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断章师爷 就芦笛先生的“猴论”说几句话； 芦笛 猴论

就芦笛先生的“猴论”说几句话

断章师爷

看了芦笛先生的《猴论》，颇有同感。盖芦笛先生揭开了皇帝的新衣 ——其实是没有穿衣!当然，芦笛先生不是那个直言无忌的小孩，也不是众多闭口旁观的成人，而是一位厌倦了成衣行当的智者。芦笛先生这篇文字揭示了太多人生的真谛，当然他是以过来人的口吻介绍的，沧桑之余，难免尖刻。

芦笛先生言及“大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猴子也能胜任愉快”，对此我不能置一语。我这个人一直对于“白衣天使”敬畏有加 —— 因为怕死。尤其现在年纪老了，稍微有点头痛脑热，都抗不过去，只能求助大夫。我家兄弟姐妹6人，只有大姐习医。（不过也幸亏她习医，才给父母和众多家庭成员带来那么多难以想象的便利）我只知道大姐对于自己选择的专业十分满意，尽管她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习医。我倒是没有询问过她行医生涯是否枯燥，不过从来没有听她抱怨过工作的辛劳，即使在她当门诊大夫和下乡巡回医疗的那些年头。然而，当我偶尔看到她家书柜中竖着的那一本本小枕头似的《内科学》、《外科学》《病理学》、《诊断学》、……，心里就直发沭：这么多的皇皇巨著，怎么背得下来？!

我大学进的是交大冶金工程系（当时使用的代号是7系），分配的专业是焊接。然而我在这个全国闻名的工科大学中只念了《政治经济学》、《哲学》、《外语》（俄语）、《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等基础课程，大二那年六月初就爆发了那场“史无前例”。70年毕业后，（我是64年进校，学制5年，按理是69年学成，欣逢“一打三反”高潮，延至70年才分配）分配去河南，当过学生连队的大兵（其实是与黄土地打交道）、宣传太祖思想的工作组成员、公社中学的老师、县城化肥厂的技术员等。直到浩劫过后，才得知还有考研究生这条出路可以调回上海去。当时就琢磨开了，投考哪个专业呢？尽管填写履历时，在专业一栏中我总是写上“焊接”两字，但是我这一辈子只是在65年“学工”期间捏过几个星期的电焊枪。思来想去，茫茫神州，众多学府，适合我包考的专业似乎只有中科院（华东分院）的应用物理专业，结果总算如愿以偿，回到了上海。

三年硕士研究生寒窗期间正值科学的春天，人人争学陈景润，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追补回来。以至于有些同窗连看场电影都要暗暗自责，仿佛是虚度光阴一般。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创刊不久的《遥感技术与应用》上，当我拿着编辑部寄来的清样进行校对时，心头的喜悦就如张爱玲女士所说的那样“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象是头一次见到”。然而我那位在求学期间踢过北京高校联队的导师李副研究员却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句“小断，要在这儿（他用手指了指实验室的窗外）站得住，一定要两只脚能左右开弓。否则只好坐冷板凳。”我明白他的意思是《遥感技术与应用》偏重应用，最好是要有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上才够档次。于是，我化了不少功夫从国外文献中选择了一个传感器的数学模型，根据工程数学课上学过的样条函数，用Algol 60编了个简单的程序，写在老式的穿孔纸带上，将自己的实验数值输入，以确定相关的参数。在计算机房里干了好几个通宵，最后洋洋洒洒地写了近10个page的一篇长文。李老师看了极为满意，亲自动手削减篇幅，还改正了好几个错别字。然后大笔一挥，在我的姓名之前签上了他的大名。结果发表在《自动化学报》上。后来，经李老师的指导，我又稍加裁剪，补充了几组实验数据，写了续篇和第三篇。最后是将这三篇文章汇综后，合并成一篇文章，拿去参加评选，获得了一个优秀论文奖。对于科研工作，我算是初窥了堂奥。李老师的这句话，也成了我终身的座右铭。

我由硕士、而博士、而博士后、……直到自己指导博士为止，一直念念不忘“两只脚”的生存学说。一方面常年从事应用技术的开发，一方面不断发表理论层面的论文。其实，开发一项全新的工程技术谈何容易，从实验的开题报告；到取得初步苗头；到获得重大进展；到去专利局备案存档；到与有关部门洽商中试；到企业正式购买投产，非亲历者实在难以体会其间的甘苦。然而，诚如李老师所说的，为了 “在这儿（或者那儿）站得住”，我每年还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

上世纪底联合国统计的全球人口是60亿，我写的每一篇论文的读者，大概不会超过20人。因为每次来索要reprint 的都是那十来个人，每次Conference 也都是那十几张老面孔（自然常常会有几张年轻女士的美丽脸蛋跟着老面孔来，为会场增色不少，下次又会有新的俏脸替代出现）。然而正是这些拥有屈指可数读者群的一篇篇论文却成了我年复一年地写年终报告时的主要内容。世界上每年出版的各种科学技术文献，浩如烟海，真正有传世价值的又有几篇呢？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唯一用处是充塞在各个图书馆的架子上，成为蠹鱼的美味佳肴。

