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五）

作者：芦笛

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大转变的一年》，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布置了新的一年的任务：消灭富农阶级，在一两年内实现全国农业集体化。

农民们大吃一惊，他们还记得， 1925年4月14日的《真理报》发表了布哈林同志的文章，对农民发出庄严号召：“致富吧，增加你们的财产，不要担心它们会被人从你们那儿拿走。”那还仅仅是4年前的事。

而且，那不光是布哈林的主张，也得到了斯大林的全力支持。那阵子斯大林同志为粉碎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匪帮，与右派布哈林结盟，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季、加两人主张实行农业集体化，而布、斯坚决反对。在激烈的论战中，季、加被斯大林嘲笑得体无完肤。没想到等两人被打倒后，斯大林却原模原样地重复了季诺维也夫的话，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政策主张。

这充分体现了斯大林同志“随机应变信如神”的高度的革命灵活性，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如出一辙。托洛茨基是提出结束“新经济政策”、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人。他还提出了若干设想，诸如修建第聂伯河水电站，却遭到斯大林的无情嘲笑，说一个农业国把钱花在那上头，犹如农民买部留声机而不是买头牛一般。然而在他击败托洛茨基后，最先搞的大项目就是请美国人来修建那个水电站。

布哈林明明见过这种把戏，然而还是要深感震惊，当他在1928年7月间得知斯大林作了那个“大转变”之后，忍不住跟老斯大吵一架，然后去秘密会见他当初伙同斯大林打倒的加米涅夫，大骂：“斯大林是成吉思汗，是个为了掌权不惜牺牲一切的毫无顾忌的阴谋家……他根据下一步要搞掉谁而随时改变理论。”并提出要与季、加联手把斯大林搞下去。可惜加米涅夫知道斯大林的厉害，立即向斯大林告发，最后是谁都没好下场，统统给斯大林枪毙了。当然这也不能怪老加，即使没他告发，格伯乌（苏联特务机关，先后名称为契卡－GPU－NKVD－KGB）也早把他们的秘密接触查得清清楚楚了。

布哈林的垮台，意味着斯大林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他对农民的革命战争了。那是一场四面出击的伟大的歼灭战，同时在几个战线上展开：消灭富农；消灭宗教；消灭民族主义；消灭民间文化；彻底铲除农村民间社会，代之以由党操控的集体农庄；以及用人造大饥荒彻底粉碎农民的反抗意志。

消灭富农贯穿了集体化运动的始终。在共党国家生活过的人不难立即看出这伟大部署的多重目的：第一，它和中国的“土改”一样，旨在煽起农村的“阶级仇恨”，撕裂族群，以此铲除农村的民间社会，实现农村“原子化”。第二，它能起到杀鸡训猴的作用，造成普遍的恐怖气氛，使得农民因恐惧而“被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第三，它为无情镇压反抗者提供了方便的罪名，任何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不管富裕程度如何，瞬间内便能被贴上富农标签而遭到整肃。正是为了这一点，斯大林有意采取“模糊治国”的高招，对什么是富农（кула́к）从未给出明确划分标准。

消灭富农与集体化由地方的三驾马车领导进行（也就是咱们的“三结合”）：格伯乌、地方党委、地方苏维埃的一把手组成该地区的领导班子。除此之外，党还动员了城市的大批积极分子，让那些对农业一无所知的愤青们接受两周的培训，随即派往农村参加消灭富农、组建集体农庄、抢夺谷物等一系列革命活动，最后便留下来作集体农庄主席。

消灭富农的具体过程是，先发动村子里的贫农，让他们监视富农，不许他们逃跑，然后再由格伯乌部队以及工人积极分子将所有的富农抓起来，净身出户，连炊具衣物都不许带，集中后押上运载牲口的货车。车顶安装了探照灯，车厢内有武装哨兵，以防犯人逃跑。犯人们被火车拉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某个地方后，再被武装押送步行到交通闭塞的不毛之地去，就此被扔在那儿，任其自生自灭。一位前德国共产党人Wolfgang Leonhard曾遇到一位幸存者，后者描述了他们在哈萨克斯坦的“定居地”：

“地上钉了些桩子，上面写着：‘五号定居地’，‘六号定居地’，等等。农民被带到这儿，被告知他们现在得自己照料自己了。于是他们只好在地上掘洞（作为栖身之地）。大批的人在最初几年内就死于饥寒交迫。”

