有限经费对经过公平筛选出来的大学生实行免费教育，这种作法本身无可非议。从投资效率上来说，它如同买高产出的公司的股票；从财富的分配上来说，它如同西方的六合彩，虽然结果不均匀，但机会均等。

用数理统计的术语来说，只要考试公平合理，免费高教就是以候选人的天赋为“权重系数”作“加权平均”。而马先生却主张以家长的财富为权重系数，恭迎天资平庸的大款子女入学，把才气非凡的贫家子弟拒诸门外，这才是真正的不费厄。

除了概念不清，此文还有许多事实错误。这里单指出一点：西方也对外国人实行免费高教，本人就是靠老美奖学金拿的学位。欧洲的免费高教虽然更加普及，然除了奥地利、德国等少数福利国家，本国公民并非愿上就能上，还是要择优录取。我呆过的一个实验室全是外国人组成的，主要的研究经费包括博士生奖学金全来自于政府机构。

最主要的，还是本文再一次反映了作者的隧道眼。大陆的知识分子确实是充满奴性和匪性，然而那似乎与国家“收买”无关。只有善于使用高聚焦隧道眼的人才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四十年教育出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有个别看著世道不公，指责时弊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助纣为虐，屈从共产党历次邪恶的政治运动，没本事创造价值但却最想得出整人的花招”，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他们自觉认识到，自己从进大学那天起便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以后只有帮著作恶的份，否则买主就要来索赔。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此文确有价值。它本身就证明了我们的教育制度有问题。如此荒谬的议论竟能堂皇出台，而且虽有名人参与讨论，竟然无人能以三言两语驳倒，证明了我们的大学的确是专门哺育蠢才的摇篮。

毛泽东一生胡言乱语无数，但不幸的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贬低和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抨击，有许多地方的确是命中要害。教育的目的是什麽？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可惜，到目前为止，几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家们似乎就没谁有本事弄懂这一点。他们学而不厌，诲而不倦，朝乾夕惕，夙兴夜寐，为国家辛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兼蠢才。

从中国的第一位大教育家孔丘开始，教育的目的似乎就是培养完美的奴才。孔子最喜爱的模范学生是颜回，在《论语》中说了他许多好话。可除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外，该生唯一的优点似乎就只是“不违如愚”。老孔喜欢他，和伟大领袖喜爱林副统帅其实没什麽不同，两者都是靠拍马装傻赢得上司的欢心。

大致与孔子同时，希腊也有个大教育家柏拉图，出了个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老亚是西方文明的开山祖之一，他的名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确，他和乃师的哲学观点完全是相反的。老柏认为世上先有桌子这个“理念”，才有桌子这个实物问世，而老亚则认为他老人家完全说倒了。用孔子的标准来看，这种学生简直是欺师灭祖的叛徒（“叛徒”的原意就是不听话的学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师父尸骨未寒，你就清算他籍以扬名立万的学说，这种枭獍只该挨雷打。

可惜，因为喜欢“不违如愚”，孔子便成了世上最不成功的教育家。孔门七十二贤人都是没脑袋的废物，自小颜以下无一人留下自己的见解。不仅如此，孔子对马屁精的个人爱好还成了流传万古的民族传统。自他以后，两千年的士子都是不违如愚的木乃伊。据说真理已被圣人穷尽，读书人活在世上唯一可做的事，不是去想个自己的道道出来，以对得起爹娘给的脑袋，而是“代圣贤立言”，把死人的零言碎语用自己的话发挥一通。教育的实质竟然是用死人的话去阉割活人的大脑和脊梁骨，而且这种野蛮制度竟能延续两千年，端的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洋洋大观。

西式学堂取代了中式私塾和书院後，药换了，汤换了，可烹调的方法一点也没变。虽然讲授的是进口货，然而师道尊严却仍然是不容挑战的，“汝需爱汝师，不可爱真理”仍然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听话的学生就是好学生，稍越雷池半步就要遭教师的荼毒。

在西方，如果学生质疑教授内容，教师只会心花怒放，因为那表现出了学生勤于独立思考。然而在中国，这麽作就是成心和教师过不去。上高中时，有一次我写外语作文时自由发挥了一通，越出了党八股的滥套，老师竟然为此召开了班会来帮助我，一直帮助到我饿得挺不住，违心地认了罪，会议才在苍茫夜色中结束。当研究生时，我最怕的事就是外行导师找我，强行领导我这个内行。如果我不违如愚，那就意味著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干蠢事。如果我据理力争，指出他的荒谬，那就得考虑毕业鉴定的可读性问题。

因此，在中国，教育其实是一种威权统治。师生关系是刀俎和鱼肉的关系。教师凭借崇高地位和强大势力，将奴才学生组成党卫军，以泰山压顶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去压服孤立无援的不听话的学生。只有个性特别强悍的学生才能在这种无情的绞肉机中熬过来，保住脊梁骨不至寸断。不难看出，就是这种传统为我党的奴化教育奠定了基础，是这玩意而不是马先生认为的“收买人格”制造出了无数助纣为虐的帮凶。学生从小就学习如何望风使舵、助强凌弱，在老师的领导下以众暴寡、围剿异端，日后到了社会上不使出童子功来才是怪事。鼓吹武力征服台湾的爱国志士们接受的训练，是从七岁就开始了的。