诚如芦笛先生尖刻地指出的那样“打个比方，现代科研的whole picture，非常像报纸上的传真照片，……一般的科研工作者终生忙碌，无非也就是描出几个黑白点来，把它们除掉并不会影响画面。”我正是那传真照片中的一个白点而已。芦笛先生把科研工作比作“猴子也能胜任愉快”的把戏，我的言辞没有他那样犀利。但是每次参加Conference，听着世界各地来的学者专家踌躇满志地站在讲台上，口吐莲花般地介绍他们取得的辉煌成果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儿时看过的一个成语故事“熟能生巧”，心中暗暗说句 “君亦无他，唯手熟尔”。当他们就某一专题展开讨论，各自滔滔不绝地引经据典一番，大有舌战群儒傲视众小的气势时，我的脑袋中会不合时宜地闪过一幅“小女儿斗百草”的行乐图。

其实，说穿了做科研和扛大包、下厨房、扫厕所……完全一样，就像上海人所说的只是一种“混口饭吃吃的行当”。当然罗，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保证后，也不乏工作中获得的某些乐趣。譬如，有时在实验中出现一种预料之外的现象，遍翻文献，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提出几种假设，再设计相应的实验进行证伪或者证实。一旦寻到了准确的解释，就会体会到一种福尔摩斯破案时的成功喜悦。

芦笛先生提到“我当初若是去当个工程师，好歹能设计出若干于人有用的机器；若是当建筑师，每个建筑都是我的智力成就的丰碑”。关于这一点，我想芦笛先生大可不必“悔不当初”了。我尽管没有获得过工程师的职称证书，但是在县城化肥厂那会，被借调到一个工业设计院对于整个地区的热能设备实施了一次革新。除了绘制工程图纸外，似乎不需要任何知识，因为工程施工时需要的所有数据都可以在各种工程规范和设计手册中查到。领导整个革新工程的是一个“三结合”班子，内中主管业务的是位50来岁的总工程师，他也只是在总体规划上把把关，连图纸都不看的。此外，正如看客先生在跟帖中指出的，建筑师“在国内发挥的余地也不大，为稻粱谋，狗屁不通的领导、开发商的意见都比你的创作重要。”

我大哥是上海某建筑工程设计院的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全国各地的不少楼堂馆所都是他的手笔。他告诉我，其实所有的图纸全是手下的那批工程师、技术员用电脑程序绘制的，方便无比。他的收入极丰，不知兼了几个单位的顾问，却不用去顾去问，只消在最后的工程论证会上出示一下他那张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的证书就足够了。直到5年前他患直肠癌动手术切除后，才把身上所有的职务推了个干干净净。现在他笃信佛教，疗养身体之余，无偿地为我们浙东老家的几座寺庙进行古建筑的设计和改造，这也算是他退休生涯中的一件乐趣了。

下面再谈谈我的几个同学和友好的事情。我曾与一位颜君合作过，他是唐敖庆先生的研究生。此君没有任何乐趣好爱好。据他自己说，每天只看一刻钟的电视新闻。脑子里成天思兹念兹的就是他那个构象统计学，真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了。构象统计物理学之于他无异于宗教之于信徒。颜君是唐门“八大弟子” （包括孙家锺、江元生、邓从豪、刘若庄、张乾二、鄢国森、汤心颐等）之外唯一评上科学院院士的，付出的代价是换了一付肝脏。现在颜君把全副精力用在婺剧研究上，他的老家是浙江金华。前些年他托人给我捎来了一本自费出版的《婺剧三记考》（师爷按：槐荫记、合珠记、白兔记）。

我在念硕士时的同学黄君是复旦物理二系1965年毕业的，分在甘肃二机部所属的一个军工厂。当时他大约三十七、八岁，我们尊称他为“大师兄”。他坦言直说考研究生的目的只是为了女儿的前途。黄君后来去了美国，跟丁肇中做过研究，再后来到了欧洲。前几年黄君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EONR）退休下来，谢绝母校复旦的返聘，和他原籍匈牙利的第二任夫人居住在洛桑乡间，在蓝天白云下，牧放羊群，培植草莓，怡养天年。他曾有句寄我“三春牧羊不踏青，六月摘莓忘尝新”（黄君的女儿是耶鲁的医学博士，现在和母亲定居美国。）

另一位陈君，在嘉定工厂当了十来年的翻砂工人，凭自学考上原子核所的硕士研究生。陈君毕业后，留在所里工作。后来也赴美留学，拿了博士后做过研究员。不久又辞职在纽约开了一家出版公司，在当地华人中口碑极好。据陈君说是要按自己的活法而活。可惜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不幸罹患癌病，撒手人寰，丢下妻儿，令人扼腕。

我行年63整岁，还有2年就要退休。在坚持最后一班岗的同时，常常对以往消逝的岁月进行回顾。上面谈的就是其中的部分感受。

芦笛先生是极顶聪敏的人，他quit自己的科研生涯，自然有其理由。我个人深信，他在网络上的文字，必将传世。但是，正如芦笛先生语重心长地对小衲所说的“你现在的年龄，正是建功立业的关键时期……等你熬成本行的巨无霸时，再来这儿fulltime地上班，好伐？ ”其实，我想这句话同样适合《芦笛自治区》的其他才俊青年。

最后，我想芦笛先生在《猴论》中说的“最可能拥有的人生，还是无惊无险、平庸乏味的一生。”实在是至理名言!