这种土拨鼠式的穴居方式似乎深骇物议，然而在文明的俄罗斯并不罕见。二战中大量民居被毁，许多resourceful的俄国人就住在这种洞穴里。喜欢看《历史频道》的同志应能在文献片上看到这种镜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外国记者是怎么逃过特务机关无作不在的监视，把它拍下来的。

有的苏联经济学家（大概就是想出“剪刀差”的无耻勾当的那伙人吧）觉得应该苏维埃政权应该利用废物，建议让富农们去开垦处女地。这就是典型的“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他们不知道斯大林此举根本不是出于经济考虑，他要的是肉体消灭那群假想敌。后来他在与丘吉尔的会谈里坦率承认了这一点。

根据丘吉尔的回忆录，他问斯大林，苏德战争是不是与集体化一样艰难。斯大林说：“不，集体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那意思就是集体化更可怕。丘吉尔说他也想到了这点，因为斯大林要对付的是几百万平民。斯大林纠正道：“是一千万，真可怕，它持续了四年。但那对俄国是绝对必需的，如果我们想避免周期性饥荒，想用拖拉机耕地的话，我们必须实现农业机械化。如果我们把拖拉机交给农民，他们在几个月内就会把它搞坏。只有集体农庄的车间能使用拖拉机。我们花了很多麻烦去说服农民。但跟他们讲理根本就没用。等你对一个农民讲完了所有的话后，他说他得回家问问老婆，问问他的牧人。等他和他们谈完后，他总是回答说，他不想要集体农庄，不需要拖拉机。”

“这些人就是你们叫的富农么？”丘吉尔问道。

“对”，停了一会儿，斯大林说，“整件事都很坏，而且很难——但那是必要的。”

“那些人结果如何？”丘吉尔问道：

“嗯，”斯大林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意跟我们走。有些人在托姆斯克或是伊尔库茨克省或是更北面的地方分到了自己的耕地。但大部分人名声太臭，被他们的雇工消灭了。”

对外国人，斯大林倒很痛快，直接承认所谓“富农”就是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人，而说服动员对他们毫无用处，只能用暴力消灭。其实许多“富农”情愿献出所有的家产，只求不要流放他们，然而当局毫不手软。而且他还承认，大部分人都“被自己的雇工消灭了”。斯大林同志忘记了，犯人怎么还可能有雇工？丘吉尔想到千百万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亚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个冷颤。而负责翻译这段对话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尽管没有出示证据，却坚持说他们是被NKVD小分队干掉的。

其实何必烦劳特务们？借俄国严酷的大自然之手岂不更省事？这就是斯大林的原设计目的。无衣无食无住所无生产工具，被扔到暴风雪肆虐的旷野上去，只有大罗金仙才能活下来。据历史学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干在北极圈内的“定居点”内的所有的人，连同看守他们的格伯乌警卫在内，都给活活冻死了。

消灭宗教的战争与消灭富农同时打响。大部分村庄的教堂都被关闭或索性被拆毁，屋顶上的十字架被敲了下来。修道院被关闭，僧侣们统统被捕。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历史建筑就毁在这个时期。

消灭民族主义的主战场则在乌克兰。前文介绍过，俄国最早的国家雏形乃是公元880年建立的“基辅罗斯”，它要比莫斯科公国的成立早500多年，比伊凡雷帝立国早667年。因此，论历史，乌克兰比俄罗斯还悠久，而且一直是个独立国家，直到18世纪才被俄国吞并。乌克兰人乃是俄国第二大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而且民族意识很强烈，在内战期间曾争取过民族独立。因此便被坚持大一统的克里姆林宫新沙皇视为眼中钉，一直是他反复清洗的重点对象。那儿开展的集体化运动当然要以此为主要目的。

打击的首要对象当然是民族精英，运动一开始，格伯乌便逮捕了5000多名乌克兰知识分子，将该国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一网打尽，接下来便是消灭民间文化。乌克兰一个重要民族文化遗产，就是它的大批的流浪民间艺人。这些人多是盲人，类似我们的说书先生，到处流浪，靠演唱民歌与民间史诗为生，歌颂乌克兰英雄，将历史以口述方式代代相传，告诉人民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时的光荣的过去。这些民间艺术家的存在，构成了乌克兰的重要的民族认同，当然不能为社会帝国主义所容。于是几百名盲人艺术家便被当局邀请去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去了后却统统被捕，绝大多数被枪决。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愤怒地谴责道：