破除这种奴才教育的根本途径，是引入西方的人权观。教师一日不将与学生视为人格上平等的朋友，教育便一日只会制造奴才。

奴才教育的逻辑结果，就是制造出大批的蠢才来。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中国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干的主要的活就是端坐在教室里，不违如愚地听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不违如愚地把老师的每句屁话记下来，写上卷子去。在这方面，学数理化的学生还要学会翻点小花样，需要练熟复杂的解题体操，好在考试时对付教师的花拳绣腿。学社会科学的则完全是个录音机，只要有足够的内存，能把教师的笔记一字不错地背到试卷上，便是本系的大才子。

这种注入式的教育方法的第一个大弊病，是像大锉刀一样地把人的最可贵的天赋──想象力给锉掉了。人的智能可以从低到高粗分为记忆力、理解力和想像力。咱们的文科只训练学生的记忆力，理科则多出一点理解力的训练，然而因为师道尊严不容挑战，教师们便无情地诛锄异端，合力扼杀学生的想像力。我只不过在那篇外语作文中稍微发挥了点文学想象力，就几乎饿出胃病来，以后自然只会写合格的党八股。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很小时有数学天才，无师自通地想出从高位算起的心算办法来，算得比计算器还快。可等他进了小学后却因此遭到教师孜孜不倦的修理，最后终于变成了不违如愚的呆子。

这教育方法的第二个大弊病是融铸了学生的机械世界观。学生习惯了找标准答案，便以为天下的问题都只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标准答案。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那真实的世界其实乃是一团混沌，从来就不会像教科书上那样清晰。没有一个教师告诉过学生，无论是文是理，教科书上的世界只是一个简化了的理想世界。他们看见的文学形象不见得就是作者想表现的那个；真正的历史人物决不会像书上说的那麽简单；而自然界里根本就没有几何学研究的点、线、面、体，物理学研究的质点和刚体，化学研究的纯净物质。所以，在真实的世界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也不是只有一个答案。有时那答案可以是多重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相反的答案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下成立。不难看出，这种教育必然要造出大批只会静态思维、超简化直线思维、非黑即白的两分法思维、隧道眼思维的白痴来。中国人热爱“抓主要矛盾”，这决不是偶然的。

哺育蠢才的另一方法是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上次回国讲学，我惊讶地发现至今国内的大学还在开多如牛毛的必修科，讲授许多一辈子也用不上的无用知识。英国大物理学家卢塞福有一次晚上到实验室去，见到一个研究生在那儿辛勤工作。当那位学生告诉他，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时，老卢问曰：“那麽，你用什麽时间来想问题呢？”中国教师们最热心干的事，就是用无比丰厚的基础知识把学生的脑袋填死跺紧，既不给它们留下空间，也不让那些会说话的工具有丝毫的时间去自己想问题。却从来不教学生那些知识是怎样寻找出来的。这也毫不奇怪，因为那些知识都是别人找出来的，他们自己便发梦也没想过脑袋除了作恭承雨露的香唾壶之外还有别的功能。

其实，掌握各种知识，再去解答为验证掌握程度而人为造出来的各种难题，乃是天下最扼杀创造力的脑力苦役。可惜的是我们的教育家们以为这就是开学校的目的。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懂，许多时候，重要的不是对一个现成的问题想出答案来，而是知道怎麽去寻找问题，这就是老子说的“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道自己的领域里有哪些问题还没解决，在没人指点的情况下，自己想出解决的途径和验证答案的方法，这才是“知之上”，才是我们的学校应该教给学生的基本功。

西方的教育走的正是这个路子。在这儿，学生从中学起就开始作各种各样的projects。在老师的指导下上图书馆查资料，开讨论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和老师同学平等地辩论，真正做到了伟大领袖说的“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生动、主动、活泼”地学习。我曾见过一份中学的地理作业，题目是：“试论述丹麦的地理自然环境和它对该国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的影响”。这样的论文，无论从教科书还是从课堂笔记上都找不到答案，也不会有什麽标准答案。接受过这种训练的学生去参加难题大赛肯定比不过咱们的尖子，然而人家的独立研究能力，咱们那些连文献都不会查的大学生拍马也追不上。

蠢才教育的又一秘诀是近亲通婚。国内分科之细，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隋何无武，绛灌无文。隔行如隔山。我一个朋友的孩子选的课一是数学，一是历史，一是新闻传播。这种组合，在国内肯定要认为是疯子干的事，可在这儿却是家常便饭。热衷于近亲通婚的结果，便是生出一群群白痴来。既不会因为不同学科的刺激和交流而开拓视野，启发本领域的创造灵感，更不会出现横跨在两个领域间的边缘科学家。

更让人无奈的是咱们这种近亲通婚还是包办婚姻，一旦入错了行，哪怕万般无奈，也毫无离婚希望。一个熟鬼原来是搞材料科学的，后来跑去搞建筑，最近却又改去搞美学。每次改行都并没从头干起，职位一直不变。像这类从此山山巅一步跨到彼山山巅的“超人”，便在下世纪的中国也不会出现。

就是这许许多多的弊病，使咱们的学校成了专门培养奴才和蠢才的摇篮，是造成国民平均智力水平惊人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是实行教育制度、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全盘西化。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