“（流浪民间艺人保留下来的）所有那些歌，那些音乐，那些诗歌，是活的博物馆，是国家活的历史。然而他们却几乎全都被枪决了，那些可怜的盲人几乎全被杀害了……伤害一个盲人——世上还有比这更卑鄙的事么？”

最重要的任务，当然还是以集体农庄代替村社，实行公民的原子化。和毛泽东发动公社化时一模一样，斯大林同样只号召组织“突击队”，发动集体化战争，但他却不告诉下面该怎么去打这场仗。关于集体农庄如何组织，规模多大，如何结算，如何发工资等问题都未作具体规定，运动便这样轰起来了。

集体化引来了农民的强烈反抗，若干地区的农民甚至揭竿而起，使得当局不得不动用正规军镇压。主动抵抗无效，农民便进行消极抵抗，大肆宰杀牲畜。仅在1930年头两个月内，农民便宰掉了一千四百万头牛，占全国养牛总数的1/5，杀掉了占总数1/3的猪和占总数1/4的山羊与绵羊。这一损失苏联在此后25年内都没能恢复。

斯大林对死人毫不在乎，但损失国家财产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于是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谴责下面的干部“过度热心”，违反了“自愿加入”的原则，搞强迫命令。他恩准农民可以自由退社，还让格伯乌审判和枪决了若干忠实执行他的指示的积极分子们。

既然恩准退社，农民哪还会跟你客气？立即就有许多农户申请退出，可惜他们很快就发现，百姓是怎么也玩不过共党的。退给他们的土地并不是他们入社时被拿走的地，而是边远的废地，不是沼泽，就是荒地，而且牲畜和农具都不发还，种子粮也迟迟不发下来，政府派给他们的农业税还特别重，单干根本就活不下去，于是他们只好再度“被焕发”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再度“被自愿”加入农庄。

就这样，到了1931年，斯大林规定的战略目标业已基本完成：大部分农户都入了社。然而根据他的“社会主义越进步，阶级敌人的反抗也就越激烈，阶级斗争也就越激烈” 的公式（这其实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他好像忘记那些人都死在极北苦寒之地了）、反革命、外国间谍、民族主义者渗透进了集体农庄乃至各级党委，从内部破坏颠覆革命事业，抗粮抗捐，瞒产私分，企图在城里制造饥荒，迫使共党屈服。于是他断然决定给农民上一堂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课，从此知道什么叫“饥荒”。

时任政治局委员、乌克兰第一书记的柯西沃尔（Станисла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Косиор）在1930年夏季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

“农民们采用了新战术。他们拒绝收获庄稼，想让麦子烂在地里，让饥荒扼杀苏维埃政府。但敌人估计错了。我们将向他们显示什么是饥荒。你们的任务是制止富农破坏收获，把最后一粒粮食收进来并立即交到交粮处。农民们没在干活，他们指望靠藏在地窖里的旧粮为生。我们必须强迫他们打开那些地窖。”

这证词得到了叛逃到西方去的克拉夫钱科（Виктор Андреевич Кравченко）的证实，据他说，当他被派到乌克兰去开展集体化运动时，发现当地谷仓里有大量的储备粮，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却在活活饿死。他于是违反党的指示，借给农民一点粮食，中央委员哈达耶维奇却带着一伙人却来找他，对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是个未来的工程师，也是个好党员，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一场无情斗争正在农民和我们的政权之间进行。这是一场生死斗争。今年是对我们的力量和他们的耐受力的一场考验。需要一场饥荒来告诉他们谁是这儿的主人。这饥荒已经使得数百万人丧生，但集体农庄制度就是要在这儿存在下去。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斯大林作了一系列严密的部署：调兵封锁了乌克兰－俄罗斯边境，不许饥民流出，严禁外面的人带粮食进去；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内部护照”亦即身份证，只有城市居民可以拥有身份证，凭证获得定量供应，而农民则没有，因此只能终生呆在出生地（其实也就是咱们的户口制度）；派出工作队去挖地三尺，把农民最后的一粒粮食抢走。一位后来忏悔了的工作队员在《一个真正的信徒接受的教育》中回忆了他的经历：

“我听到孩子们在呛咳、尖叫。我看到男人们的眼光：恐惧，哀求，充满仇恨，迟钝的冷漠，那仇恨或是会被绝望熄灭，或是会被半疯狂的大胆的蛮力燃起。‘拿走吧，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吧。炉子上还有一罐甜菜汤。它是素的，没有肉，不过还有点甜菜、洋白菜和土豆在里面，还有盐！公民同志们，你们还是把它拿走吧！给你！等等，等我把鞋子脱了。这双鞋补了又补，不过兴许对无产阶级，对我们亲爱的苏维埃还有点用处。’

看到和听到这一切完全是酷刑折磨，参加这烂事就更糟糕了……我说服自己，向自己解释：我不能心慈手软，我们是在完成历史的必然。我们必须尽到革命的职责，我们是为社会主义祖国获取粮食……

我看到了‘全面集体化’意味着什么——他们怎么把人定为富农又怎么消灭，他们在1932-33年冬天怎么无情地剥夺农民。我自己参加了这场运动，洗劫乡村，到处寻找藏着的粮食，用铁棒敲击地面去找埋着的粮食。与其他人一道，我倒空了老人们的储藏柜，对孩子们的哭喊无动于衷……

在1933年那个可怕的春天，我看到人们因饥饿死去，我看到肚子膨胀的女人和孩子变成青色的，他们仍在呼吸，但目光空虚，了无生气。还有那些死尸——穿着破烂的绵羊皮袄和廉价的毡靴的死尸；农舍里的死尸；沃洛格达融雪里的死尸；哈尔科夫桥下的死尸……我看到了这一切，但我并没有发疯。我也没有诅咒那些人，他们在冬天派我去抢走农民谷物，在春天又派我去说服那些步履维艰、骨瘦如柴或是浮肿的人到地里去，‘以突击队员的作风完成布尔什维克的播种计划’。我也不曾失去我的信仰。就像过去一样，我相信，因为我想相信。”

饿成那样，为何不偷庄稼？斯大林同志早就深谋远虑地想到这点了。1932年7月间，他发布了法令，任何胆敢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都要被枪决或是判十年徒刑，而且不许被赦。这法令被农民称为“五穗法”，意思是只要偷盗了五穗麦子就得被枪毙或是判处十年徒刑。这法令得到了雷厉风行的执行。光是哈尔科夫（乌克兰当时的首府）一地，一个月内便判了1000多人的死刑。

于是农民不管怎么饿得受不了，都只敢吃自己的孩子而不敢去碰集体的粮食。当地苏维埃为此印制了大量招贴，忠告农民：“吃自己的孩子是一种野蛮行为。”何等红色幽默！原来，在无产阶级领袖看来，俄国人民有吃自己的孩子的野蛮习惯，需要他们耐心教育，移风易俗！

不过这陈规陋俗还真难破除。二战后乌克兰再次发生饥荒，赫鲁晓夫的下属敖德萨党委书记告诉他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下乡视察，在一家农舍里见到一位农妇把儿子的尸体放在桌上切，一边忙活一边聊天：“我们已经吃了马涅契卡（女孩爱称），现在我们要把万涅契卡（男孩爱称）腌起来，这能让我们过上一阵子。”

国际社会听到饥荒发生，主动组织援救。国家元首加里宁和外长李维诺夫却出来坚决否认饥荒存在，《真理报》连续发表集体农庄庄员们的决议，歌颂乌克兰的大丰收，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诽谤，坚决拒绝帝国主义别有用心的援助。英国小说家萧伯纳被苏联政府请到乌克兰去，访问了一家“模范集体农庄”，回国后到处说所谓饥荒是造谣。然而仍有极少的外国人设法到了乌克兰，报道说乌克兰的万里良田完全成了长满了杂草的荒地，那是因为农民饿得再不可能下地干活了。

饥荒于1932-33年冬发生，于1933年5月到达高潮。但斯大林毕竟还是需要出口谷物挣外汇，而乌克兰乃是全欧洲著名的粮仓。因此他一方面将俄国的农民移居进去，以补充当地大量损耗的劳动力，一方面从1933年2月底起便开始向乌克兰发放种子粮。4月间，他批准发放一点储备粮，让农民恢复点体力去从事春播，5月间，他总算允许地方当局发放点救济粮，为灾民提供医疗救护，并为集体农庄提供牲口饲料，于是死剩的农民又逐渐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

不过乌克兰人民似乎还是没学会斯大林尽力教给他们的那一课，仍然梦想独立，为此在二战期间发动了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直到50年代初才最终被苏军镇压下去。几十年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脱离了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

尽管其他一些地区也受了害，大饥荒主要发生在乌克兰，于是世界历史上在希特勒的Holocaust之外，又多出了个斯大林的Holodomor （乌克兰语为Голодомор）的专用名词，那意思是“以饥饿手段进行的谋杀”。无可争议的是，那饥荒不是歉收引起来的——1932年在乌克兰是个丰收年。学界有争议的是两点：一是死亡人数。二是那到底是政府的工作失误造成的，还是蓄意进行的冷血谋杀。

对死亡人数估计出入很大，最低为1百万，最高为一千万，多数采用的数字是7百万。我个人认为这恐怕是个无法查清的问题，因为那年头人命实在不值钱，而死亡原因实在是五花八门：饿死的，被格伯乌枪决的，受酷刑扛不住死掉的，劳改死的，被流放到死亡地带去冻饿而死的……谁有本事查清光是饿死的究竟有多少人？能肯定的就是，斯大林亲口承认流放了一千万“富农”，而其中大部分都死掉了。但那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富农，并不光是乌克兰一国的，也不是在乌克兰饿死的。

第二个问题也有争论，即使是斯大林的辩护者，现在也不敢再否认乌克兰发生过大饥荒，只是把它说成工作失误，犹如咱们的大饥荒一般（咱们的大饥荒之所以发生，乃是领袖是个惊天动地的白痴，倒不是蓄意谋杀，虽然客观效果令乌克兰的Holodomor黯然失色，但论主观动机则跟斯大林的故意犯罪毕竟不同）。

乌克兰的独立使得这个问题脱出了单纯的学术范畴：乌克兰认定那是斯大林实行的种族灭绝，但俄罗斯绝不会接受这指控。普京同志已经把这点说得很清楚了：一个国家不能糟蹋自己的过去，必须尽可能加以粉饰，否则就会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

不管怎样，2003年11月10日，25个国家包括俄国、乌克兰与美国，在联合国签署了纪念Holodomore70周年的联合声明，其序言说：

“在前苏联，几百万（millions，英文数词很模糊，此词泛指从几百万到几亿，今姑译为“几百万”）男女儿童作为牺牲者，倒在了极权政体的残酷的行动与政策之下。1932-1933年在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Holodomor）夺去了7百万到1千万无辜生灵的性命，变成了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悲剧。为此，我们注意到纪念这场饥荒70周年的追思仪式，尤其是乌克兰政府组织的仪式。

在追悼乌克兰悲剧的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也纪念在伏尔加河地区、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以及前苏联的其他地方的死去的几百万（millions, 可以是几千万，无法准确翻译）俄国人、哈萨克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代表，他们因内战和强迫性集体化而死去，在后来人的良心上留下了深刻的伤疤。”

最后一句话我难以同意：毛子有什么良心？真有良心的民族，还会出列宁斯大林那种怪物么？



Holodomor追思纪念广告

2008年3月间，乌克兰和其他19个国家的政府认定，苏联政府的行为是种族灭绝（genocide）。2008年10月23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认定Holodomore是反人道罪行。乌克兰政府之所以要在国际舞台上折腾此事，乃是因为毛子政府最近赖账，说那并不光是针对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也一样饿死，因此说不上是种族灭绝。

我个人觉得，倒在那场大灾荒的人虽然主要是乌克兰人，但的确并不光是乌克兰人，而“种族灭绝”是专门针对某个民族的灭绝性屠杀，因此毛子的强辩也有点道理，不过毕竟还是不能成立，否则希特勒搞的也不是种族灭绝了——他并不光杀犹太人，同样也杀吉普赛人乃至本族的智障人士与精神病患者。

我觉得，争论这类术语似乎没太大意义，关键问题是必须确定，这场大饥荒是斯大林故意制造的，目的是大量饿死乌克兰农民，使得他们从此丧失反抗的胆量。此乃布尔什维克党人一贯实施的“有组织的恐怖”，为列宁同志亲自提倡，由捷尓任斯基同志亲切宣讲，斯大林同志不过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把大规模集体处决改为以饥荒杀人罢了。

必须承认，从设计构思来说，Holodomor要比Holocaust更巧妙百倍。它不但不需要繁难的技术，不需要任何硬件和交通设施，而且最大的优点是可以抵赖。这就是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为斯大林抵赖，说那饥荒不是他故意制造的。的确，除非亮出斯的手令来，否则谁也无法说他拿到了谋杀的过硬证据。可惜斯大林就是再傻，也绝不会去留下此类罪证。从这点来说，斯大林同志真是比希特勒同志高得多，是世上几百年才出一个的罪犯天才。据布哈林说，斯大林同志曾对他说：“你和我都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什么都不是。”在我看来，应该是斯大林对列宁同志说：“你和我都是喜马拉雅山，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诸小丑什么都不是。”

即使如此，在我看来，他的杀人故意仍然是昭如天日，连盲人都能看见。上文列举的证据不必说，只需看看苏共在此前此后发生的饥荒的应对措施就够了。革命前俄国发生过的最恶劣的饥荒，是1888的旱灾引发的，一共饿死了37.5－40万人。这与布尔什维克无关，只是给出来证明“新旧社会两重天”。布党执政后，1921年，伏尔加与乌拉尔地区发生大饥荒，估计饿死了五百万人。饥荒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长达六七年的战祸，其次是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使得农村破产，最后是时断时续的旱灾。

饥荒发生后，苏俄政府并未隐瞒，也未拒绝国际社会救助，因此饥荒的真实情况能被外国人报道出去，其可怕情景被拍了下来用作募捐广告。



1921年俄国大饥荒

列宁当然也在灾难中表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冷血，例如最先提出援助的美国人要求自己能安排铁路运输，并能公平地将救济物资发到所有需要的人手里，列宁将此视为干涉内政而断然拒绝。但他后来还是同意接受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组织的援助。只是布党实在太下流，一面接受国外运进来的救济粮，一面向国外出售谷物，使得国际救灾粮化为苏俄政府的外汇，国际慈善机构因此决定停止援助。但不管怎样烂污，列宁第一没有故意制造那饥荒，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祸，但并不是蓄意制造的；第二不曾向国际社会隐瞒灾情；第三不曾无条件拒绝国际援助；第四，布党政府虽然救灾不力，甚至把这当成创汇机会，但毕竟没有禁止他人救灾。

在此之后乌克兰也发生过饥荒，那就是上文提到的1946年因头年干旱导致的饥荒。斯大林将征粮指标订得很高，让集体农庄连种子粮都没能留下。赫鲁晓夫眼看饥荒即将发生，冒死多次向斯大林进谏，请斯大林降低征粮定额，甚至还请斯大林批准向集体农庄庄员发放粮食定量卡。虽然他惹得斯大林龙颜大怒，被多次骂得狗血淋头，但斯大林最后还是同意批给赫鲁晓夫一些食物制品、种子粮和钱，让他去乌克兰开施粥厂（我这是借用传统中国的救灾方式，赫鲁晓夫办的是供应免费汤的食堂），因此侥幸避免了大饥荒再度发生。

1921年的饥荒还可以说是列宁当家。但1946年乌克兰的起码救荒措施却是斯大林批准的，说明他那次并不想故意饿死乌克兰人。因此，如果他真无杀人之意，地方长官犯颜直谏，让他认识到后果的严重，他还是会采取点起码救荒措施的。

然而1932-1933年发生的饥荒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地方长官包括上面说的那个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书记柯西沃尔与哈尔科夫区委第一书记捷列霍夫都曾向斯大林苦谏过，换来的却是大清洗。整个乌克兰共和国中，被撤换的地区书记高达237人，被撤换的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高达249人。就连柯西沃尔本人也在1938年被捕，于次年被枪决。

由此可见，斯大林对乌克兰发生的两次饥荒的态度完全不同。第二次不是他故意制造的，倒确实是高估了产量，低估了灾情（据说是赫鲁晓夫报喜不报忧的结果），因此他在得知了真相后，尽管暴跳如雷，毕竟还是同意救灾了。而他对第一次饥荒的反应表明他完全知道实际情况（否则就不会派部队封锁乌俄边境了），但不许别人说出真情，也不许国际社会援救，还坚持让部下把农民的粮食抢光。直到他觉得把农民教训得差不多了，才赶在春播前发放点种子粮，并发点粮食让幸存的农民恢复体力。这good timing本身就说明了那是事前计划得何等精密的冷血谋杀。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